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缔结条约形式实现“均势—霸权”和平

以“征服—同化”方式实现的和平和以和约形式缔结的“均势—霸权”和平最大的区别之处在于，前者建立在对人类共同体消灭的基础上，尤其是对政治共同体的消灭，突出地表现为将一个国家、民族或宗教的独立自由从政治上使其消失；而后者一般会保留这种政治共同体，取而代之以政治、经济、军事、包括文化上的竞争，通过压制与反抗的较量达到均势的局面，有时候，均势各方的独立自由会得到某种程度的维护甚至尊重。因此，前者常常有和平之实，而无和平之名，其和平局面的形成依赖于征服者军事力量扩张的尽头；而在普遍重视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为手段的近现代，均势的和平常常有和平之名，而无和平之实，被人们讥讽为“刺刀下的和平”。

导致“征服—同化”式的和平向“均势—霸权”和平发展演变的主要原因要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在古代，肩负着征服并创造和平使命的帝国常常要受到帝国周期的制约，即随着征服范围的扩大，帝国的经济盈余和管理成本也逐渐扩大，直到超过从被征服地区获得的经济收益。这时候，帝国就会失去扩大征服范围的动力，由扩张转而守成，从而出现了有实无名的和平。但这种和平又是对帝国管理能力的挑战，随着疆域的扩大，管理成本也大大增加。征服的盈余效应逐渐变成亏损。当帝国的经济及管理水平出现严重问题时，必然导致政治、军事方面的危机，从而陷入内乱或者被新的征服者征服的帝国周期。但到了近现代，“三种相互关联的重要发展打破了帝国周期。它们是：在国际关系中作为主角的民族国家的胜利；建立于现代科学技术之上的持续经济增长的出现；世界性市场经济的出现。这些发展相互强调，导致帝国周期为欧洲均势体系取代，随后则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霸权体系。”^[10]当军事征服的经济效益明显降低、付出的代价和可能产生的风险又明显增加，同时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威慑等手段获得的收益又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证时，通过征服获得的和平逐渐让位于通过缔结和约维持相对均势的和平了。

这一转变的过程相当漫长。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就已经可见这一转变的苗头。当时的亚平宁半岛城邦林立，由于劳动力大都被束缚在封建君主的庄园经济中，同时从骑士阶层中也分离出了一批职业化的军人，许多城邦的封建专制国王便雇佣这种职业军人担任军务，防御外敌入侵，并且伺机劫掠其他城邦，后来发展出雇佣战争。这种战争的目的己经不是消灭敌人，而是为了勒索赎金。“他们会把整个夏季时间都用来围攻一个要塞，这样就可以使战争无限地延长。当战役结束时，很少有人丧生，甚至毫无牺牲。”英国军事学家富勒将这种战争称为“专制国王的有限战争”，并认为这种战争是“最崇高成就之一”。^[11]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军事强者有意维持某种和平局面的情况。

以和约形式缔结“均势—霸权”和平的标志性历史事件是欧洲列强在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今天，三十年战争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公认为欧洲近代史的重要开端，标志着中世纪政教合一左右世界的历史终结，主权国家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现代国际关系史也往往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圭臬。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但确立了国家领土、主权与独立等近现代基本国际关系准则，而且初创了欧洲均势的局面，并使通过缔结和约实现和平的方式直到今天仍然被世界各国普遍遵行。威斯特伐利亚会议还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国际会议，各国外交使节在会议期间就和约条款及礼宾等问题密切交流，为后世外交人员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纵横捭阖开创了先河。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的均势局面建立在互不干涉、原则上的平等、尊重边界和国家互惠等概念的基础上，除了神圣罗马帝国和当时的欧洲强国西班牙被决定性地削弱外，参战各方无论输赢均有所获。但这种利益均沾的均势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其后的欧洲虽然仍然通过签订和约实现和平，但以均势为主的局面越来越向霸权主导的局面倾斜。其后一百多年间，法国逐渐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并在拿破仑时代达到顶峰。拿破仑战败后，欧洲于1815年签订维也纳和约，确定了取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维也纳体系，其实质就是建立了由列强保持均势的强国俱乐部，由强国靠霸权维持和平并对弱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这一时期的典型，是敌视社会主义和国际工运、被人们称为“铁血宰相”的俾斯麦运用外交手段维持均势条件下的和平状况。俾斯麦本人其实也是发动战争的高手，他通过挑起对丹麦、奥地利、法国的战争，实现了德国自上而下的统一。随后，俾斯麦为了打压主要对手法国、巩固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分别与奥地利、俄国、意大利等国签订同盟条约。由俾斯麦缔造的欧洲大陆均势局面，从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开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为止，维持了40多年欧洲大陆大国之间无战争的相对和平局面，这在战争频仍的近代是很罕见的。但这种和平无时无刻不处于战争的悬崖边缘，是一种典型的“刺刀下的和平”。

以和约形式缔结的“均势—霸权”和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遭到最严重的失败。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无论均势还是霸权在赤裸裸的军事野心面前都不能成为和平的保障。一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和约，除了使英国、法国的霸权受益外，作为战胜国的美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且另外组织华盛顿会议以取而代之；同样作为战胜国，中国却蒙受耻辱，同样拒绝了签字，后来酿成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史的大门；作为战胜国的一方，沙皇俄国由于被苏维埃俄国取代，虽然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伤亡，但居然被排除到了巴黎和会之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自由与正义的力量结成反法西斯同盟，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在付出无数牺牲的基础上，才使人类开始尝试建立新的和平方式，即以和平力量积极维护和缔造和平的新阶段。

但直到今天，建立在和约基础上的“均势—霸权”和平仍然客观存在，并且是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础。“新千年很可能会不合常理地见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最后的胜利，而不是失败。”^[12]这是因为，第一，均势具有某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性，国际上的各种力量，无论其正义与否，当它们组成国际关系的复杂体系时都会出现力量的角逐，此时，出现某种均势，是产生和平的前提条件；第二，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体系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既延续了数千年帝国统治的传统，又因时代变化有新的表现方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人类实现持久和平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

为什么古希腊的“国王和约”不是古代世界的代表性和平方式，而同样孕育于欧洲的“均势—霸权”和平却是近现代代表性的和平方式？这是因为无论古希腊的“国王和约”不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在古代，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只有“征服—同化”方式实现的和平。而产生于近代的“均势—霸权”和平虽然以欧洲为中心，但影响面覆盖了全球，使世界各地面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都可以从中窥其端倪。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近现代史上与列强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虽然也属于实现和平的和约，但并非中国与列强达成了均势，而是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均势。对中国而言，起主导作用的绝不是均势，而只有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