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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天空》表演中呈现的新特征

时间:2022-08-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从《西藏天空》的表演处理中,还可以提取出一些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表演的新特征。主动或被动的吸纳与被吸纳,形成了《西藏天空》重塑民族图腾以及建构民族新形象的表演表意效应。阿旺仁青凭借在《西藏天空》中的表演,获得2013年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新人男演员奖,这是对他成功塑造丹增这一复杂形象的肯定。

从《西藏天空》的表演处理中,还可以提取出一些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表演的新特征。

一是在影片中,表演作为一种艺术创造,其主体由藏族演员完成,并经由导演以及其他职能部门的美学处理和调控。按照影片主创的说法,不再“穿着少数民族服装,演着汉人情感”。从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样能较为准确和原初地呈现藏民族的思想观念和美学样貌。藏民族从被动观看、被动读解,到多重视角和多重助力下的自我询问、自我诠释,强化了观众对于藏族文明历程的认知与认同,达到了人本主义的艺术效果和文化身份建构的目标,并显示了藏民族表演力量配置不断强化与更新的前景。

民族叙事作为国家叙事塑形的重要环节,是对地域性空间经验的描述,这种内部生产和生活经验的书写,维护着多民族国家内部意识形态秩序的稳定,补充和丰富着国家叙事的魅力。以往的少数民族影片的演员构成主要有两类情况,一是从原来汉族演员与少数民族演员共同扮演少数民族角色,现在演变为基本上由少数民族演员扮演少数民族角色,而且,颇为注重由本族演员来出演;二是从原来职业演员与非职业演员共同扮演,发展到更多地倾向于由非职业演员出演。显然,这二者都与原生态表演的美学追求有关。然而,在文化交流需求高度发达的新世纪,外来艺术诉求的介入甚至核心作用,多种动力的渗透和制约,这些复杂因素或隐晦或显著,或有意识或无意识,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表演美学也就有着多种力量的博弈关系,使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表演成为一种颇为意味深长的国家表情。在西藏题材电影中,本土的藏族居民尤其是广大民众,大多以“被压迫者”、“被解放者”的形象出现,也有少数“自救者”、“反抗者”和游离于政治环境外的“普通人”,而汉族人物则有着“解放者”、“救助者”、“启蒙者”的身份,因而双方在表演形态上各自有着鲜明的文化标识和符号编码。在《西藏风云》中,这些身份都多元混杂地交织在了藏、汉人物的身上,少爷丹增与农奴普布的身份纠葛贯穿全片,并且他们对“替身出家”的制度各自抱有疑问和不满。1965年西藏自治区政府成立后,丹增回到藏区成为一名普通教师,自食其力却连火也不会烧。央金问他:“你心里一定很怨恨吧,从曾经的天堂里被赶了出来。”丹增回答:“我从不觉得那是天堂”,表明他自身思想情感的复杂性与身份的多重性。汉族医生杨谨,一方面献身于西藏的事业,从备受怀疑和攻击逐渐获得了藏民们的理解和爱重,被央金称赞“你真是菩萨”;另一方面,却在叛乱中受到波及,导致自身作为母亲的权利永远丧失,她的丈夫也从未在影片中真正亮相,天然的生理特质的缺失,是这个人物身上触目惊心的缺憾。杨雪在影片中刚毅而又亲和的表演策略,抛弃亮丽的形象,其造型、神态、动作、语言都朴实真挚,有时甚至是粗糙狼狈的,尽量遮蔽了女性的魅力和风情。

二是《西藏天空》的表演美学中出现了一种渐进式的“吸纳”现象,即将不同背景的表演美学部位融进塑造人物形象的整体风格之中,又整部影片的表演基调浑然一体,有机参与了影片的整个技术以及艺术构成。主动或被动的吸纳与被吸纳,形成了《西藏天空》重塑民族图腾以及建构民族新形象的表演表意效应。影片中主要体现为饰演丹增的阿旺仁青在表演中将不同文化背景的融合与贯通,以及饰演活佛的多布杰队不同表演方式的渗透与交织。

阿旺仁青饰演的贵族少爷丹增,是影片中跨度最大、经历最复杂的人物。海归精英、贵族少爷、地主遗少、普通教师(知识分子)、赎罪父亲……复杂的身份和文化背景使他的表演充满了一种碰撞、博弈和竞合,且无缝对接在了人物的情感逻辑和认知觉悟之中。无论是留学归来后的守旧与开明并存,还是对普布朋友式的依赖和主人式的压迫,以及对杨医生既高傲又仁善的态度,以及对央金爱恋与占有欲并存的心理,阿旺仁青将这些纷繁的人物关系处理得层次分明、毫不生硬。丹增身上最能体现出影片不同阶段的政治环境和时代脉搏,然而,去除外力造成的认知干扰,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普通人在经历家国沧桑、人世纷争中或主动或被动的精神变化。阿旺仁青紧紧抓住丹增潜意识的性格以及人格逻辑,将内心的不安和躁动外化到矜持的表情和波动的眼神之中。尽管内心世界遭受着激荡与翻覆,外在表演却始终有着西藏贵族知识分子的清高自诩与波澜不惊。阿旺仁青凭借在《西藏天空》中的表演,获得2013年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新人男演员奖,这是对他成功塑造丹增这一复杂形象的肯定。

著名藏族演员多布杰饰演的多哲活佛,则能看到戏剧化表演和零度表演相结合的表演形态。与原生态表演不同的是,“零度表演乃是一种风格,原生态表演则是一种状态,零度表演可能是原生态表演的状态,也可能是戏剧化的表演形式。”[45]有别于丹增身上清晰与集中的情节线,活佛所处的情境中的戏剧冲突是隐性的和内心的,也是更为深邃和“不可说”的。活佛一直在更深的困境中寻求着平衡:藏族权贵和宗教信念之间、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现世生活和往生佛界之间,因而这个人物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和局限性。多布杰在处理人物时,并不虚张声势,而是用克制而冷静的表情,肃穆而阴鸷的眼神来传达人物的精气神,让活佛这个人物身上充满了静默却危险的戏剧张力。活佛临终的表演段落让人印象最为深刻:流亡印度的活佛在弥留之际,依然保持着静穆的定力,丹增问他最后一个问题,“您真的相信有‘替身’吗?”活佛苍老的双眼放空着凝视上方,缓缓答道,“我的转世还在西藏。”多布杰用眼神表现出活佛临终前极致而玄秘的状态,让人产生无尽的联想:人性与佛性、今生与来世、执念与通透、沧桑与纯净……令人感慨动容之际,表演也就达到了一种生命倾述和文化沉思的高度。

从艺术创作经历来看,多布杰先后参与了《红河谷》、《西藏风云》、《一代枭雄》、《极地营救》、《无人区》、《可可西里》、《辛亥革命》、《喜马拉雅王子》等多部大制作影片,获得了包括“飞天奖”、“金鸡奖”、“骏马奖”等在内的多个重量级表演奖项。《西藏天空》也并非是多布杰首次扮演活佛,1987年他就曾在话剧《布达拉宫秘史》中饰演六世达赖,仅在全剧尾声处有少许戏份的他,却凭借精准真实的表演,让有的老年观众浑然忘我、信以为真,“以为达赖喇嘛真的出现了,马上双手合十,嘴唇蠕动,一要连声地祈祷诵经,有的甚至想跑下磕长头。”[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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