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

第二节　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

在论及何谓后马克思主义时，R.奇尔科特和E.奇尔科特在1989年指出，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指的是从强调资产阶级秩序的矛盾、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困境转而强调日益分散意识形态影响和缩小斗争的一种新兴理论秩序”。尽管这一界定的精确性和全面性尚可存疑，但它毕竟抓住了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工人阶级社会和政治地位的降低，使许多新左派产生了理论困惑和政治失重，他们认识到：“通过一个团结起来的阶级来解放全社会不再是理解或预期社会变革的模型了。”^[12]解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成为后马克思主义观点滋生孕育的契机。拉克劳与莫菲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解构，从他们理论演进的理路看，当然可以像艾伦·伍德评论的那样，把它视作他们早期反阶级还原论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批判阶级还原论并不等同于批判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葛兰西和阿尔都塞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阶级还原论，但他们并没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产生质疑。拉克劳与莫菲在1981年宣布超越葛兰西，这一立场的转移、变化也是在吸纳、借鉴了别人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因此，在审理拉克劳与莫菲对阶级概念的解构方案之前，有必要先对他们置身其中的思想背景作一番大致的考察。

一、从阶级意识的衰退到普遍主体的消失

在论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浮出”历史表面的社会根源时，斯图亚特·西姆说道：“这并不仅仅是我们学术性知识探索和政治氛围对马克思主义的敌意，而是一系列激进的文化变化业已发生，它使左派马克思主义茫茫然不知如何前去有效地应对。这一世界的一个最醒目的特征便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重要性的衰微……众多的评论家对这一现象的论述对后马克思主义意识的生成具有明显的意义。”^[13]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哪里去了?工人阶级怎么了?在古典马克思主义那里，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甚至卢卡奇在总结匈牙利革命失败时，也没有怀疑过工人阶级不再是无产阶级，而只是说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意识”淡漠了，所以卢卡奇诉诸总体性的辩证法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强大的“物化”对无产阶级意识的发育和生长的巨大阻挠。而卢卡奇对总体性的渴望不仅带有强烈的救世乌托邦主义色彩，而且难免泛化出一种极权主义的趋向，因此之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阿多诺对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一直穷追猛打。而1968年“五月风暴”又历史性地印证了总体性逻辑的坍塌。“五月风暴”在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流变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其后，一些左派思想家开始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变化重新考量，在这方面，尼柯斯·普兰查斯和安德烈·高兹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而这一探索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产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普兰查斯阶级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引进了“新小资产阶级”理论以“消解”盛极一时的“新中产阶级”理论。他抵制阶级界定的纯粹经济标准，而坚持把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到阶级划分中来，并把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分与阶级划分的基础纠缠在一起，这样一来，他就有了两个“杀手锏”或者说“双重标准”：他利用后一标准将非生产性“白领”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同时借助前一原则把生产领域中的“白领”分离出工人阶级。他这样双层“过滤”的结果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就从大多数被减少到一个残余的群体”。^[14]普兰查斯捍卫工人阶级的纯洁性和革命霸权的努力造成了一个令传统左派不安的结果：工人阶级少数化、边缘化了，正如艾伦·伍德恰如其分地评论的那样：“普兰查斯在总体上关于阶级的定义与其特定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的定义，把社会主义策略的聚焦点从形成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转移到构筑以阶级差异和划分为基础的‘人民同盟’上去了。”^[15]而这一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定位。难怪有位评论家说，后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题在普兰查斯这里都以萌芽的形式出现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或许会循其理论逻辑与政治路径而达至诸多他的后阿尔都塞主义的同事们今日的情形。”^[16]

如果说普兰查斯的思想在“五月风暴”前后有一个从《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1968)所表达的“极左偏向”到《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1974)的“欧洲共产主义”色调的明显变化，那么安德烈·高兹的情形则更为突出，也更具范型性意义。在《工人阶级的战略和新资本主义》(英文译名为《劳工战略》)(1964)中，高兹几乎将整个“白领”阶层都划进工人阶级的圈子并追随马勒将其称为“新工人阶级”。在高兹看来，技术人员、工程师、学生、学者及研究人员虽然在生活上与一般工人群众有着明显的差距，但这并不构成将之归入“新中产阶级”的理由，因为专业人员同样是工资收入者，同样受资本规律的压制，同样遭受被异化的命运。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时高兹的思想是萨特存在主义和卢卡奇总体性逻辑的奇妙结合，它成了几年后学生运动的理论先导和实际的催生剂。

但是，“五月风暴”之后，高兹完全抛弃了他的“新工人阶级”理论，在《劳动分工批判》(1973)中，他虽然仍不不遗余力地对资本主义的“异化”开刀并把劳动分工指认为一切异化的根源，但他此时已不再将专业人员队伍当作工人阶级看待了，“即使把产业中的科技劳动者视为被剥削、被异化的生产性劳动者似乎是正确的，那么认为他们纯粹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却是错误的”。^[17]在此，高兹看到了一个悖论性现象：科技在“被异化”的同时却又制造着“异化”。技术成了资本逻辑的“作伥者”，或者说它本身就像哈贝马斯所言，已成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科技的这一偏激态度导致了其阶级理论的退却和左派立场的保守化。虽然高兹没有运用“阶级规定”和“阶级立场”的普兰查斯式的区分，但他几乎达到了与普兰查斯相同的结论：即便“白领”反对资本主义，但他们的“意识形态”仍是资本主义的，他们既不是作为无产阶级，也不是为了无产阶级，而是防止自己无产阶级化才反对资本主义的。

但高兹的“退却”并没有停止，他思想中的萨特存在主义“根底”使他“一退千里”。在1980年出版的《告别工人阶级》中，他提出了“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概念。“那种传统的工人阶级现在不过是有特权的少数，而今大部分人口属于并无职业安定感或者说没有确定的阶级身份的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他们遍布在见习的、合同的、不定期的、临时的和业余的工作领域。在不太久的将来，像这样的工作大体上要被自动化所消除。”^[18]在高兹看来，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疏离于稳定而连续的工作场所，劳动的片断化和随机性、间断性使他们对任何阶级意识或团结感的诉求都无动于衷。如果继续向后工业社会前进，它必将衍化为“非工人的非阶级”(a non-class of non-workers)：既算不上“工人”，也不构成为“阶级”。

尽管高兹的“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概念尚有诸多含混不清和自相矛盾之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高兹意欲彻底“解构”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这一“神秘的概念”或者说“幻象”(西姆语)。可以说，高兹的这一激进方案是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和普兰查斯的“新小资产阶级”理论的进一步发挥和逻辑延展，或者说是对二者的“整合”。在高兹这里，“工人”这一概念被“祛魅”了，它褪掉加于其上的许许多多的政治寄寓和理论负载——工人，不过是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字眼。在工作场所日益分散化、对抗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里，作为普遍主体的大写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在场”了。如果说工人还将存在，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它在社会建构中作为单一的普遍主体的本体论式的中心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罗纳尔多·蒙克给了这种“工人”一个特别的称谓：“后马克思主义工人。”^[19]

无论如何，在拉克劳与莫菲开始启动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概念的解构规划之前，已经有人对这一概念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我在前文中业已指出，英国的赫斯特和辛德斯在1977年就已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进行了批判，只不过那时，拉克劳与莫菲并没有接受他们的观点。而到了80年代初，欧洲共产主义已悄然衰退，全球范围内左派运动普遍受挫，而在这个当口，高兹叫出“告别工人阶级”的口号，拉克劳与莫菲听起来就特别入耳、特别易于接受。台湾学者陈宜中先生把赫斯特和辛德斯称为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但是，要看到，拉克劳与莫菲对于阶级概念的解构并不是直接得之于赫斯特和辛德斯的启发，而是受高兹的影响较大。当然，他们对工人阶级概念的解构又有自己独特的理路和途径，下面，我们就转入对他们解构方案的具体分析。

二、解构工人阶级的统一性

在上一章里，我已指出，拉克劳与莫菲在1981年的论文《社会主义策略，下一步在哪儿?》中已对工人阶级的霸权地位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先锋作用不能被视为是由经济结构先验保证的具有本体论地位的特权，但那时，他们还没有对“经济结构”进行解构，所以还没有正式提出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概念。而现在，既然为工人阶级的统一性提供担保的经济空间已经被他们“拆散”，那么，接下来的任务自然就是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

传统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的统一性建立在工人的经济关系上，这样就赋予了“经济”以特权地位。但是，拉克劳与莫菲证明，经济的如此“特权”是虚假的，它本身无法建构一个单一的、内生的逻辑规律，劳动过程要维系下去，需要各种其他关系的介入，工人的抵抗也是劳动过程组织形式的构成要素，这样一来，经济空间就既不稳定也不固定，它自身尚无明确的一致性，也根本不“纯粹”，又如何能保证在它上面建构其他的统一性，因此，从逻辑上讲，经济层面不能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性，这就是拉克劳与莫菲论证的第一步。

但是，这样得出结论，似乎太简单也太容易了，而且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因为即便经济规律不是内生性的，工人也可能由于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相同地位而达成阶级统一。但是，拉克劳与莫菲指出，工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是一个很含糊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并没有把“生产的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与“生产中的关系”(relations in production)区分开来。“生产的关系”与“生产中的关系”的区分是迈克·布拉瓦伊(Michael Burawoy)提出的。所谓“生产的关系”表示工人通过契约关系而进入生产过程，或者说，因为“生产”，工人进入了一个由工资形式体现其价值的控制方式之中，这种关系是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形式;所谓“生产中的关系”指的是工人作为劳动力在多元决定之下“创造”出来的关系，它具有特殊的表现形态。

拉克劳与莫菲认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已蕴含了这两种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关于工人阶级这一概念，包含着跟它们自己的运动规律相关的两种独特的关系：通过劳动力的出卖建立的工资关系——这种关系把工人转变成无产阶级;从工人在劳动中的地位产生出来的工资关系——这使它成为一名体力劳动者。”^[20]但是，这两种关系的差别，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明晰地显现出来，这不仅是由于这两种关系在马克思当下的历史经验中趋于一致，更是因为马克思把劳动力仅仅看作是简单的商品，并倾向于从在劳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中抹去其蕴含的所有自主性和适宜性。拉克劳与莫菲与马克思的分歧再一次显露出来：马克思总体上把资本主义的劳动看作是处于异化状态之下的，所以他强调的是劳动的附属性、破碎性，强调劳动处在不合理的控制关系与组织形式下;而拉克劳与莫菲认为资本主义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能完全将控制关系看作是歪曲的组织形式，处于契约关系中的工人并不完全外在于控制关系，这就是说，在通过劳动过程建立起来的“关系”中工人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在资本主义早期，这两种“关系”的分界是模糊不清的，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当今后工业时代的境遇之下，这两种关系的界线越来越明晰。拉克劳与莫菲对这两种关系区分的强调让我们想起了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重要成员雅克·比岱所提出的“元结构”理论。比岱认为，并非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市场是唯一的元结构成分，现代社会的元结构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综合的形式，它不是一元性的而是三元性的，它是市场、计划和直接合作的三元辩证关系。比岱对“元结构”进行拓展，其用意在于说明资本逻辑同计划的关系并不是历时性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取代关系，市场与社会主义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可以兼容起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控制与组织形式中有一些因素可以被社会主义吸纳，社会主义不是与资本主义的所有“关系”完全“决裂”。拉克劳与莫菲说“生产中的关系”有自主性与适当性，当然也隐含着劳动控制形式的“和平”过渡而不是根本断裂。

既然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关系”有两个不同的维度，而且这两个维度的不对称性日益增大，那么就不能仅仅因为工人同为出卖劳动力的雇员，而断言他们一定会具有相同的阶级立场，所以，拉克劳与莫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两种关系都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着，从而使得把工人统一起来的‘工人阶级’这一共同标签成了问题。”^[21]那么具体而言，工人在“生产中的关系”中会产生出怎样的不同主体位置呢?拉克劳与莫菲列举了种种类型，比如，就技术层次而言，掌握高新技术的工人、具有熟练技术的工人、半技术的工人、无技术的工人、结构性失业工人等等。不同的技术等级使工人在生产中处于不同“地位”，即便技术水平处于同一等级，工人也可能由于其他因素创造出不同的“关系”。再比如，在工人这一群体中，生产因素之外的一些社会特征，如人种的、性别的、性偏好的、民族的、宗教的、生态立场的、文化的等等，也会影响工人的一致性的形成。这是拉克劳与莫菲的第二层论证。

我们知道，把经济空间构想为政治的领域，把劳动过程视为斗争的场所，这是拉克劳与莫菲分析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对工人阶级统一性的质疑与反驳中，他们同样考察了政治因素的介入给工人团结带来的影响。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资产阶级会根据工人群体的不同抵抗能力运用不同的策略来分化、瓦解工人;另一方面，工人群体以及工会本身的政治实践水平及反抗能力的差别也会加剧工人的离散倾向。“工人阶级内部的这些分化，比之于那些希望其分化来说，有更加深刻的根源，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工人阶级自己实践的结果，它们是政治的分化，而不完全是经济的分化。”^[22]这种与经济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呢?这当然不是指传统理性主义的宏观政治，而是后现代的微观政治，它也许是一种边缘性的文化抵制，也许是一种抗拒权威主义的激进渲泻，也许是对认同牢笼的反冲，也许是对某种政治风格的刻意追求……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政治本身的差异造成了一条条不可完全缝合的裂口，它使工人阶级的统一成为一种虚构和幻想，“今天，我们不可能谈论工人阶级的同质性，更不必说把它追溯到资本积累规律所描述的那种机制上去”^[23]，直接引入后现代政治观来冲蚀工人阶级统一的主张，这是拉克劳与莫菲最后的“举措”。

三、解构“历史利益”——拆解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的必然联系

我们知道，普兰查斯通过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将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工人排除在无产阶级之外，然后又通过意识形态标准将一部分地位较高的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工人也排除在无产阶级之外，这样无产阶级的数量就少了，但无产阶级的“纯粹性”却得到保证。拉克劳与莫菲认为，这样一种“受到限制”的无产阶级概念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普兰查斯假定：工人阶级的分裂是不同的社会代理人中间的立场分裂。而实际的情况则是，“在社会代理人本身之内存在着立场的分裂，这些社会代理人的立场缺乏最终的合理的一致性”^[24]，这就是说，普兰查斯所界定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也没有阶级立场的一致性。

普兰查斯为什么致力于寻找“真正的”无产阶级呢?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这一目标是“政治性的”：工人的经济利益把工人与社会主义的前景直接联系起来，他们因此注定要去领导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恰恰是在这个地方，问题出现了：工人的经济利益被“过度诠释”了，其一是，工人未必有一个统一的“客观利益”，把一个整齐划一的“客观利益”归之于“工人阶级”是武断的;其二是，即便工人有所谓一致性的“客观利益”，这一“客观利益”也不能等同于“历史利益”，而在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存在着一个未加证明的设定：工人的利益就是客观的历史利益，这一利益依附于合理性的、必然的历史运动。拉克劳与莫菲认为，这种末世论的历史观与“客观利益”是互相加强的，因为有一种必然的历史过程，所以必然有一个与之相契合的“客观利益”，换言之，“客观利益”只有在这种末世论的历史观念中才具有意义。

“客观利益”涉及的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观，因此抛弃“客观利益”的概念也就是祛除本质主义的历史观念，“或者持有这样的历史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在无产阶级千禧国来临的时候，主体立场的矛盾多元性将被消除，绝对统一的工人阶级变得清晰可见——在此一情形下，‘客观利益’一开始就被决定了;要不然，就是抛弃这一历史理论，并随之抛弃将某一主体立场特权化的任何基础(这种基础决定了社会代理人作为整体的‘客观利益’)——这此一情形下，客观利益的观念变得毫无意义了”。^[25]拉克劳与莫菲的立场是鲜明的：在后工业社会中，工人的主体立场越发难以整合并日益分散破碎，主体立场的复杂化及多样性使单一中心决定的先验统一性成为不可能，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的“工人阶级概念”不再具有任何理论和政治意义。

我们看到，拉克劳与莫菲对“客观利益”概念的质疑，主要是为了消解掉其中蕴含的“必然性”，在这一点上，艾伦·伍德对拉克劳与莫菲的指责显得有些过分。艾伦·伍德说：“总之，拉克劳与莫菲的论断是，不存在像物质利益这样的东西，只存在随意建构起来的关于物质利益的观念和想法。”^[26]伍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拉克劳与莫菲的原意，因为拉克劳与莫菲并没有一般地否定物质利益的存在，他们否定的是某一物质利益先验性地、必然性地转化为政治目标，物质利益当然与政治斗争有关联，但这一关联不是机械决定论的、绝对的、线性的，物质利益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还要受到其他多元因素的影响，正如拉克劳与莫菲所表白的，他们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利益是不能够在逻辑上从经济过程中的一定立场中推导出来的。”^[27]一句话，工人的经济地位与社会主义追求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拉克劳与莫菲的核心观念清楚地显现出来：政治斗争是多元建构的过程，没有一个基础潜伏在那里起决定一切的作用，主体位置与政治目标间的联系是松散的，它处在一种不断的接合与拆解之中。工人阶级的利益可能不趋向于社会主义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28]，因为在某种政治情景下，工人阶级也完全有可能将其物质利益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只不过，这种联系不能被视为一种本质主义的内有的、固有的联系，它是一种偶然的接合。

在论及拉克劳与莫菲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的解构时，艾伦·伍德说道：“作为统一的革命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如果并不完全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是需要‘外在的介入’，比如说，以政治教育和组织形式，那么，它必然就失去了作为革命代理人的优先性，或许甚至失去了其作为一个阶级的角色认同。”^[29]在艾伦·伍德看来，这一结果既不可思议，也无法接受，因为他们把工人阶级这一概念弄得轻飘飘的，没有了一点庄严与崇高，也缺失了历史的厚重与深沉的正义承载。其实，这种在伍德眼中充满了贬损意味的“消极效果”对拉克劳与莫菲而言却正好是“积极的效果”，他们的解构规划就是要祛除长期以来依附于工人阶级身上的“圣光灵晕”，使工人阶级显现它本来的模样，或者这就好像是，工人阶级被化了很厚的“妆”，拉克劳与莫菲使用了酸性洗涤剂来清除一层层的脂粉铅华，对伍德、杰拉斯、雷诺兹等人而言，这些洗涤剂已灼伤了肌肤，甚至毁坏了面容，歪曲了形象;而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除非如此强力侵蚀，否则“工人阶级”就显现不出“本真”面目来。

关键的问题依然是：什么是真正的工人阶级?拉克劳与莫菲指责普兰查斯寻找“真正的”无产阶级是一个错误，其实，他们自己也在寻找——寻找他们所理解的真正的工人阶级。要始终记住这一点：拉克劳与莫菲并没有完全取消工人阶级这一概念，他们取消的是工人阶级概念中的本质主义因素。就如拉克劳在1987年的一篇论文《阶级战及其之后》表述的那样，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概念的解构“并不导致否认动员工人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在特定情境中的有效性，而是导向一个毋宁是相当不同的断定：工人阶级——像所有其他成分一样——是一种社会作用力，但此一作用局限于它自己的目标及可能性之内，它并非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普遍阶级’，并非是全世界人类解放的必然代理人”^[30]。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点：前者竭力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往高处提——如果工人阶级的意识达不到普遍历史利益的高度，那么这一意识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它还没有克服物化状态;后者竭力将工人阶级的意识限制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它表现为与其他因素的遇合、连接，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绝对的总体性。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内部，工人阶级的局限性问题一直就存在。即使在正统派的考茨基那里，也要求知识分子的偶然介入。卢卡奇主张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被赋予的”，而列宁更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从外面灌输”进去的，既然工人阶级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既然工人阶级是历史必然规律的表达，那么它本身为什么还不能产生出先进的意识，还需要外在的“赋予”与“灌输”?在何种程度上，从外面灌进去的意识是工人阶级的内在意识?拉克劳与莫菲要质疑的恰恰就是：什么保证了赋予者的意识与接受者的意识完全重叠一致?难道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赋予意识的赋予者自己意识到他不过是在“利用”工人阶级的意识?即是说，工人阶级的意识只是赋予者意识的“接合”对象，它们原本是不完全同质的、不完全契合的、不完全绝对一体的。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对待工人阶级局限性的另一种方式是将那种无限制的历史活动力量这一观念保留下来，这种历史活动力量能够完成人类解放的“普遍”任务，这种方式只不过是将人类解放的普遍任务从工人那里“转移”到历史舞台上的其他代理人身上罢了。20世纪60年代左派的许多部分(尤其在美国，但不仅仅是)特别地倾向于为这一角色提出新的候选人——学生运动、第三世界各民族、妇女、边缘人等等。但是，这些候选人都没能达到期望值。

正是在这一时刻，如此的想法“浮现”出来：也许错误的东西与无产阶级及其实际的斗争并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倒恰恰是“历史变化的基本社会代理人”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有一个全球性解放的规划并且它得由一个恰当的社会代理人去执行。越来越受到拷问的是作为统一进程的整个历史的概念——过去、现在、未来——在这种历史概念之内，角色被理智性地归诸假想的活动力量，这种活动力量后来被认同为具体的社会代理人：工人、群众等等。当代理人并没有以被期待的方式行动的时候，这就被解释为“虚假意识”的结果，“虚假意识”这一概念无非是说人们没有按照我们认为他们应该依照的方式进行思考。因为左派长期以来生活在普遍主体(阶级、政党)及科学(即真理的宝藏)的社会主义世界中，所以，就连这样朴素的认识——历史是实用的和有限性结构的过程而不是普遍命运的实现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日益增长的幻灭感。

是否承认工人阶级的局限性以及如何定位这一局限性，成为当今左派政治斗争策略调整的一个重要参照点。拉克劳与莫菲的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规划无非就是对无产阶级局限性的“新认识”与“新的回应方式”。他们的基本态度是：“所有的社会代理人都具有有限的历史任务，他们中没有谁注定要去实现全球性人类解放的规划;这就是说，基于种种社会运动的自治性的多元主义乃是政治的准则……我们建议的是，要通过那些完全接受了那种零碎化的组织化形式对当今社会斗争的弥散化和零碎化作出回应。工人、妇女、同性恋者、生态主义者，他们的斗争必须在没有对任何统一方向的附属的状态下得以实现。”^[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