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茅屋以面包，给宫廷以和平”

工人的长期抗争使很多人——包括中等阶级和上层阶级中一部分人——深受震撼。他们意识到，社会已经被撕裂，变得非常不平等、非常不合理。在19世纪30—40年代，就有一些知识精英和第一代工厂主的后代——儿子或孙子们——形成了一种负罪感，对社会的不公正感到羞愧，对富裕国家的贫穷现象感到愤怒，对自己的祖辈在集聚财富过程中实施无情的压榨感到良心的不安。他们希望纠正这种状态，于是开始注意贫穷问题，并出来进行社会调查，写了许多调查报告。

除了上述提到的精英及第一代工厂主的后代外，还有一批人也站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人阶级说话，这些人是地主、托利党乡绅，属于保守派。他们的利益和工厂主不合，从属于两个阶级，因此，经常和工厂主过不去，揭发工厂主的罪恶本性。针对工人阶级的贫困，这些人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地位组织了许多官方委员会——比如，议会委员会和皇家委员会——进行社会调查，关注贫穷问题。

所有上述调查都揭露了当时英国社会存在的严重的贫穷问题，揭发了工人阶级经受的苦难。其中，官方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更加震动了社会，而乡绅们的呼吁似乎加大了揭发的分量。恩格斯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大量使用了官方的调查结果，从而得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有产者、统治集团的人感觉到必须解决贫穷问题。后来成为保守党领袖、两次出任首相的迪斯雷利曾提出他著名的吁请：“给茅屋以面包，给宫廷以和平。”这个说法非常精炼地表达了统治集团的忧患。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已经意识到：一个贫富分化的撕裂的社会，以及工人阶级在体制外的长期抗争，最终对他们自己是不利的；他们希望达成某种整合，把工人阶级纳入到体制之内来。而同时期法国爆发的一次又一次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也给英国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避免法国式的革命、阻挡社会主义思想，英国统治者深感解决贫困问题是绝对必要的，这就是迪斯雷利那句名言的现实含义。此外，即使只从有产者日常的切身利益来看也是如此，工人的贫穷对富裕阶层也可以造成威胁，比如，贫民窟是贫穷的标志，而贫民窟卫生条件恶劣，成为流行疾病的渊薮，英国人把它叫做“霍乱国王的巢穴”。但一旦疾病形成，就不只是穷人的专利，所有的人都会感染，穷人死亡，富人照样死亡。所以，要彻底解决疾病问题，就要解决过分贫穷的问题，不能让穷人穷到极端的程度。慢慢的，不仅是统治者，连有产者也达成了共识：贫穷问题必须解决。而要解决贫穷问题，就要否定（至少是部分地否定）“自由放任”的原则和唯利是图，让全社会都来关注贫穷问题。

自19世纪下半叶起，英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试图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工作状况，进而能最终解决贫穷问题。这个过程经历了很长时间，也涉及许多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要解决工人的失业、医疗、老年问题外（这些是贫穷的主要原因），还要解决工作环境问题、劳动安全问题、工作时间问题、工资待遇问题等，还需要调节劳资关系、规范工资收入、化解劳资冲突等。议会开始制定法律，包括《工厂法》、《工会法》、《劳资关系法》等；到20世纪初，又制定了《国民保险法》、《养老金法》、《工伤赔偿法》。所有上述立法，都有意识地把法律的天平倾向弱势群体，使他们多少能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维护一点自己的权利。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问题。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工人得到了选举权，通过这一做法把工人阶级从体制外拉到了体制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实行福利制度，转向福利国家，最终消解了由工业革命带来的人文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