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实证性的社会概念

第三节　解构实证性的社会概念

拉克劳与莫菲对本质主义经济空间的解构、对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的解构，实质上也就是对本质主义的“社会关系”的解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经济空间是每一社会形态的基础结构，而阶级关系则是阶级社会中政治层面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对自我调节的、具有内生性的经济空间的“摧毁”、对先验阶级统一性的消解、对所谓历史利益的拒认，无不关涉到社会的秩序与规律，即社会的同一性问题：社会有没有一个必然的构形模式?社会同一性有没有一套固定的、稳定的决定原则?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本质主义的经济空间、本质主义的阶级概念是与本质主义的社会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要彻底根除本质主义，必须从总体上否定实证性的社会概念，必须消解掉社会的先验一致性，必须废黜作为建构其部分过程之绝对总体的“社会”观念。

一、多元决定与结构性总体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曾明确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的，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32]也就是说，马克思向来是从总体性的视角来理解社会，把社会看作是各种关系构成的有机整体。但是，对马克思的总体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在第二国际正统派理论家那里，总体被简化为经济决定论，在卢卡奇看来，总体是历史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阿尔都塞则从结构主义的立场把总体理解为一种结构性复杂整体。因此，理解社会概念也就是如何把握总体概念的问题。

拉克劳与莫菲对总体概念的剖析是从阿尔都塞开始的，这不仅因为他们早年一度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即是说，他们对阿尔都塞的文本特别熟悉)，更是因为，阿尔都塞在对总体这一概念阐发的过程中引入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思想对拉克劳与莫菲产生了很大的激发力，它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对本质主义的消解上，而且表现在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概念的建构中，多元决定是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霸权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撑点。

马克思的总体概念来源于黑格尔，这是无可置疑的，问题在于马克思的总体概念在何种意义上区别于黑格尔的总体概念?一如阿尔都塞指出的：“ ‘总体’这个概念今天应用得十分广泛，人们用这个词，几乎可以毫无阻拦地从黑格尔谈到马克思，又从形态心理学谈到萨特尔。词还是一个，但概念却因不同的作家而变了，有时甚至彻底地变了。”^[33]阿尔都塞与卢卡奇不同：卢卡奇更侧重于马克思总体概念与黑格尔总体概念的共同点，而阿尔都塞则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的总体概念是简单的统一体和简单本原的异化发展，即是说，总体是“绝对理念”这一本原的“外化”与自我表现，虽然本原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展示了一种貌似复杂的外观，但由于单一本原在异化及异化之扬弃的过程中始终持续存在，因而实质的真正的东西仍然是单一性的，“出现在黑格尔的总体中的所有具体差异，包括这一总体中的可见‘领域’(市民社会、国家、宗教、哲学等)在内，刚刚被肯定便立即遭到否定;这些差异无非是总体的简单内在本原的异化‘阶段’，而异化则是在否定简单本原提出的异化差异的同时，才得以完成。甚至，作为简单本原的异化和现象，这些差异一概是‘无差异的’，也就是说，它们在本原的面前实际上是平等的、相同的”。^[34]这就是说，黑格尔的总体是“表现的总体”，这一总体的统一性不在于它的复杂性，也不在于它的复杂的结构，这些都是表面的;根本上，总体之统一性在于本原的纯粹单一性。这意味着，在黑格尔那里，社会的统一性并不由社会内部任一领域所决定，既然各个领域都不能决定总体的统一性，所以它们在总体中也就没有主次之别，它们都是同一本原的表现环节。基于这种分析，阿尔都塞断定：黑格尔的总体概念的缺陷在于，它没有一个主导结构。

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的总体概念否定了单一精神本原的意识形态神话，承认总体中的结构性要素决定了总体自身的性质与发展。在马克思那里，总体不再是简单的统一体，而是结构性的复杂统一体。在总体中，各种矛盾具有真正的差异性，它们的性质与地位并不完全均等，并且它们不能还原为一个单一的本原，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总体中有一个主导结构，“每个范畴、每个矛盾以及通过结构调整得到反映的主导结构各环节，都在结构调整中起了本质的‘作用’”。^[35]在这样一个多环节的具有主导结构的复杂统一体中，矛盾不再具有单一的含义，矛盾本身和矛盾的本质反映着同复杂整体的不平衡的结构性关系，阿尔都塞把矛盾的这种复杂的、结构性的和不平衡的规定性称作矛盾的“多元决定”。

阿尔都塞指出，多元决定的基本品格在于：“它是矛盾的存在条件在矛盾中的反映，也就是说，是矛盾在复杂整体主导结构中的地位在矛盾中的反映。”^[36]在总体之中，各个结构因素互为条件、互相作用，矛盾与矛盾存在的条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结构的各个基本环节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如此“多元决定”的视域之下，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结构总体，它的某些领域就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另外的领域，一些次要的矛盾也不能看作是主要矛盾的单纯现象。“在社会中，生产关系并不是生产力的单纯现象，而且也是生产力的存在条件;上层建筑并不纯粹是社会结构的现象，而且也是社会结构存在的条件。”^[37]这意味着，社会作为一个结构总体，它的各个构成成分都具有一定的结构性“作用”，并且各个环节的作用不是完全固定的，也不是一劳永逸地保持下去的，而是处在交替、转移、压缩之中。

毫无疑问，这种多元决定的理论视域在反对机械的经济主义决定论方面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意义，而且它也对本质主义的社会概念起到了一定的消蚀作用。毕竟，总体中的每一结构要素不再仅仅是某一共同本原的“表现”，它们也不再永久性地固持在某一节点上，或者必须有一个严格的历时性位置。总体作为一个复杂的主导性结构，多少显现了一些开放性和流动性。正缘乎此，拉克劳与莫菲对阿尔都塞引入多元决定这一观念从而给社会概念的理解可能带来的潜在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阿尔都塞声明，一切存在于社会中的因素都是多元决定的，他的这一说法最深刻的潜在意义在于断言：社会把自身建构为一种象征秩序。因此，社会关系的象征性质也就意味着：它们缺乏把它们还原为内在规律的必然环节的那种本原性质。并不存在两个平面：一个本质的平面，一个现象的平面，因为固定最终的本原意义是不可能的，如果有这样的本原意义，那么象征就会是从属性的、衍生性的意义。”^[38]

所谓象征，就是符号，符号本来没有固定的意义，更没有先验的意义，符号的意义是赋予性的、给予性的、建构性的。总体中的每一要素不具有单一含义，它的含义依赖于与其他要素的关系，依赖于与整个结构的关系，因此，这些结构性要素就好像是一个个符号，一个个象征体，那么社会也就成了符号的体系、象征的秩序。当然，这只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发挥，阿尔都塞本人从来没有明确断言社会是一个象征体系，也没有说过总体中的每一矛盾像漂浮不定的“符号”。在《保卫马克思》“矛盾与多元决定”一节中，阿尔都塞倒是明明白白地写道：“必须补充的是，矛盾虽然不再具有单一含义，它并不因此而变得‘模棱两可’，从而成为任何经验多元论的产物，就像诗人的灵感那样随风飘荡，听从环境和‘偶然’的支配，相反，矛盾在不再具有单一含义以后，它的定义、作用和本质就得到了严格的规定。”^[39]这就是说，阿尔都塞固然把结构当作一个“活动性”结构，但结构的活动性并没有打破整体的规定，即阿尔都塞所说的主导结构的“不变性”。

按拉克劳与莫菲的见解，“多元决定”本来可以取得这样的“成果”：社会和社会动因都没有任何本质，它们的规则性本身由不稳定的形式构成，这样一来，就打开了从社会关系的多元决定阐明一种新的接合概念的可能性。但是，这一“成果”在阿尔都塞那里并没有出现，“多元决定这一概念趋于从阿尔都塞的话语中消失，而逐渐增生的封闭性导致了本质主义的新变种”。^[40]拉克劳与莫菲认为，多元决定这一概念之所以没有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产生它应有的解构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从一开始，阿尔都塞就试图使这一概念和“经济的最终决定”这一中心环节兼容起来。

本来，“经济的最终决定”与这一决定得以实现的条件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偶然的历史接合发展起来的，可是，由于阿尔都塞将“经济的最终决定”当作是对每一社会形态都有效的真理，这样，它就独立于任何具体的社会类型而被定义，这一决定存在的条件也就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关系，这等于说，它的条件存在于它本身之内，于是，“经济的最终决定”完全获得了先验地位。“阿尔都塞陷入了他所批判的错误之中，存在着抽象的普遍客体：‘经济’——它此时此地发挥着最终的决定作用;而且同样存在另一个抽象客体：存在的条件——它的形式历史性地变化着，然而，预先建立起来的本质作用(这一作用确保经济的再生产)却把它们统一起来。”^[41]拉克劳与莫菲的意思是说，阿尔都塞批判黑格尔以单一的本原吞噬了过程的差异性，而他自己却不自觉地重蹈了黑格尔的旧辙，因为“经济的最终决定”俨然成了一个先验性的单一本原，它本身不能被定，而且它展开的环节也由其本身的逻辑所预先决定了。

基于这样的分析，拉克劳与莫菲指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被“最后决定”限制住了，不是“最终决定”服从于多元决定，而是多元决定服从于“最终决定”。如果社会有一个最后因素决定它的运动规律，那么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决定，根本上，我们面对的不过是单一决定而已!“假若社会确实有最终的和根本的决定，差别就无法构成，社会就会被统一在典型的理性主义的被缝合的空间之中。”^[42]这就是说，在阿尔都塞那里，由于多元决定没有产生应有的解构功效，所以社会这一结构性总体仍然是本质主义的，结构性因果关系仍然没有脱出本质主义的巢臼。

二、实证性的社会概念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阿尔都塞的社会总体概念仍然有一个“中心”在场，固定的中心使结构失去了意义生成的偶然性空间。这种理性主义的整体论方法把社会过程或每一要素的意义固定在它自身之外，从而使结构总体变成了一种实证性的客体，在此意义上，结构总体是可以描述的、可以精确界定的，这一总体在一个基础性原则之下运作，这一原则是：社会秩序是完全透明的、可理解的，这意味着，位于社会生活表面的经验性变量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可理解的、可认识的抽象本质。拉克劳与莫菲认为，这样一个整体确定、意义固定、结构稳定的实证性社会概念是一种“不可能性”。

1983年拉克劳在加拿大一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此文的标题就是“社会的不可能性”(The Impossibility of Society)。在这篇论文中，拉克劳宣称：“如今，我们倾向于接受社会(the social)的无穷性，即承认这样的事实——每一结构体系都是有限的，并且它总是被它不能控制的意义剩余所围绕，因此，那种构成了它的部分过程之基础的作为单一的、可理解的客体的‘社会’(society)是一种不可能性。”^[43]要特别注意的是，拉克劳在“society”与“the social”之间作出了明确的区分，“society”是一个封闭的结构总体，它是一个由客观知识支撑的本质存在，而“the social”是敞开性的、非闭合的，它永远没有终极意义，它是一个永不中止的意义绵延过程。因此，所谓社会的不可能性是对本质主义的社会总体而言的，即“批判被必然规律统一起来的作为总体的社会概念”。^[44]

拉克劳对本质主义的社会(society)概念的认识论批判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社会作为一个结构总体具有一个实在的中心——它使结构体陷入了难以摆脱的“中心困境”，中心作为结构的结构化力量本身却在结构化运作之外，这显然破坏了结构主义的关系性原则。在这种具有实在中心的社会观念下，上层建筑作为社会这一总体的结构原素的关系特征被中心削弱了，甚至被消蚀了，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不能对作为中心的“基础”施以根本的结构化作用。基于此，拉克劳不无风趣地说，在黑格尔那里，意识形态为了随后在马克思那里将要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提前进行了“复仇”。其二，社会总体“作为一个具有自身确定性的对象而呈现，即是说，对这一对象进行描述与规定是可能的，在此意义上，这一总体是作为社会秩序的可理解性的潜在原则在起作用”^[45]。质言之，这种社会总体实际上也就是社会的本质所在，它成为隐藏于具体的结构原素“背后”的先验所指。其三，社会总体被当作一个具有自足性、一贯性、完整性的封闭整体，它不仅具有理想的决定模式，而且这种模式一经确定就恒久不变。

这三方面的批判贯穿着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思想：任何结构体系都是处在生成过程中的无限差异游戏，它既没有固定的中心，也没有先验的支配原则，更不可能固定为一个可以通过概念完全把握的透明客体。在这种后结构主义视域之下，为其自身的构成部分和建构进程提供优先的理性基础的社会概念也就只能是一种“不可能性”了。既然社会是一个开放的不稳定的动态生成系统，并且它总被一些“意义剩余”所包围从而逃避理性的完全掌控，那么，我们怎能武断地把它作为一个透明的认识对象来加以把握呢?对于一个未成形、最终也不可能完全定形的结构，我们又怎能擅自将它分出上下层呢?“由此观之，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难以成立，与之相应的是，作为每一社会形态的必然层次的意识形态概念也就土崩瓦解了。”^[46]

拉克劳对社会概念的认识论清理不仅仅是一种剥离框架的前提性批判，而且也是结构发生学方法向历史主义的进逼与限制，其显著功效在于将历史主义的社会历时的先在性统合为一种与意识形态同构的共时性聚合体。在更深的意涵上，这可以视为在后结构主义架构中意识形态的“哥白尼式革命”的继续推进——不是社会总体“决定”意识形态，而是意识形态“建构”社会总体，这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又一次根本性颠覆。“意识形态(the ideological)由这样的一些话语形式构成——通过这些话语，社会试图将自身确立在闭合、意义固定以及对无限的差异游戏的无知之基础上。意识形态是通达总体化话语的‘总体性’的意志。既然没有某些意义的固定，没有闭合的话语，那么社会(the social)就是不可能的，因此意识形态必须被看作是社会(the social)的构成因素。而社会(the social)仅仅作为创设那种不可能的客体——社会(society)——的徒劳努力而存在。”^[47]意识形态作为总体性的“意志”塑造着整个社会的面貌，这让人想起叔本华作为意志的客体化观念，不过，在拉克劳这里，这个另类的社会意志似乎不再具有丝毫的在场性和实体意义。意识形态的革命要深入下去并取得更大的成果，必须冲破自己的外壳，伸向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意识形态不仅要摆脱束缚、走向独立自主，而且还要用自己的力量重新建造一个新的家园。这个新家园不仅变换了新的场所、使用了新的材料，而且贯穿了新的建筑理念。尽管仍然可以把这座家园称之为“社会”，但它已经是意识形态自己营造的“社会”，在此情形之下，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的一个层面，而是与社会拥有了完全相同的边界。从形式上看，拉克劳对意识形态与社会的重新整合与卡尔·曼海姆的诠证方式颇为相像，后者通过阐述一种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将单纯的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为一般的知识社会学，前者则将意识形态诠释为施加“总体性”的未竟的努力，从而使意识形态祛魅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整合力量。但是，在其精神实质上，它无非是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理论的创造性嫁接，这种嫁接虽然降解了意识形态的不适当的认识论含义，却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全面覆盖和至深渗透，这种最宽泛意义上的泛意识形态主义可以理解为阿尔都塞关于主体的意识形态召询理论在社会概念上的扩展性挪用。

总的看来，拉克劳对社会的不可能性作出了两方面的阐释：第一个方面是，社会的同一性不能完全建构起来。毋庸置疑，同一性也就是关系性，结构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了结构性总体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特性，质言之，结构主义者力图从结构内部的关系来理解结构本身，而不是把结构要素还原为结构之外的先验规定，这是一大进步;但是，结构主义者的一大局限是，他们总是把这些关系转变为一个总体稳定的体系，转变成一个可理解性的客体。拉克劳认为，要坚持的不仅是“文本之外一无所有”，更重要的是，文本之内的“有”不是一种定在，也不是一种常在，而是差异的无限作用，这就意味着，社会(the social)没有透明的、完全的在场的同一性，它的同一性的客观性不断地遭到颠覆。拉克劳把这种差异的作用称之为“话语”，这当然是一种隐喻，“我们把话语这一概念从它作为说和写的限制性意义中解放出来”。^[48]从话语的角度，社会的不可能性就是固定意义的不可能性，意义不停地变动、滑动、漂移，使得社会同一性和关系丧失掉必然性特征。

第二方面，通过设立纽结点(nodal point)，社会(the social)的相对固定可以达成。拉克劳指出，一种话语，如果它的意义绝对不可能固定，没有丝毫的稳定性，那么它只不过是精神病患者的话语。社会不仅是差异的无限作用，而且它也是限制这一无限作用的尝试，它要把无限的差异归化在、包容在一个暂时的秩序中，但这一秩序并不具有一种必然的本质，它本身是多元决定的结果。一方面是最后固定的不可能性，另一方面是努力实现部分的固定;意义从来没有完全固定，但也完全没有停住固定的企图。在此意义上，总体并没有消失，而是改变了性质，改变了出现的方式：总体不再担负本质主义的重载，它也不再是一种宏大的元叙事，它在每一次霸权接合中出现，又在拆除既有接合的瞬间隐退。

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关于社会的不可能性的观点得到进一步的详细论证，这主要表现在，拉克劳与莫菲对这一论证所依赖的理论资源作了更为细致的梳理与系统化阐发。拉克劳与莫菲解构实证性社会概念所运用的理论资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后现代的话语理论，一是拉康的主体学说。前一方面主要借取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和福柯的“离散规则”(regularity in dispersion)概念;后一方面主要借取拉康的“缝合”概念和“纽结点”概念。在这里，拉克劳与莫菲主要阐述了后现代话语理论，而对拉康的概念则是直接挪用，并没有加以说明。

关于话语理论，拉克劳与莫菲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一，关于话语形态特有的一致性。他们强调，话语形态的统一性既不在于它的构成要素的逻辑连贯性，也不在于先验主体的先验性，亦不在于胡塞尔式的赋予意义的先验主体中，更不在于经验的统一性。在话语的统一性的形态上，他们同意福柯的“离散规则”：分散本身成为规则。福柯拒斥达成话语统一的四个假定：如果分散在时间中的不同形式的陈述只参照同一对象，那么这些陈述便形成一个统一体;叙述的形式和连贯类型;持久的和一致的概念系统;主题的同一性和持久性。否认了这四个假定，也就表明了：“话语的关系并不内在于话语中：这些关系并不在自身中把概念或词句联系起来，不在句子或命题之间建立演绎或修辞的结构。但是，也不是外在于话语的关系，限定着话语或者强加给它某些形式，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强迫它陈述某些事情。”^[49]拉克劳与莫菲从福柯这里进一步引出的结论是：话语的统一性完全是接合实践造成的，接合本身使不同立场显现出一种“规则性”。

其二，关于话语的维度和范围。拉克劳与莫菲拒绝在话语与非话语之间作出区分，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福柯明显不同。我们知道，福柯坚持话语与非话语的区分，认为中介性话语总是与非话语条件相关，但是，话语与非话语的关系既不是决定关系也不是表达关系。非话语事态只是改变话语存在的方式、话语出现的条件，而话语本身的一致性并不受外在力量的影响，它有自己的自主性。即便如此，拉克劳与莫菲还是不能忍受这样一个非话语的存在，他们宣称，一切都是话语。一切都是话语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否意味着话语之外没有客观的对象存在?拉克劳与莫菲认为，每一个对象被构成为话语的对象这一事实，同是否存在外在于思想的世界或者现实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没有关系。客观对象的存在是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客观对象要呈现出实际的意义，就必须进入话语空间，就像大卫·霍华斯所说：“在最为一般的意义上，拉克劳与莫菲的话语概念抓住了这一观念：所有的对象和行为都是处于意义之中的，并且它们的意义是由表示差异的具体系统所赋予的。”^[50]比如说，在规划中的高速公路线上，有一片原始森林，或许代表着快速建造公路的一种障碍，它或许代表一种特定的利益(生态上的或博物学上的)，它也可能是国家自然遗产受到威胁的象征，那么，它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下被思考、被言说，这取决于话语体系本身，即一个对象以何种方式进入话语空间，并不完全由对象本身所决定，它依赖于话语领域的结构化。

其三，关于话语形态所显示的开放性或封闭性。拉克劳与莫菲认为，不存在非话语与话语的区别，只存在不同话语总体之间的区别。一个构成要件可能没有被接合到一个特定的话语之中，但它并不是非话语，而是另一话语总体中的成分，拉克劳与莫菲将之称为“要素”，而那些被接合到特定话语中的成分则是“环节”。所以，一个话语形态总是表现为“要素”向“环节”的转化与过渡，但这一转化与过渡从来没有完全实现。

我们看到，拉克劳与莫菲对话语理论的阐发有一个明显的倾向：进一步强调话语统一的偶然性，进一步增大话语作用的范围，进一步揭示话语的开放性、流动性。他们的这一理论努力当然不是为了研究话语而作纯学理的探究，其根本的用意是，为解构社会的实证性而提供一个强大的、厚实的理论支援和佐证。所以，在作出这三方面的分析之后，拉克劳与莫菲立即引出了决定性的要点(decisive point)：“每一个总体的未完成性作为一种分析的领域，必然导致我们放弃这样的一个前提：社会是一个已被缝合的、自我规定的总体。‘社会’(Society)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客体，并不存在一个用于固定(因此也是建构)整个差异领域的单一的基本原则。”^[51]“社会”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客体，成为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有名的命题。但是，这一命题并不比“社会的不可能性”表达得更多，实际上，它是社会不可能性的另一种表述，尽管如此，这一表述还是具有它特有的优点：它把它借以诠证的理论根据和依托清晰地凸显出来，它让人知道，通过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社会的确定性已经退出理论的地平线，坚持本质主义的社会概念已变得荒唐可笑，因为不固定性已成为每一个社会同一性的条件。“社会的同一性是纯粹的关系性，由于这一关系本身的不固定、不稳定——这种不固定、不稳定使霸权实践成为可能，每一社会的同一性的意义不断地延迟，最后‘缝合’的时刻永远不会来到。”^[52]

在上文中，我已指出，拉克劳在1983年的那篇短文《社会的不可能性》中从“意义最终固定的不可能性”和“意义的局部固定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论述了对“the social”的理解。《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仍然沿袭了这一分析模式，并且论点也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中，对这两个维度的阐述更加精致、更加凝炼，也更加深入。

在阐述意义的不固定性这一维度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拉克劳与莫菲引入了话语(discourse)与话语性(discursivity)的区分。话语是一个差异的体系，一个指意系列的关系总体，但是，如果某一关系、某一特异性的逻辑完全奏效而没有任何局限与断裂，那么话语体系本身就会趋于瓦解，因为，所有的一致性将作为同一话语的必然环节而被固定下来，不同的话语要素之间的冲突被耗尽了。但是，在一个去中心的话语体系中，某一特定的差别逻辑总会受到“阻碍”，即是说，总有某种东西会逃出具体话语内的无限的意义作用过程，这种从意义同化中逃逸出来的部分就是“意义剩余”(surplus of meaning)，这种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剩余内在于每一话语之中，构成了社会实践的不可或缺的领域，这一领域就是话语性(discursivity)领域。话语性这一术语“指明了它同每一具体的话语发生关系的方式：它既确定任一对象必要的话语性质，同时又表明任一既定的话语不能实现最后的缝合”。^[53]如此看来，话语性就是所指不断溢出能指的过程，也是不断的替代活动。正如拉克劳与莫菲所说，他们对话语性的描述与德里达对超越性所指的缺席的阐述是一致的，在《写作与差异》中，德里达这样写道：

这是语言侵扰普遍性问题的时刻，在这种时刻，由于中心或起源的缺席，一切都变成了话语——只要我们就这个词达成一致——这就是说，在一个体系中，中心具有重要性，起源或超越性具有重要性，这样的体系从来不是绝对地在差异体系之外在场，超越性所指的缺席无限扩充了意义的作用和领域。^[54]

我们看到，拉克劳与莫菲对意义最终固定的解构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在场形而上学的颠覆是一致的，他们强调意义由其位置决定，而位置又处于变动之中，所以意义也就失去了一劳永逸的固定性。但另一方面，拉克劳与莫菲与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又有明显的不同，拉克劳与莫菲尽管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持一种激进的解构姿态，然而，他们毕竟一直在努力达成一种祛除了外在必然性限制的统一性，他们一直被统一性所纠缠，在解构掉本质主义的统一性后，他们渴望另一种统一性——松散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局部的统一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斯图亚特·西姆说，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乡愁”，是一种独特的“怀旧”。

在拉克劳与莫菲看来，不完全放弃同一性，不完全排斥固定性，这不仅是承认一种积极的建构性，而且也是解构规划所必须的前提。在论及“意义的局部固定的可能性”时，他们说：“意义最终固定的不可能性意味着必须存在局部的固定，否则，差异的流动将是不可能的，甚至为了产生差异，为了颠覆意义，也必须存在意义。”^[55]正是在这里，他们与拉康的立场交汇在一起，在拉康那里，主体一直是残缺不全的，在想象界众多小他者的纷扰中，主体几乎是一种虚构性想象，而在象征界，大他者的介入又使主体在符号的涌挤冲荡下成为一种悬空的异在，但是这一残缺的主体一直地渴望着认同，渴望着固定的身份。所以，当拉克劳与莫菲谈到局部固定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拉康，想到了拉康的“缝合”，想到了拉康的“纽结点”。缝合是永久性的劳作，纽结点是暂时的固定，就像西西弗的神话一样，西西弗吃力地搬起巨石，而在接近顶点的时候，巨石又滚落下去，他又重新搬起，然后又滚落，再搬起，再滚落……最终的完成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一次次的托举，这种不可能性也会是不可能的!可能性造就着不可能性，而不可能性又使可能性成为可能!也许米歇尔·巴丽特的描述更让人难忘：“拉克劳与莫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策略性人体，其皮肤是永久在开裂的，这使外科手术室中不停的值班成为必需，好让外科医生实施霸权，其使命是试图暂时地、艰难地缝合上那些伤口。”^[56]

无论如何，实证性的、由单一的规律控制的社会概念是彻底瓦解了、崩溃了，社会没有本质，社会也从没有形成完全的自身同一性，所谓的“社会秩序”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基本原则，在社会的“背后”没有先验的认识论基础。任何以单一决定原则支配的总体化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象，它不仅流于简单化和教条主义，而且遮蔽了异质性和多元展现，同时又承携着极权主义的重负。拉克劳与莫菲的结论是：“在社会(society)是不可能的范围内，社会(the social)是接合。”^[57]

【注释】

[1]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76．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6页。

[3]New Left Review，No．163，May/June，1987，p.48．

[4]Ellen Meiksins 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54．

[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5页。

[6]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78．

[7]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78．

[8]Ibid．，p.79．

[9]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80．

[10]Ellen Meiksins 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58．

[11]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77．

[12]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13]Stuart 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Routledge，2000，p.5．

[14]Ellen Meiksins 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42．

[15]Ibid．

[16]Ibid．，p.25．

[17]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86页。

[18]Stuart 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Routledge，2000，p.6．

[19]Ronaldo Munck：Marx @ 2000：Late Marxist Perspectives，Macmillan Press，2000，p.72．

[20]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81．

[21]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81．

[22]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82．

[23]Ibid．

[24]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84．

[25]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84．

[26]Ellen Meiksins 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61．

[27]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84．

[28]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84．

[29]Ellen Meiksins 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60．

[30]Stuart 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Routledge，2000，p.30．

[31]Stuart 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Routledge，2000，p.32．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页。

[33]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杜章智校，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4页。

[34]同上书，第175页。

[35]同上书，第181页。

[36]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杜章智校，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0页。

[37]同上书，第177页。

[38]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97．

[39]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杜章智校，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1页。

[40]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98．

[41]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99．

[42]Ibid．

[43]Ernesto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London，New York，p.90．

[44]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96．

[45]Ernesto Laclau：The Impossibility of Society，in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p.90．

[46]Ibid．，p.91．

[47]Ernesto Laclau：The Impossibility of Society，in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p.92．

[48]Ernesto Laclau：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London，New York，p.90．

[49]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57页。

[50]David Howarth：Discourse，Verso，2000，p.101．

[51]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11．

[52]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86．

[53]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11．

[54]Ibid．，p.112．

[55]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12．

[56]Slavoj Zizek (ed．)：Mapping Ideology，Verso，1994，p.249．

[57]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