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发展过程

文艺复兴时期通常指欧洲历史的这样一段时期，这段时期处在欧洲封建社会存续的最后几个世纪。这时从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最终摧毁托马斯·阿奎那世界的资本主义。“中世纪精神所集中的坚强统一性在时间的发展过程中被打破了，原始生命力挣断了历史强加在各民族心灵上的共同的传统枷锁。这样，新时代就以民族生活的觉醒宣告了自己的开始，精神领域的帝国时代也告终了;财富分散、生气勃勃和丰富多彩代替了中世纪所形成的集中和统一。罗马和巴黎不再是西方文明的统治中心，拉丁语也不再是文明世界的唯一语言。”^[1]这是“一个人类智慧喷涌、艺术创造力量勃发的非同寻常的时期”^[2]。这段时期从14世纪起一直持续到17世纪初，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是这一时期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

文艺复兴这一概念带有很强的价值色彩，它从一开始就包含对着中古文明的激进批评。彼得拉克(Petrarch，1304—1374)是最早对文艺复兴精神进行思考的人。他第一个提出“人学”和“神学”这一对立概念。在他看来，文艺复兴前的一千年乃是欧洲的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开始了摆脱黑暗时代、复兴古代学术的新时代。彼得拉克的看法对后世影响甚大，后来的许多作者在对文艺复兴大加肯定的同时，像彼得拉克一样将中世纪看得一团漆黑。这种非历史的态度无助于公正客观地评价中世纪的历史变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坚定地反对割断历史的片面观点，充分肯定了欧洲历史在中古时代所取得的成就。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谈到:“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作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和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3]

从20世纪开始，一些文艺复兴的研究者发挥了另外一种观点，他们注意到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历史联系，有些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某些被认为文艺复兴开始有的典型观点和方法其实在中古时期已经形成^[4]。文化历史学家赫伊津哈也认为人文主义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在中世纪思想的纷繁茂盛之中长成，“人文主义在成为动力之前尚是一种形式。另外，中世纪思想的特征模式在文艺复兴之后很久也没有消亡”^[5]。但如果由此进而抹掉文艺复兴与中世纪之间的分界线，这观点也是偏颇的。文艺复兴的确标志着欧洲历史的一次大转折，“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6]。

在中世纪无数渐变的推动下，15、16世纪的西欧基督教世界正在经历迅速的离心过程，世界帝国和世界教会的理想彻底丧失了号召力。取而代之的是许多具有平等主权的国家共存的概念。中古的文化与社会结构趋于崩溃，而新文化的骨架正在塑造成形之中。与此相伴随的是，一种在社会、政治与文化上占统治地位的僧侣与以农业为其经济基础的封建文明正在向一种世俗的工商的资本主义文明过渡。

这类变化最早出现在意大利，这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意大利在若干世纪内一直处在世界主要交通线的十字路口上，城市与商业高度繁荣，国内缺少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这些条件使意大利摆脱了在欧洲其他地方阻碍发展的许多束缚，而成为“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7](参图4．1　)。这场最终摧毁旧世界的危机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经济上，商业的扩张摧毁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营，并大大促进了市场导向的生产。到15世纪末，习惯上与“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相关联的大多数现象都已显露了出来，其中包括工业企业、股票、商品投机及“资金高速流转”。伴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是财富的积累、贵族的衰败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并最终结束浸透教义精神的中世纪的经济法规，这些法规既通过行会制度支配生产，又通过所谓“正义价格论”支配市场。旧城市再现积极与活跃，新城市复如雨后春笋般勃然兴起，其利益与农业经济不同，故对封建制度采取敌对态度，并要求自治。当土地不再是主要的财富来源时，商人则成为富甲天下的阶级，并获得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知识加上财富，使其对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不论他们在传统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如何。

图4．1　:意大利佛罗伦萨主教堂。当初设计大教堂的委托书这样展望:您将建造的大厦，其宏伟和壮丽是人类艺术不可能再超过的。您要把它造得无愧于这个总合了团结一致的公民精神的极其伟大的心愿。建成的主教堂完全实现了委托书的期望，它那饱满的、充盈着张力的穹顶，高高耸向天际，代表了新时代昂扬的进取精神。

在政治领域，最重要的发展是教会势力的衰落和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国家逐渐代替教会成为支配社会的统治势力。国家联合富商，先是打败了封建贵族，而后又成功地从罗马教会赢得独立，与之相伴随的是封建社会分治主义的结束和教会精神势力的普遍主义的衰落。在社会日益世俗化的同时，教会本身也在经历一种世俗的过程。15世纪的罗马教皇实际上已沦为一个盘踞在意大利中部的小君主，对内依恃罗马豪门，一朝当选，亲族皆贵;对外则仰承大国鼻息，扮演一个可耻角色。另一方面，从精神枷锁下一旦获得解放，既带来了艺术、科学的自由发展，也造成了道德和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泛滥。

在社会组织方面，中古的社会等级秩序正遭到破坏。在这种秩序中，每一个人占有一个其与生俱来的不可改变的位置和指派给他的身份，而不论其个人的才能与成就如何。“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由。”^[8]这时期社会等级制依然存在，在一切方面等级的对立和反差甚至较先前更加尖锐鲜明，但同时社会地位身份的升降变化也日益加剧。“公民的概念取代了臣民的概念，还不十分明确的自由契约的概念取代了代代相传的、如同有机物的链键一样的传统依附关系的概念。”^[9]那些最有才华、活力和雄心的人大显身手。社会成为一个角逐的舞台，对手们借助于一切手段并为行动的效益而非永恒的道德原则所引导。

在观念和精神上，较之中世纪，人们更重视尘世事务，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在世的生存受到不可逾越的限制之时，这一生存便显示出在此之前碍于宗教信仰所不曾有过的意义。对人类尊严的颂扬和对荣誉以及世俗的道德观念的追求随之出现。彼得拉克道出了那个时代的呼声:“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就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10]这一时期我们看到的是张扬的个人主义，这是人们的地位越益取决于他自己的努力而非其先赋的群体成员的角色所促成的。与这一个性解放相伴而行的是社群安全感的丧失，中古结构以限制个人自由为代价提供了那种安全感。然而，“1300—1600年间的欧洲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无情的时代”^[11]。

在所有这些变化中，经济过程无疑是最重要的。商业、金融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兴起，自然改变了欧洲社会的结构，从而改变了它的精神。从事工商业活动的阶级，绝不会以经院学者的冷漠态度来看工商业方面的问题，随着这一阶级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不断上升，“他的思想也愈来愈多地灌输给了社会，正如在他之前骑士所做的那样。事务所的工作造成的特殊思想习惯、这种工作带来的价值图式以及这种工作对公众和私人生活采取的特殊态度，慢慢地扩散到了所有阶级那里，扩散到了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所有领域”^[12]。因此，将这种转变称作文艺复兴实在是一种误解，文艺复兴绝非古代学术的简单再现，而是借古学的复兴，上演世界历史的新戏剧。

当然，最初只有少数人利用了变化带来的种种好处，多数人为了得到仅仅加入不公平竞争的资格而失去了往昔所有的保障。那些既未走出中世纪又未在文艺复兴中一试身手的人们，日后大批大批地变成宗教改革的支持者。在西欧，宗教改革造成的影响和后果较文艺复兴第一阶段的人文主义运动更为深刻和持久。文艺复兴只是一场英才的运动，宗教改革则使千百万民众卷入其中，并造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

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及精神诸领域中的所有这些倾向已大到足以产生超越中世纪神学意识形态的新的社会思想体系。这是世俗的思想，国家不再是出自上帝为了宇宙的整体和谐所作的神圣的安排，不再是托马斯·阿奎那意义上的那种全体的一部分，它只由它本身来解释。在世俗秩序背后并无神的密旨，也无需任何超自然的解释。国家仅仅是人类的作品。从文艺复兴的这种观点来看，政治学并不是对政治家们所追求的道德目标的评判与裁量，而只是一门专业的技艺，用以记录、整理和汇编那些不同情况下掌握、巩固及扩大权力的最行之有效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