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和平的途径

二、实现和平的途径

不管理想和平的实现和现实和平的实现都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要真正实现和平目标，必须通过有效的途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有着充分认识。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对实现和平的途径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一）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铲除战争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期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52]他们高度评价阶级斗争的意义，指出：“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53]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既是打破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原有秩序、使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根本途径，也是铲除战争根源，最终实现和平的根本途径。同时，为和平而斗争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要求。二者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

1.为和平而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为了实现彻底的真正的和平，就必须铲除战争产生的根源，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阶级、国家，建立起崭新的社会。这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争取和平的最根本道路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争取和平和争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应当而且必须结合起来。1847年，马克思在《关于波兰的演说》中就指出：“要使各国真正联合起来，它们就必须有一致的利益。要使它们利益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只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只有工人阶级有办法做到这一点。”^[54]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因为“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55]。“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56]，使劳动者重新成为有产者，享有平等的占有和自主支配财产的权利，建立起崭新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最终解放全人类，真正实现共同利益一致的“自由人联合体”，实现最终的和平。所以，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坚定地指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57]1890年12月恩格斯在《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里说：“圣西门曾经第一个预见到，三个强大的西方国家——法国、英国、德国——的同盟是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社会解放的第一个国际条件。我希望还能看到，这一同盟——将永远结束政府之间和王朝之间的战争的未来欧洲同盟的核心——将为三个国家的无产者所实现。”^[58]1894年3月18日恩格斯在《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三周年致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中满怀信心地展望：“我同你们一起为国际的3月18日的即将来临而干杯，这个日子将带来无产阶级的胜利，从而消灭阶级对抗和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并在各文明国家中实现和平和幸福。”^[59]无产阶级革命在最终取得胜利后将要建立的是一个消灭了私有制、没有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新社会。在这样的新社会里，劳动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必然需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精神文明的极大提高，每个民族都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剥削，消灭了阶级，所以每个民族的劳动者都得到了解放，从而在根本上消除了战争产生的根源。这样，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自然能够平等相待、友好共处，实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因此，战争必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消亡。

在注重为实现普遍的永久的真正和平这一和平的理想目标而奋斗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更关注现实，指出为现实的和平而斗争同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看到剥削阶级统治集团发动的侵略掠夺战争和争霸战争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违背战争发动者的意愿而走向其反面，促使社会的阶级斗争激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胜利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同样认识到，剥削阶级挑起的战争也有不利于革命力量发展乃至直接摧残和破坏革命运动的消极一面，会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资产阶级除为了掠夺和争夺霸权而不断发动战争之外，还往往将战争作为转嫁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和转移人民视线、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而维护其统治的手段。恩格斯在《欧洲政局》一文中指出：“在拿破仑第三时期，莱茵河左岸曾把革命的激情转移到国际事务上；俄国政府也同样建议激动不安的人民去征服君士坦丁堡，‘解放’受土耳其人压迫的斯拉夫人，把他们联合成一个俄国领导下的大联邦。”^[60]“或者是在君士坦丁堡问题上获胜，或者是革命。……为了从革命中得救，可怜的沙皇不得不向前迈出新的一步。但是每走这样一步却越来越危险，因为这是在冒着引起俄国外交一向竭力避免的欧洲战争的风险。”^[61]“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处境也和沙皇一样，社会革命的幽灵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他们只知道一个解救的办法——战争。”^[62]这样的战争爆发前，统治阶级往往进行精心策划，动用各种舆论煽动民族仇恨和强烈的沙文主义情绪为战争造势，欺骗蒙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陷入被动、遭受不利。这样的战争还往往可以使资产阶级政府为残酷镇压国际工人运动找到借口，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遭受挫折，以进一步加强其反动统治。1859年2月4日，在法国联合撒丁王国（皮蒙特）与奥地利之间的战争爆发前不久，马克思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明确指出：“战争自然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而且最后肯定会引起革命的后果。但是，在最初，它将在法国保持波拿巴主义，在英国和俄国削弱国内的运动，在德国重新唤起极端狭隘的民族热情，等等，因此，据我看来，它在各方面起初都将起反革命的作用。”^[63]1864年3月，对于波拿巴“几乎不得不又要强使自己的士兵向外贩卖‘自由’了”^[64]的局势，马克思在致莱·菲利浦斯的信中说：“现时最好是保持和平，因为任何战争都会推迟法国的革命。”^[65]面对19世纪末期无产阶级的斗争取得重大进展而欧洲列强不断扩军备战、世界大战日益逼近的形势，恩格斯在1882年12月22日致奥·倍倍尔的信中担忧地指出：“发生欧洲战争将是一种不幸；这一次的战争会具有非常严重的性质，战争会在长时期内到处煽起沙文主义，因为每个民族都会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已经处于胜利前夕的俄国革命者所进行的全部工作会变得徒劳无益，前功尽弃；我们的党在德国会立即被沙文主义洪流淹没和冲垮，在法国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我认为，这种战争会把革命推迟十年，固然，以后革命会更为彻底。”^[66]1886年，恩格斯在《欧洲政局》一文中再次指出：“全面战争则会把我们抛进一个无法预料的领域。革命在俄国和法国都会推迟；我们的党在德国就会遭到1871年巴黎公社的命运。毫无疑问，事件归根结底是会有利于我们的，但是，这要失去多少时间，遭到多少牺牲，克服多少新的障碍啊！……这场战争如果开始，其目的只能是阻碍革命；在俄国，是要预防斯拉夫主义者、立宪派、虚无主义者、农民这些不满分子的总发动；在德国，是要支持俾斯麦；在法国，是要压制社会主义者的胜利的运动和恢复君主制。”^[67]在1889年3月25日致保·拉法格的信中他又说：“这场战争将使我们的运动遭到暴力的普遍的镇压，使所有国家的沙文主义加剧起来，归根到底使衰竭现象比1815年之后的反动时期还要厉害十倍，而反动时期是建立在伤尽元气的所有各国人民极度贫乏的基础上的。与所有这一切对比，这场残酷的战争导致革命的希望却极小，——这使我感到可怕。对我们德国的运动来说尤其可怕，这个运动会被暴力破坏、镇压、扼杀，而和平却能使我们取得几乎是肯定的胜利。”^[68]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蓄意挑起的以镇压革命为主要或次要目的的战争，争取和平的环境和条件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利用和平时期教育和组织训练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聚集力量，为夺取胜利奠定基础。“我们的运动进展得如此之好，情况到处如此有利于运动，最后，我们如此需要再有几年平静的发展，以便有可能巩固起来，以致我们决不能希望发生大的政治灾难。”^[69]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无产阶级必须为和平而斗争。保障和平、反对掠夺战争的斗争是工人阶级世界历史使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争取和平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目标之一，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也必然涵括了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号召无产阶级应当而且必须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保卫和平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将革命的工人运动与所有其他热爱和平和保卫和平的力量联结在一起，努力为创建一个摆脱了剥削、压迫和战争的新社会而奋斗，实现自己伟大的世界历史使命。

2.面对战争无产阶级应采取正确的革命策略

面对19世纪中后期欧洲连绵不断的战火和诸多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不能像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某些人物那样抱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消除战争的幻想，更不能持任何战争甚至解放战争也是罪恶的这一片面的和平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不仅要清醒地认识到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战争就不可能消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和平只能靠斗争获得，必须坚决地投入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中去，还要认清各种冲突和战争的性质，以采取相应的策略立场。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写下了大量文章，指导无产阶级正确地看待战争与和平，既为和平而斗争，尽力阻止战争的爆发，又要在已经爆发的战争面前，区分其属于正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谁是战争中的正义一方和非正义一方，积极支持正义战争和正义一方，反对非正义战争和非正义一方；既努力通过革命去防止和消除战争，又善于利用战争引起的危机推进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在《欧洲战争》、《战争》、《战况的进展》等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进行革命战争反对沙皇制度以及革命地改造欧洲的口号，深信当第六强国即革命出现的时候，战争的情况、条件和性质就会发生变化；革命将使所谓五“大”强国全都附属于它，并使每个强国战栗不已。

1859年奥意法战争开始后，马克思在《意大利的统一问题》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者要通过开展群众革命斗争的办法来达到意大利民族统一的方针，认为面对战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任务就是大力促进各国人民的广泛开展的革命运动，使这场战争变为全欧洲性的革命战争，以打击法国和奥地利的战争与压迫政策。此后，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围绕德国及意大利的民族统一及意大利的独立发展了他们的思想，坚持解决德国和意大利问题的革命民主道路，主张无产阶级联合人民群众以革命手段建立真正独立、统一和民主的国家，以消除内外的战争隐患。

1861～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在确定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对美国内战的态度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统治的纪元，美国革命战争可以促进欧洲革命运动的高涨，并成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他们主张把反对奴隶制的斗争看做劳动者阶级的切身事业，美国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结一切希望彻底消灭奴隶制的进步力量，争取斗争的胜利。当1861年底、1862年初由于“特伦特号事件”导致英美关系紧张，存在着英国介入美国内战支持南部同盟的危险时，马克思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帮助英国工人阶级认清事件真相，积极开展反对英国干涉的斗争。英国工人阶级尽管承受着巨大牺牲，但仍然坚决地投入反对英国战争叫嚣的斗争中去，对促使英美争端的最后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后来马克思指出的：“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70]这一事例说明无产阶级已经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卓有成效地制止统治阶级的掠夺战争，是无产阶级的一个重大胜利。

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针对当时欧洲战争危险日益增长的局势，马克思谴责资产阶级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71]，既给被侵略掠夺的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严重破坏了国际和平，也使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必需的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面临着严重的障碍。马克思号召工人阶级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使自己的政治视野扩展到国际领域，了解整个国际社会，了解资产阶级的国际关系准则及其对外政策的实质，从而明确无产阶级的责任，把无产阶级的斗争扩展到资产阶级对外活动的领域，与资产阶级反动的霸权政治与侵略战争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争取和维护和平，并在这种斗争中推进无产阶级的解放进程。为此，各国的工人阶级要“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72]。这一准则的倡导对指导无产阶级推动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869年5月，针对一些欧洲强国迫不及待地想挑起美国对英国战争的形势，马克思在《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中呼吁美国工人为和平而斗争：“现在轮到你们来阻止战争了，因为这个战争的直接结果将使大西洋两岸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倒退若干年。……难道用一场战争来破坏迅速扩展着的国际合作运动，不正是为了我们的压迫者的普遍利益吗？”要使美国工人运动产生效果，还需要多年的和平；而要扑灭这个运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则是最可靠的办法。马克思指出，没有崇高目的和社会需要的、跟旧世界历次战争一样的另一次战争，其结果将不是粉碎奴隶的锁链，而是为自由的工人锻造新的镣铐。因此，美国工人阶级的光荣任务就是“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能在他们的所谓的主人们叫嚷战争的地方卫护和平”^[73]。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马克思受国际总委员会委托撰写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阐明了战争性质和革命工人运动的策略。马克思指出，从法国方面来看，路易·波拿巴为了阻挠德国统一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冒险挑起的这场战争是一场王朝战争，从德国方面来看，则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而进行的防御性自卫战争。但马克思也提醒德国工人阶级，“究竟是谁把德国置于必须进行自卫的地位呢？是谁使路易·波拿巴能够对德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鲁士！是俾斯麦恰恰同这个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结，目的是要镇压普鲁士本国人民的反抗，并使霍亨索伦王朝吞并全德”^[74]。俾斯麦在反法战争中也是怀有掠夺意图的。所以，法国和德国工人阶级必须以和平政策来对抗统治阶级的战争政策。在国际的原则的传播和影响下，法国、德国工人都通过各种宣言坚定地表明了自己反对战争的和平立场，马克思充满信心地指出：“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75]随着路易·波拿巴的投降和共和国在巴黎的成立，德国军队继续向法国推进，向法国人民作战，普法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面对新的局势，马克思又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指出普鲁士方面已经在进行征服战争了，抨击普鲁士军国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所怀有的占领掠夺法国的企图，号召德国工人阶级竭尽全力去阻止德国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企图，迫使德国当局“给法国以光荣的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76]。他还呼吁各国工人采取步骤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并用一切力量反对肢解法国。马克思提醒各国工人阶级，争取和平同争取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采取消极态度，那么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只不过是将来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序幕，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主人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77]

面对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大战可能爆发的危险，恩格斯坚定地主张“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拥护和平”^[78]，敦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高举维护和平反对世界战争的旗帜，积极采取措施，“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79]。正是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各国无产阶级为争取和平进行了不懈斗争，对维护和平、延迟世界大战的爆发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进一步论及，此处不再赘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确立无产阶级面对战争的革命策略时，还非常重视指导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力量共同斗争。在这方面，他们特别重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反战，争取和平。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仅创造了先进生产力和社会精神财富，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同时，他们也是战争灾难的直接承担者和受害者，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战争烈度增加的趋势日益发展，战争的破坏性日益增强，给广大民众带来的创痛也更加巨大，这就会教育人民，促进他们的觉醒，并团结起来为反对非正义战争、实现和平而斗争，为无产阶级和平目标的实现提供最大的可能。所以，制止战争的伟力根植于爱好和平的广大民众之中，推动社会发展、并在这种发展中推进和平实现的也必然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得出的必然结论。因此，要争取和平，必须把希望寄托在广大人民身上，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群众的中坚力量，应善于通过各种方式使广大人民群众获知真相，认清资产阶级的战争政策及其危害，发动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反战斗争中去，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迫使资产阶级改变战争政策。这是防止冲突战争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美国内战中英国资产阶级出于商业上和政治上的考虑，竭力支持美国南方奴隶主，反对林肯的解放黑奴运动，并企图利用“特伦特号”、“阿拉巴玛号”等事件干涉美国内政，发动对美国的战争，正是由于工人阶级联合各阶层群众不断在各地召开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报界的战争叫嚣和政府的邪恶阴谋，主张和平解决争端，最终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使英国政府放弃了以武力干涉美国内战的企图，和平解决了争端。实践证明，人民群众进行的声势浩大的反战和平斗争在和平的实现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3.无产阶级革命要善于利用暴力革命与和平斗争两种方式

无产阶级如何取得推翻资产阶级的胜利，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并在这一过程中促进和平的实现，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初步制定了区别于布朗基主义的，以有组织、有领导的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夺取政权的革命策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组织的主要方式和手段。这是他们经过长期研究后，基于资本主义前期社会制度自身的种种不完善及其局限性、资产阶级剥削掠夺的残酷性及政治反动性而提出的无产阶级解放的正确道路，是科学而合理的逻辑结论。因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总是首先采取武装镇压的手段，逼迫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不得不拿起武器武装反抗、进行暴力革命。恩格斯曾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就此做出过详细的说明：“资产阶级认为没有财产的人们的正义要求只不过是死不知足，是对‘上帝和人们安排好的秩序’的疯狂的反抗，至多也只是‘以鼓动为生的、懒惰得不愿意工作的、恶意的煽动家’的成功，这是必须用一切手段镇压下去的。……当你看到有产阶级这样疯狂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迷惑得连时代的最明显的标志都看不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弃和平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80]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宣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81]即便在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的19世纪后期，马克思、恩格斯依然坚定不移地主张暴力革命的道路：“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82]

但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排斥用和平方法达到同样目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相反，即使是在暴力革命理论建立并不断完善的早期，马克思、恩格斯也清醒地认识到暴力革命是有局限性的，是要付出代价的，它很难避免无产阶级的流血牺牲、社会的动荡不安和对生产力的破坏，因而它不是革命的唯一形式，甚至不是最好的形式。如果可能的话，无产阶级还应该尽量运用非暴力的和平手段或准备用和平手段来达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1845年恩格斯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谈到：“如果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我们的现在关系的必然结果，那末我们首先就得采取措施，使我们能够在实现社会关系的变革的时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和平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和平准备共产主义。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用流血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愿意使我们的无产者的智力水平和生活状况日益加深的矛盾尖锐到象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所启示的那样，必须用暴力来解决，要在绝望和强烈的复仇心中来解决，那末，诸位先生，我们就应当认真地和公正地处理社会问题，就应当尽一切努力使现代的奴隶得到与人相称的地位。”^[83]恩格斯在1847年《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这一问题时，也曾明确地说：“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84]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革命运动中争取普选权和议会斗争活动积极肯定，对无产阶级利用和平手段取得的进展给予了极大支持。例如，对于法国1850年3月的选举中工人阶级和其他民主派的代表进入选举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马克思赞扬道：“不管敌人如何拼命反对，社会主义的候选人终于取得了胜利。”^[85]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繁荣高涨，议会制、普选制等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不断得到调整完善，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相对缓和，这些变化为无产阶级采用和平手段斗争进一步提供了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从这时起开始更加重视和平选举和议会斗争等和平斗争的作用，把和平斗争手段提到革命策略的高度上来，要求各国工人从实际情况出发确定革命采取暴力还是和平方式。1871年7月，马克思在同《世界报》记者的谈话中说道：“在新堡和巴塞罗纳，在伦敦和柏林，工人的组织不可能在一切细枝末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暴力的解决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使其解决，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86]1872年9月，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如果不愿意像轻视和摒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87]在新的历史时期，恩格斯也认识到斗争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88]。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在强调无产阶级要保留“革命权”这“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89]的同时，恩格斯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民主法制的不断完善和资产阶级统治手段的调整使和平斗争取得成就成为可能，进一步明确了和平手段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重要方式，把以普选权和议会斗争为主要形式，进而和平夺取政权的方式提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高度，认为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采用灵活多样的革命斗争方式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恩格斯晚年在给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书信、谈话和文章中都表达了积极利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运用和平手段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

在运用和平手段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方面，恩格斯特别肯定和积极支持了各国无产阶级正确运用议会制度和普选权参加政治性的和平斗争。恩格斯在1871年2月《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中指出，“如果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我们的敌人的斗争，那就是放弃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特别是组织和宣传的手段。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在德国，组织成坚强政党的工人，派出六个代表参加所谓国民代表会；我们的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居然能在那里反对侵略战争，这比起我们多年来通过报刊和集会所进行的宣传，起了有力得多的、有利于国际宣传的作用。现在，在法国也刚刚选出了工人的代表，他们将在国民议会中大声宣布我们的原则”^[90]。后来，恩格斯又说，“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91]。他曾多次提醒倍倍尔要充分利用普选权和议会来进行斗争，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斗争的成果予以了肯定：“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在1871年为102000张，1874年为352000张，1877年为493000张。接着就是当局以实行反社会党人法高度赞扬了这些成就……1884年为550000张，1887年为763000张，1890年为1427000张。于是国家的手就软了。反社会党人法没有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787000张，即超过总票数的1/4。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德国工人……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92]因此，恩格斯认为，“选举权已经……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对手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了我们一把能计量我们行动规模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使我们既可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又可避免不适时的蛮勇……但是它的好处还要多得多。……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93]，“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94]。恩格斯甚至设想过：“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95]

但恩格斯同样认为，和平手段的运用是有严格条件的，即“必须以敌人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末这就不得不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走上它还剩下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合法的道路。即使是在英国人这个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国的法律观念，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96]。恩格斯严厉批驳了“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和“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认为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德国社会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虽然恩格斯也提到过在特别限定的条件下“旧社会有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但他进一步指出这在德国是不可能的，“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97]。因为“不定哪一天，德国资产者及其政府将厌恶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高潮袖手旁观；他们将诉诸非法行为，诉诸暴力行动。”^[98]所以，无产阶级不能“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99]。无产阶级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和平的合法斗争的任何可能性，为革命积聚力量；另一方面，又不要对和平手段的作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应将立足点放在不放弃暴力革命上。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把暴力革命与和平的合法斗争结合起来并视条件变化在二者间及时地转换，否则只能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二）以国际法规范国家行为，调整国际关系

国际法是在长期的国际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主要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它主要通过国家在和平的或暴力的交往中逐渐确立的国际惯例和国家为协调相互关系而达成的国际协议体现出来。从国际法的历史产生来看，它是适应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对外交往对交往规则和制度的需求的必然产物。国际法最初萌芽于古代一些文明较发达的地域之内的邦国为解决彼此间的战争、外交使节等问题而确立的一些最初的交往规范。因此国际法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确立一系列基本的法律规范和原则，为国家间的交往提供基本的行为准则，调整和维护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关系，确立和维护正常稳定的国际秩序。当然，由于国际法本身是在国家间的国际交往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本身也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因而国际法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性，其功能和作用的发挥也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制约。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期，正是资本主义时代下的近代国际法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具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兴起，促进了国家间普遍交往的发展，使得近代国际社会得以形成，为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前提条件。资产阶级的主权、平等、自由、博爱等学说，为近代国际法注入了新的内容，特别是主权原则的确立，为国家间相互交往奠定了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同时，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自由扩张，也使国际法作为协调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规范的功能大大加强。这一时期，近代国际法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巨大发展。国际条约的数量大大增加，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民族自决、不干涉内政、在战争中贯彻人道主义等一些进步原则逐步确立，对于促进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和推进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发挥了积极的进步作用，对限制和约束资本主义大国的行为也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近代国际法的主体主要是欧洲资本主义列强，亚非的广大“非文明国家”被排斥于国际法的适用范围之外，因而这一时期的国际法主要是资本主义大国手中的工具，主要表现为协调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列强为了争霸夺利和对外侵略扩张，使近代国际法确认国家有战争权，承认征服的权利，侵占别国领土的权利以及不平等条约的效力，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武力和威胁推行殖民地、被保护国、租借地、租界、势力范围、领事裁判权等在内的殖民主义制度提供了条件。资本主义列强置正义进步的国际法规范于不顾，对外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践踏了近代国际法中已形成的一些进步原则和规则，严重破坏了国家间的和平与正常关系的发展，使国际法功能和效力的发挥受到了极大限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为了实现国家间和平，使国际关系向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必须发挥国际法应有的功效，以进步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约束和调节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为此，他们撰写了不少文章，对欧洲列强违背国际法的行为进行了有力抨击，强调以进步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限制西方列强的非法行为，维护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关系和确立和平公正的新的国际秩序。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进步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主要有：

1.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应适用于所有国家之间

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判了资本主义列强将主权原则仅适用于资本主义文明国家之间，不承认亚非拉等落后国家也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践踏弱小民族国家主权的做法，明确表达了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享有平等主权的主张。他们认为欧洲列强对弱小国家的侵略与统治是对主权原则的违反，因而受到侵略的国家有权反抗侵略，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近代国际法成了列强保护自己利益的工具，主权原则实际上只适用于资本主义文明国家。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列强“在外国就必须享有国际法的保护。英、美、法三国的商人在国外甚至比在家里更能自由行动。他们的大使馆保护他们，必要时还有几艘军舰来保护他们”^[100]。但在涉及资本主义国家与弱小国家间的关系时，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就没有国际法可言了，资本主义列强在进行殖民侵略时，要么对国际法准则熟视无睹，要么歪曲国际法规范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英国就是用公开的抢劫和暴力或者用收买和欺骗来实现它在亚洲各国的侵略的。资本主义列强在推行侵略政策、践踏别国主权时所惯用的典型的外交方法，是指责对方违背了条约义务或没有遵守某些外交礼节上的无关紧要的规定，以莫须有的罪名作为武装侵略和缔结新的不平等条约的借口。对此马克思揭露道：“自从关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指第二次鸦片战争，笔者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以后，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连篇累牍地对中国人进行了大量的斥责，它们大肆攻击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的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如此等等。可是，除了亚罗号划艇事件以外，它们举不出一个明确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些指责。”^[101]资本主义列强还大肆攻击被侵略国家的反抗，将其诬蔑为叛乱、罪行和暴虐，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也进行了驳斥，积极肯定反抗侵略的正义性，将其视为保卫国家主权的正当权利。针对印度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的起义，马克思指出：“人民企图赶走竟敢对自己的臣民这样滥用职权的外国侵略者，难道不对吗？如果英国人能够冷酷无情地干出这种事情，那么就算起义的印度人在起义和斗争的狂怒中犯下了硬说是他们犯下的那些罪行和暴虐，又有什么奇怪的呢？”^[102]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中谈到中国人民的斗争时也说：“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场战争充满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者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103]

2.不干涉内政原则应得到遵守

虽然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不干涉内政就逐步地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项原则，在维护和平，促进国家间相互尊重和友好相处方面发挥了进步作用，但资本主义列强凭借自己的实力和优势地位，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动辄干涉相对弱小国家的内政，导致了近代国际关系的动荡乃至冲突战争的发生。马克思、恩格斯坚决主张不干涉内政原则，认为遵守这一原则是避免国家间关系紧张，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

美国内战爆发后，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支持美国联邦政府反对奴隶制、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同时还对英国企图干涉美国内战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当1861年11月美国军舰“圣贾辛托号”拦截英国“特伦特号”邮船事件使英美关系紧张，英国武装介入美国内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的时候，马克思写了一系列文章揭露了英国不顾自己宣布的中立，暗中支持南部叛乱分子，并准备武装干涉以维护奴隶主利益的对外政策。在《英美的冲突》、《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华盛顿政府与西方列强》等文章中，马克思批驳英国统治集团及其支持者为煽起保护奴隶主的可耻战争而提出的论据都是荒诞虚假的。马克思运用当时权威国际法学者的论述证明了美舰行为的国际合法性。在之后的《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伦敦的工人大会》、《反干涉的情绪》等文章中，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英国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反对英国借机干涉美国内政、主张和平解决争端的斗争，欢迎争端最后的和平解决。

1861年11月，英、法、西三国试图干涉墨西哥，马克思在《对墨西哥的干涉》、《议会中关于答词的辩论》等文章中揭示了以各种各样虚伪借口为掩饰而合伙进行所谓“墨西哥远征”的国家的真正目的是帮助墨西哥反动派反抗当时已为全国承认的进步的胡阿雷斯政府。马克思指出，以整顿秩序为借口的墨西哥远征只能产生这样的直接结果：削弱宪法政府，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刺刀支持下加强反人民的教权派，“在墨西哥恢复已在平息的无政府状态”^[104]，重新挑起内战。马克思认为“问题直截了当就是这样：结成一个新的神圣同盟，以便把当年神圣同盟认为它自己有义务干涉欧洲各国内政所依据的原则应用于美洲国家。”^[105]马克思深刻同情墨西哥人民及其解放斗争，严厉地斥责干涉者背信弃义对爱好和平的国家发动战争的行为，将其斥为“国际史上的最凶恶的勾当之一”^[106]，认为这种干涉行径是对国际法的重大违反，鲜明地表达了主张不干涉内政，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立场。他还特别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外交的伪善性，指出武装干涉的发起者英国“以欧洲政治方面的让步为代价来购买路易·波拿巴在远征墨西哥方面的合作”^[107]，英国不用“战争的方式和宣战的方式以及国际法的其他一切规定”而直接将这一干涉宣称为是“以建立秩序为宗旨的权威性的干涉”，“这完全是神圣同盟的口吻，以不干涉原则自傲的英国用这种口吻说话确实惊人！”^[108]在《墨西哥的混乱》中，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刚刚公布的关于干涉墨西哥一事的蓝皮书，罪证确凿地暴露了现代的英国外交，这种外交十分伪善，对弱者残酷无情，对强者小心侍奉，对国际法完全蔑视。”^[109]“使人腻烦地、伪善地说什么严格的国际法规神圣不可侵犯和自己尊重这些法规的人们就是这个样子！”^[110]

在意大利的统一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支持意大利反抗异族压迫和外来干涉，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斗争。在《欧洲的战争前景》、《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等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欧洲反动势力特别是法国想通过发动新的“局部”战争来防止革命爆发、阻止意大利民族统一步伐的企图，坚决反对列强对意大利的干涉。马克思指出：“不管怎样，民族本身是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民族派估计意大利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为了从他们的压迫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展开共同斗争的信号，因此他们并不害怕法国的干涉。”^[111]

3.应遵守合法有效的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主要是国家之间依国际法所缔结的确立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国际协议。国际条约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用以规定国家相互间行为规则的法律工具。在“约定必须信守”这一古老原则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意指在条约缔结后的有效期内，缔约各方必须善意地、严格地按照条约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违反。这一原则的意义在于为国家间的互信互赖创造条件，为维持和发展正常的国际关系、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提供支持。如果取消这一原则或各国都不遵守这一原则，那就不可能有稳定有序的国际关系和秩序，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甚至连国际法本身都会陷于利益冲突的混乱之中而无法存在，因此，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格劳秀斯主张必须遵守条约义务，整个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也都确认条约必须遵守原则。

近代的资本主义列强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彼此间往往钩心斗角、恃强凌弱，即使不得不签订一些条约来约束列强彼此间的关系，也往往持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态度，将条约作为约束其他缔约方的手段而自己却蔑视、违反条约义务，违背条约必须遵守这一原则。它们还肆意歪曲条约必须遵守原则，以武力、武力威胁等暴力手段或欺骗、收买等伎俩将一些奴役性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弱小国家，然后再利用条约必须遵守原则迫使这些弱小国家履行，否则就以不讲国际信义、不遵守国际法等为借口，再次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以攫取利益，而自己却不受条约约束。英国借口亚罗号划艇事件挑起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就是以这样的丑恶嘴脸为自己找借口的。马克思在《英中冲突》中揭露道：“这出外交兼军事的话剧就截然分成两幕：在第一幕中，借口中国总督破坏1842年的条约，开始炮轰广州；而在第二幕中，则借口那位总督顽强地坚持1849年的协定，更猛烈地继续炮轰。起先广州遭到轰击是因为破坏条约，后来广州遭到轰击是因为遵守条约。同时，就是在第一种场合下，甚至也不是借口没有给予赔偿，而只是借口没有以应有的形式给予赔偿。”^[112]对于列强的强权霸道行径和违法行为导致条约不能真正发挥维持国家间正常秩序作用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严厉批判。他们充分认识到了条约必须遵守这一原则对维护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意义，主张凡是符合国际法原则、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缔结的国际条约都应得到遵守，并将条约必须遵守这一原则作为维护民族国家权益，促进国家间和平的重要武器。

1700～1721年间，沙皇彼得一世发动了对瑞典的北方大战。俄国在1715年同丹麦、波兰、普鲁士和汉诺威缔结了北方联盟，打败了瑞典，瓜分了瑞典本土以外的领地。马克思称“这次瓜分是近代外交史上第一个巨大的行动”，指出“开创国际政治近代纪元的，乃是对瑞典帝国的瓜分。这次的瓜分条约除了谈到它的未来牺牲者的不幸以外，甚至没有假惺惺地提出任何借口。在欧洲，这是第一次，不仅撕毁了一切条约，而且把这一行动宣布为一个新条约的共同基础”^[113]。这一瓜分条约毫无疑问是对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的破坏。马克思运用相关的外交材料，强调指出，如果没有英国的姑息和纵容，沙皇俄国不可能顺利地称霸波罗的海。而“参加这一瓜分条约，把英国抛进了俄国的势力圈。从‘光荣革命’的时候起，英国就越来越被引向这一轨道了。乔治一世作为英国国王通过1700年的条约曾与瑞典结成防御同盟。不仅作为英国国王，而且作为汉诺威选侯，他曾是特拉温达尔条约（那个条约为瑞典保证了这次瓜分条约所要剥夺的东西）的保证人之一，甚至是条约的缔约国之一。不仅如此，他所以享有德意志帝国选侯的尊荣，部分地也归功于特拉温达尔条约。可是，他却以汉诺威选侯的身份向瑞典宣了战，并且以英国国王的身份进行了这一战争。”^[114]马克思指出：“英国瑞典防御条约，是威廉三世和查理十二在1700年缔结的，到1719年才满期。然而，在几乎整个这段时期，我们发现英国不断地支持俄国并通过密谋或以公开力量对瑞典作战，尽管这项条约从未废除，也从未宣战。”^[115]通过批判英国“对瑞典的背信弃义和对俄国计划的纵容默许”^[116]，马克思严正地表达了条约必须遵守的立场。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和维也纳条约确立了欧洲列强打败拿破仑之后的和平与均势，建立了所谓正统主义君主体系的格局。在维也纳会议上，俄、英、普、奥等强国为了解决彼此间的利益矛盾，以所谓“领土补偿”原则对弱小国家进行宰割瓜分，“民族被买进和卖出，被分割和合并，只要完全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就行”^[117]。结果，波兰遭到第四次瓜分，只剩下克拉科夫地区由俄、普、奥共同“保护”；芬兰被从瑞典划给俄国，挪威又被划给瑞典作为“补偿”；普鲁士得到萨克森的部分领土及其他一些邦的土地；德国、意大利又被分割为各个小邦，匈牙利仍然被奴役。然而，列强仅想以这部条约维持均势现状和干涉民族解放运动，彼此间的矛盾和自利打算使它们连这样一部集中反映它们利益的条约都不愿遵守。例如，1846年波兰克拉科夫起义被镇压后，俄、普、奥公然破坏维也纳条约，签订了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的条约，而英国和法国都没有加以反对。根据维也纳条约，英国是伊奥尼亚群岛七个岛屿的保护者，不是所有者，但19世纪50年代末英国试图秘密占有伊奥尼亚群岛中最好一块地——科尔富岛，将其并入自己的殖民地。虽然英国的企图没有能够得逞，但这毫无疑问是破坏维也纳条约的行为。列强不遵守条约的行径使维也纳条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所以马克思指出：“维也纳条约，这部唯一在欧洲得到承认的国际法法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突出的fictiones juris publici〔国际法假象〕之一。这个条约的第一条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永远推翻波拿巴王朝的法兰西王位；然而现在高居法兰西王位的是第二帝国的奠基人路易－拿破仑，欧洲所有君主都承认了他，同他称兄道弟，他受到了欧洲君主的厚待和膜拜。另一条规定，比利时永久被赏赐给荷兰；可是十八年来，比利时与荷兰分立不仅是fait accompli〔既成的事实〕，而且是法定的事实。其次，维也纳条约规定，让1846年并入奥地利的克拉科夫永远成为独立共和国；条约最后的、然而同样重要的一个条款，是被尼古拉并入俄罗斯帝国的波兰应该成为只是通过罗曼诺夫王朝同俄国保持君合国关系的独立的立宪王国。这样，这部欧洲jus publicum〔国际法〕的圣书便一页一页地被撕掉了，只有在一方的利益和另一方的软弱决定有必要时，它才被引为根据。”^[118]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条约必须遵守，但前提是条约必须建立在缔约方平等自愿、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基础之上。对于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条约，由于其不利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不仅不应遵守，还应抵制反对。在《与波斯签订的条约》一文中，马克思援引格劳秀斯的观点指出：“按照jusgentium〔国际法〕，凡独立国家据以授权外国政府干预本国国际关系的任何条款，均属无效。”^[119]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不平等条约，认为这样的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当然也不必遵守。

4.应遵守战争法规

战争法是在战争中调整各交战国之间交战关系和交战国与中立国之间中立关系以及交战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体。战争法是国际法最古老的一个分支之一。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实现人类的解放以彻底消灭战争，但在资本主义时代无法根除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仍然对战争法在限制战争、降低战争残酷性和破坏性方面的积极作用给予了肯定。他们主张遵守战争法中已确立的进步原则，通过对战争的约束为和平的出现创造条件。对于资本主义列强发动非正义战争以及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他们进行了揭露批判。

普法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对巴黎公社的残酷镇压，是对当时已确立的战争法规则的公然践踏。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愤怒地质问道：“历史上何曾有过战胜者不仅替战败政府充当宪兵，而且还替它充当受雇杀手以求胜利完美无缺这种怪事？普鲁士和巴黎公社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相反地，公社接受了初步和约，普鲁士宣布了中立。因此，普鲁士不是交战一方。它扮演了杀手的角色，而且是一个怯懦的杀手，因为这不会带来危险；它是一个受雇的凶手，因为它事先商定了巴黎陷落后要付给它5亿行凶酬金。这样，上天为惩罚不信神的荒淫堕落的法国而授命虔诚的仁义道德的德国进行的那场战争，其真正的性质终于暴露无遗了！这种甚至在旧世界的法学家看来也是空前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120]

美国内战时期的“阿拉巴玛号”案件也是由于英国违反战争中的中立义务引起的。英国虽在美国内战中宣布中立，但明里暗里地站在南方同盟一边。1861年美国南部邦联向英国订货建造了一艘“阿拉巴玛号”船只。当时美国政府曾提醒英国政府注意这一事件，但英国政府仍然让该船驶离英国港口，并在亚速尔群岛获得了武器装备，此后还允许其驶进英国港口，为其提供补给等。在1862～ 1864年间，“阿拉巴玛号”击沉了约70艘美国联邦政府船只，导致美英两国之间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马克思极为关注该事件并发表了许多评论。他指出英国政府没有尽到中立者的义务，并企图利用上述事件发动对美国的战争以支持美国南方奴隶主，是对战争法的违反和对美国主权的侵犯。^[121]

针对英国蓄意挑起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一再违背战争法中宣战方面规则的行为，马克思在《英中冲突》、《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等文章中进行了揭露抨击。他指出：“世界上的文明民族对于这种以违背了无中生有的外交礼节为借口，不先行宣战就侵入一个和平国家的做法，是否赞同，或许还是一个问题。”^[122]他痛斥这是“极端不义的战争”，“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有人企图转移对主要问题的追究，给公众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在亚罗号划艇事件以前就有大量的伤害行为足以构成宣战的理由。可是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123]。在《英国的政治》一文中，马克思揭露了英国政客自相矛盾地为侵略辩护的拙劣：“在战争状态中，一切现行条约都停止生效。如果英国人在远征白河的时候已经同中国人处于战争状态，那末不言而喻，他们既不能援用1843年的条约，也不能援用其他任何条约。如果他们不处于战争状态，那就是帕麦斯顿内阁不经议会批准而发动了新的战争。为了回避两种可能的后一种，可怜的纽卡斯尔断定，自从炮击广州以来，最近两年当中，‘英国从来没有和中国处于和平状态’。因此，政府只是继续进行军事行动，而不是重新恢复军事行动，因此，纽卡斯尔也能够不用专门的论据，而诉诸只在和平时期才有效的条约。而内阁首相帕麦斯顿勋爵为了使这种奇怪的辩术更加精彩，他与此同时在下院断言，这些年来，英国‘和中国从来不处于战争状态’。两国现在也是这样。自然，发生过炮击广州、白河惨败以及英法远征等事件，但是没有发生过战争，因为根本没有宣战，因为一直到现在中国皇帝还允许他们照常在上海做生意。在对中国的关系上，帕麦斯顿违背了有关交战的所有国际法准则；正是这个事实，却又被他用作理由，为自己在对英国议会的关系上不遵守宪法准则的行为辩护。”^[124]

除上述原则和规则外，马克思、恩格斯还通过对欧洲列强粗暴践踏国际法行径的批判，重申了其他进步的国际法原则，如民族自决、民族独立、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国际合作等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以这些进步的原则和规则作为约束和调节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准则，在相互关系中切实遵守和贯彻，才能减少和消除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促进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实现。

（三）使“道德和正义”成为至高无上的国际关系准则

1648年欧洲30年战争结束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诞生。从此，“国与国之间有了真正意义的国际关系，于是有了真正意义的‘外交’”^[125]。与之相伴，以什么样的准则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就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摆在了世人面前。总起来看，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截然对立的观点。

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家、外交家马基雅弗利和17世纪英国政治家托马斯·霍布斯为代表，推崇权力的重要性，主张国际行为无道德论。马基雅弗利认为，统治者为确保自身权力和国家的生存，应不受任何道德准则的约束，可以不择手段地去实现目的。“必须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做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stato），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因此，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换情况而转变。……如果必需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126]。统治者只对国家这个政治实体及其安全负责，而不对其他任何道德负责，否定一切除国家利益与义务之外的任何道义与利益原则。霍布斯也极力强调权力在人类行为中的重要性，认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人的欲望就是对权力不断的、无休止的欲求，死而后已。而且“虽然有自然法，要是没有建立一个权力或权力不足，以保障我们的安全的话，每一个人就会、而且也可以合法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计策来戒备所有其他的人”^[127]。他们的这些思想观点固然对打破封建教会的藩篱和压制，推动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导致了国际社会的动荡和国际关系的混乱，尤其为资本主义列强在对外关系中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相互残杀、争夺霸权提供了理论辩护。

与之相反，许多思想家、理论家从国际社会的统一性和相互依赖性这一客观事实出发，认为任何国家的行为都不能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而要受到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所共同认可的行为规则的制约，必须遵守一定的规范和准则，否则就没有正常的国际关系和秩序。法国著名的理论家让·博丹第一个系统论述了国家主权理论，但他在主张国家拥有绝对的、持久的、不受任何外力压制与束缚的主权的同时，反对君主可以不受对他不利的诺言的约束这样的思想。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也对国际社会中的相互吞并、杀戮无辜深恶痛绝，主张各国在相互承认的前提下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不可凭借强力对其他国家的独立施加威胁，如违反国际行为规则理应受到制裁。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在揭露批判资产阶级国家反动对外政策的基础上，坚决主张国家行为必须恪守基本的交往规范，明确提出道德与正义原则应成为国际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准则，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指出了正确、光明的方向。

1.资产阶级违背道德和正义的对外政策将被彻底铲除

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其阶级本质是一致的。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维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压迫和剥削。因此，资产阶级推行的对外政策，是其在国内实行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政策的延伸。一方面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本国的无产者”，对被压迫民族进行统治与剥削；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128]，为争夺世界霸权、争夺势力范围和殖民地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国家对外政策的实质就是争夺世界霸权，就是通过侵略战争去掠夺、压迫和剥削其他的民族。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着重揭露了沙皇彼得一世妄图征服世界的野心和沙俄侵略政策的继承性。“俄国自知它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利益，但是每一个国家却必须分别认识到它与俄国有排斥所有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129]。沙皇政府经常“利用其他强国的互相矛盾的利益和贪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唆使这些强国互相倾轧，从它们的敌对关系中坐收渔利，以便推行俄国的侵略政策”^[130]。战争、结盟、外交等也是其惯用的手段。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谴责资产阶级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131]。恩格斯在分析德国的外交政策时则尖锐地指出：“自古以来，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132]资产阶级在推行对外政策时往往不择手段、背信弃义、尔虞我诈、相互倾轧，不断地进行着欺骗、恫吓、干涉、进犯与吞并，这种不道德、非正义的外交政策导致了国际关系的混乱，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2.无产阶级将使道德与正义原则成为国际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准则

在抨击资产阶级对外政策不讲道德、践踏正义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各民族之间以及国家相互关系中应该遵循的准则，即“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133]。

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特有的现象，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特殊意识形态，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个人内心信念所维系的，调整个人与自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道德根植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由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所决定，受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的制约，是一种由原则、规范、意识、信念和行为习惯构成的特殊的规范调解方式，承担着判断、调节、教育、认识等社会功能，对社会生活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正义则是一种具有恒久生命力的基本伦理观念，可以说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其基本的含义，是指正当与合理，是内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善。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134]。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与相互交往中，尽管存在着私人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差别乃至对立，但必然形成一些基本的道德和正义的规范来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种“私人关系中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就是指人们在私人关系中普遍遵循的共同的道德规范，包括平等相待、互相尊重、友好往来、和睦共处、不干涉他人的私事、不侵犯他人的权利等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些准则不仅适用于私人之间，而且应该推及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成为民族间、国家间相互关系中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这些国家在相互关系中应该遵循的道德与正义原则包括：国家主权平等，即所有国家都平等地享有独立权利、领土完整权利和内外政策自主权利，也都平等地承担不破坏别国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侵略别国的义务；互不侵犯、国家平等、民族和各国人民自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忠实履行国际义务等，都应该成为民族间、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最高准则。这些准则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以及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完全对立的。

要在国际关系中实现道德与正义原则，首先要同资产阶级国家推行不道德不正义的对外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在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号召无产阶级要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看清“欧洲的上层阶级只是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漠不关心态度来观望俄罗斯怎样侵占高加索的山区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兰”，看清“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在欧洲各国内阁里有其爪牙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与欧洲各列强观望、纵容之间的联系，了解资产阶级的国际关系准则及其对外政策的实质，从而明确无产阶级的责任，把无产阶级斗争扩展到资产阶级对外活动的领域，与资产阶级反动的对外政策进行坚决斗争，并把这种斗争作为争取无产阶级解放总斗争的组成部分。为此，各国的工人阶级要“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135]。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促使国际关系走向道德与正义的首要途径。

其次，无产阶级在对外政策上要努力贯彻道德与正义原则。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都是贯彻这一原则的体现。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中热烈赞扬了法德两国工人反对战争、友好交往的行为，法德工人的团结联合正是道德与正义原则的应用。无产阶级在国际关系中讲究道德、恪守信义、维护正义，按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与国际关系准则处理与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反对侵略扩张和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做法，必将促进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与和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