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概述

第一节　社会分层概述

一、社会分层的内涵与功能

1.社会分层的概念

分层(stratification)原来是地质学用语，是地质学家在分析地质结构时用来指地质构造不同层面的专用名词。在人类社会中，由于种种社会差别及社会分化等导致社会不平等，使得人们总是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层次，从而构成了人们在社会中的上下位置，为此，社会学家借用分层这一概念，来指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它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社会中的人们分成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和现象。我们采纳李强的观点: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社会资源是人对有价值的资源的总称，它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其中经济资源是核心资源。在任何一个社会，一种稳定的社会分层体系只有在大多数人认可的情况下才能维持下去。从人类历史看，宗教信仰、特定的意识形态可以维护社会不平等体系的合法性。

2.社会分层的功能

根据戴维·格伦斯基的观点，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使用某种方法把社会成员分配到不同的社会位置当中去，并且促使他们承担相应位置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因此，社会必须从报酬上考虑不同层次成员的需要，以便使人们获得相应位置后便有愿望承担其责任和义务。所以，一个社会就必须设计有刺激性的报酬和根据位置的不同来对报酬进行分配的途径。于是，这些报酬和分配就构成了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于是，社会分层也就产生了。在重要职位的占有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保护和扩大其特权的情况下，分层体系就变成了“自我再生”的体系。当社会分层体系过于僵化的时候，社会分层体系就会限制人才的发掘、个人潜能的开发，限制社会生产性资源的扩展，并且在道德、意识形态上处于保守，制造巨大的社会不平等，于是不同阶层人群之间的冷漠和敌意会逐步强化。

二、社会分层的标准

社会分层的本质是社会资源在各群体中如何分配的问题，因此资源的类型和占有水平也就成为划分阶层、社会地位的标准。就社会分层的标准问题，李强总结并提出了十种标准。^[1]

第一，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或剥削与被剥削划分社会阶层。马克思认为社会对立、阶级对立的实质是生产、付出与占有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的问题，占有剩余价值的就成为剥削阶级，不占有的就是被剥削阶级。还有一些分层理论的大师也是持此种观点的，比如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美国的米尔斯(C.W.Mills)、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大师、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赖特(Erik Olin Wright)等。

第二，按照收入划分社会分层群体。按照这种标准，低收入者构成社会下层，中等收入者构成社会中层，高收入者构成社会上层。收入分层比较容易操作，有很大的应用价值，目前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公布按照收入划分的各阶层收入的情况。

第三，按照市场地位划分阶层。韦伯认为，所谓市场地位是指生存机会或者控制商品与劳务的能力，即人们在市场中可以得到的或交换到的经济资源。它比按收入划分阶层更前进了一步，因为有些人的分层地位高或低并不来自收入而是来自占有其他经济资源，比如占有财产、商品、信息、机会、市场能力等。此种标准综合了一个人多方面的生活机会和生活状况，反映了人的实际生活地位。运用此种标准有助于区分社会上因交换关系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比如房主与房客、销售者与消费者、债权人与债务人等。

第四，根据职业划分社会阶层。涂尔干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剖析了社会分层的必要性，阐述了职业地位高低的原因。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和奥蒂斯·邓肯在他们有重要影响的专著《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以职业地位为分层基础的社会分层模式。后工业理论的先驱丹尼尔·贝尔曾经描绘，“在未来的科学城里，已经展现出三个阶级:有创造性的杰出科学家和高层专业管理人员;工程师和具有教授地位的中产阶级;以及由技术员、低级教职员和教育助理人员组成的无产阶级”。中国学者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提出的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就是以职业分层为基础的。

第五，根据政治权力划分阶层。权力的大小是社会差别的重要标志，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权力资源发挥的作用往往超过财产、收入。政治权力最大的是社会上层，中等权力拥有者为社会中层，没有权力的人为社会下层。

第六，按照文化资源划分阶层。凡勃伦(Thorstein Venblen)于1899年发表的《有闲阶级论》研究了闲暇生活、服装、古代遗风、宗教信仰、高级学识等文化现象与金钱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另外，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他的《区隔》一书中研究了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探讨了阶级文化与“习惯”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文化分层有悠久的历史，比如从语言文字上看，古代上流社会使用文言文，普通百姓使用白话文。在社会常规状态下，富人阶层会形成“贵族文化”、绅士文化，穷人阶层容易形成“短衣帮”的文化。不过在社会急剧变化时，文化分层与经济分层常常错位。

第七，依据社会资源(社会关系)划分阶层。沃纳(W.Lloyd Warner)等人于1949年出版的《美国社会阶级》一书分析了社会网络、社会关系对进入上层社会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熟悉人、社会网络、社会圈子对个人进入社会上层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改革的本质就是人们或人群利益关系的调整。在不同的社会里，利益调整的渠道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熟悉人”就是利益调整的重要渠道。

第八，因社会声望资源不同而形成的分层群体。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必须要得到别人或公众的认可，如果没有公众的认可，他的所谓社会地位也就失去了意义。比如，社会上有一些所谓“暴发户”虽然赚了很多钱、经济地位很高，但是不被上流社会认可，结果就进入不了上流社会的圈子。沃纳等人的《美国社会阶级》提出了主观的阶级模型。他们采用了社区居民相互之间声誉评价的方法，提出了六个阶层的观点:上上层，下上层，上中层，下中层，上下层和下下层。帕森斯也是主观分层的倡导者，他认为一个人在社会上地位的高低是由他人的评价决定的，而这种评价是根据这个人所能够做到的与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相一致的程度决定的。所以，主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第一位的，而经济的地位是第二位的。此外，特雷曼(Donald Treiman)也专门研究声望分层，他用数据证明，世界各国对于职业声望高低的评价非常接近，也就是说，职业声望的排序并不因各国文化的不同而发生差异，并解释说这是因为社会结构相似所致。

第九，民权资源的分配。社会学认为民权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公民权利，包括言论、集会、结社和自由行动等权利，即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其二，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其三，社会经济权利，包括享受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权利等。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homas H.Marshall)在其1950年的著作《公民、社会阶级等论文集》中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马歇尔认为，早期社会，民权资源是阶级区分的重要标志，有公民权的与没有公民权的、有选举权的与没有选举权的是不同的阶级，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一般的公民权利扩大到了社会的各个阶级，既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权就成为各个阶级共享的资源。批评者认为，马歇尔是过于乐观了。民权资源在社会阶级、社会群体中的分布仍然是不平等的，特别是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分层差异还是明显的。

第十，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的分配。这是由于资历、教育、工龄等的不同而产生的分层现象。科尔曼(James 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而人力资本存在于一个人的自身之内，并认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相互补充。由于人力资源的差异而造成的分层地位的不同，被认为是符合“后天努力”原则的。而因后天努力所形成的地位差别是合理的，因人力资源不同而形成的地位差别属于“自获地位”。

既然分层的标准是多样的，不同的社会学家自然会采用不同的标准，那么某一位社会学家，之所以采用某一个标准而没有采用另一个标准，显然是有其目的、目标或价值取向的。作为处在市场转型和社会巨变最为重要时期的社会学家，面对十分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探索区分社会地位、利益差别、阶层差别的标准和方法，其目的和目标是想寻找缓和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的有效途径。从这个角度看，以上阐述的分层的十种标准其实就是分层研究的十种工具，至于我们采用哪一种标准，要看哪一种工具更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更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