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扩大知识”论的批判

1963年，冯友兰在《哲学研究》第3期上发表《从〈周易〉研究谈到一些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提出，历史学科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的是个体事物，一是研究的是过去。历史研究必须做到“理论和资料的统一”。关于历史研究的意义，仅仅有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是不够的，仅从这一方面看，许多历史学的工作可以不必做。“科学的任务是扩大知识领域，历史学的任务，就是扩大对于过去的人类社会的知识，知识就是权力。知识扩大了，成为一个体系，自然就有实用的效果。但不是这个体系中每一个部分都必须有直接的实用效果”，“在科学研究中狭隘的实用观点，是要避免的”。^[197]这有批评关锋等人之意，因为确立方法、吸取教训是关锋一贯的观点。次期《哲学研究》刊登了题为《向冯友兰先生请教》的读者（陈义成）来信，对冯友兰关于历史学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一，冯先生说历史是研究个体，不是研究类，这个说法不能表达历史的特点。历史学是研究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比如研究中国哲学史，能不能以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发展的规律为对象呢？二，冯先生提出，历史判断要与过去的实际相符合，就要依靠史料，脱离了史料，就会把古人现代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史料的考据，而在于超阶级、超历史的分析方法。”三，研究历史如何古为今用？冯先生提出扩大知识，恐怕并不妥当。知识怎么成为体系？成为体系后怎么就会有使用的效果？冯先生不同意研究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并认为这是一种狭隘实用的观点。那么目的性在科学研究以至于认识论中有什么意义？研究历史是可以也应当总结教训，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此后学术界展开了关于哲学史研究的目的的讨论。

衷尔钜认为，冯友兰实际是主张“历史科学可以抛弃古为今用这个正确的方向；主张学术脱离实际，不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错误方向”。^[198]冯友兰说历史学研究的是个体，不是类，类是规律。但是，研究类的目的是不是要发现规律，要不要用唯物史观指导呢？“排斥类，其结果必然引导人们抛弃唯物史观的指导、抛弃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从而历史学的研究就成了为研究‘个体’而研究‘个体’。”^[199]冯友兰说历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死无对证”，历史研究要做到和客观事实相符合，其方法和途径是“史料—考据—叙述和判断”。衷尔钜说，死无对证的历史观是不对的，是不可知论。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把考据当作历史学的唯一方法，排斥历史科学的唯一正确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考据，“必然以是资产阶级的或别的什么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衷尔钜提出，不能用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看待“古为今用”。“古为今用”即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唯一正确的方向。“古为今用”的标准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把科学的任务仅仅说成是扩大知识是片面的、错误的。“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规律的体系”，^[200]可见哲学的任务应该解释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规律。冯友兰的“扩大知识体系”说不是掌握规律，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自实践，冯友兰所说的“扩大知识”缺乏实践的环节，而脱离实践的知识体系是臆造的，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关于“扩大知识”说的来源，衷尔钜认为是冯友兰《新原道·道统》说的“无用之用”说。^[201]

肖萐夫指出，冯友兰的观点是把一般和个别、历史事实和历史规律割裂、对立起来。他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两种历史观、两种史学方法论原则的分歧”。^[202]“现代资产阶级史学有一个在方法论上的共同特征：就是在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日益陷入对‘一般’和‘个别’的割裂理解；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来抽象地了解社会历史现象中的‘个别’和‘一般’”，由此产生了把历史过程公式化和把历史现象个别化的两种形而上学表现。在“个体”史观和“个别化记述方法”的创立者李凯尔特的理论体系中，恰好包含了超历史、超经验的“价值观念”，通过这种价值来选择人物，所以，历史成为哲学家观念的注释。“天人合一”史观、“普遍性形式”哲学史观，也正是这样，通过选择孔子、孟子来充实自己的观念。个别化方法在对待史料上有两种态度：或者是拒绝一切标准和规律，用史料学代替史学；或者是根据臆造出的先验公式作为标准，把历史变为历史哲学。这两种方法都抛弃了历史的客观现实，所以旧史学“在方法论上陷入无以自拔的矛盾，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主观主义，宣布历史学是一门主观的科学”。冯友兰所谓用史料的考据来解决这个困境，“不过是把个别化方法更加个别化一些，把‘形而上学的两面’的‘个别性’这一面更加发展一步而已”。旧史学局限于阶级性，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人，什么是社会。马克思主义“真正弄清了人的社会本质”，用阶级斗争理论克服了个体史观，用阶级分析代替了一切抽象分析法，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历史运动的辩证法、阶级斗争的辩证法，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了科学”。冯友兰强调历史学研究的是个体，不是类，包含了个体不是类的前提，违反了科学。任何具体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是个体和类的统一。科学的认识，就是把个体看作必然是某一类事物的个体。“人类历史现象中的个体，脱离了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就无从揭示他们按其本质属性所划归的‘类’，即无从揭示其‘作为本质的一般’。”马克思主义要求揭示复杂的历史现象中的本质联系、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重复性和不重复性的统一，所以历史研究才能成为科学。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规律也不是“死无对证”，而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肖萐夫认为，冯友兰的失足之处在于，“一方面用抽象的个体取消历史科学所要反映的历史的具体；另一方面，又把历史唯物论的普遍原理，误解为可以脱离具体历史研究的空洞的一般乃至先验的公式；从而既混淆了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学的真正区别，又割裂了两者之间的本质联系。所以，对历史研究中必须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只能抽象地承认，自己也感到‘抽象地谈理论和资料的统一，就觉得难懂’；而实际上是主张论和史要分家，各行其是”。^[203]肖萐夫说：“有了历史唯物论之后，历史的科学研究，只能沿着‘由一般到特殊’这一辩证认识的途径把历史唯物论的普遍真理与历史研究的具体对象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才能成为科学；而科学的历史研究在其特殊领域把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具体化也就必然对这些原理有所丰富和发展。”^[204]

其他学者也对冯友兰的观点提出了批评。黄宣民认为，冯友兰的说法割裂了个别和一般的辩证关系，从而排斥了历史学研究社会规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必然要把历史学引向资产阶级的考据学方向。陈修斋认为“历史学是扩大知识领域”的说法是教人们走为知识而知识的道路，“使学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黄宣民还指出，冯友兰的观点是新康德主义学派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的观点，冯友兰走到了新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道路上。

由对冯友兰关于历史研究的目的的批判，还进一步衍生出了关于如何处理史料和理论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杨永志认为，学术界存在烦琐考据和过分夸大考据的作用的现象，对此，他提出了批评。他说，考据本身只是学术研究的手段，不是目的。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为了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所以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掌握大量的史料，并进行理论概括。夸大考据的作用，成为为考据而考据，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205]1963年4月18日，赵纪彬在中央党校哲学班学员学习中国哲学史答疑中提到研究哲学史的史料问题。他说：“在旧社会《十三经》《二十四史》真正能读过的，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我们没有那种条件。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但是，这些年来，我也得出一个结论：光有资料，如果理论、方法不对，不能保证不出错误结论，甚至资料越多越会帮助你得出错误的结论。不懂古籍不行，但完全依靠训诂，而放弃理论指导，尤其是不行的。……马列主义的哲学史，永远是理论与资料的统一，理论是灵魂，没有它，就要迷失方向。”^[206]

在“斗争史观”的范式之下，中国哲学史的思维规律和教训早已现成，根本不必进行具体研究即可事先知道，无非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展开斗争并获得胜利的历史。照这种模式，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是不必存在、也不必研究的，因为传统文化不过是一部反面教材而已；从知识与存在的同构来说，研究者的存在也是毫无价值的。所以，冯友兰指出，纯粹从吸取教训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有些狭隘，他希望从知识积累的角度审视中国哲学史，发现它的积极的一面；“君师分工论”、“扩大知识论”，都有这方面的意图。对此，当时批判冯友兰的学者都还没有认识到。还须指出的是，日丹诺夫哲学史讲话已经对把哲学史研究作为知识积累的所谓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提出了批评。所以，学界对冯友兰的批判也可以视为日丹诺夫模式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进一步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