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发生场

人类精神的发展是围绕着人而展开的。以人为中心的精神探讨与精神发展，往往沿着两个方向运行，即沿着顺时针方向和反时针方向运行。前者是指从人文理论达向自然理论再复入人文理论以至无穷的过程；后者是指从自然科学理论指涉于人文科学理论而再回返于自然科学理论的以至无穷的过程。但是，不管是选择怎样的方向而运行，人类精神发展都是自发的，是寻求不到表面的联系的。用“场”的眼光去重新打量世界，这最早源于现代物理学的微观领域，后来爱因斯坦努力构建统一场理论，也是企图把“场”理论运用到对宏观物理世界的构架，但都属于自然科学的物理学领域。格式塔心理学派有意识地把“场”观念搬到了心理学领域，这是“场”理论跨入人文科学世界的第一步。弗洛伊德关于“第三种无意识”的直觉和欧文·戈夫曼对个体行为的“情景定义情景定义”的专门研究，正好展示了一种与物理学的“场”观念相近似的新思维也同时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探索中得到呈现。在上一节中，我们从物理学到心理学，再从心理学到文化社会学，对这一“场”观念予以了概观，现在似应再回到自然科学中来，探看近年科学家们的探索进程和思维-体认状况。波兰科学家和学者维克多·奥辛延斯基在1983年出版的《未来启示录》一书，收录了他采访美国、前苏联22位科学家谈科学、生命和人类前景的采访录。前苏联科学院院士、波动物理学家叶夫根尼·费英尔格认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一个更基本的层次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4]这个联系就是人类“直觉”，它是“科学发展以及作为人类所有情感和思想的基础”[25]。他还指出，无论是科学还是人类日常生活行为，通常“是靠直觉来决策的……论据通常是证实和加强了直觉的判断”[26]。他认为“那种作为一切自然科学之基础的同样的假设——即实验上可以证明的真理——实际上是一种逻辑或实验所不能证明的综合直觉命题”[27]，“直觉的实质就在于大量可能的判断。假如要使我们的判断成功，就得用论证的方法来加强它，或者让一种公认的权威来作后盾”，虽然“在那些学科中我们也使用逻辑，不过逻辑与直觉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两者很难分开。表面上的逻辑要素常常是以一种广泛的科学权威来支持直觉判断的”[28]。他强调“直觉”，强调“综合直觉判断”，是因为他注意到了“人的意识之外的无意识的判断或理解”，“一种对身体某种器官的刺激，的确可以在意识体验不出的情况下存在”，更感受到了“的确存在着促成人与人之间超感觉交流的非常灵敏的感受器”，“这种超感觉能力”，“也许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但它却存在着，始终与人的直觉、体验、感悟相联系。[29]

美国微波电子学和通讯理论研究专家、加利福尼亚索萨利托思维研究所所长威利斯·哈曼始终坚持认为，“我们低估了我们自身无意识的东西所具有的力量和能力”。他认为，人的无意识有两种需要区别，即作为“废物堆”的无意识和作为“创造性、审美、精神以及直觉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往往是无意识地影响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制约着我们的行为的那种“潜力”。马斯洛称之为“类神”，这是一种很神妙的语言表达：“类神”，它既不完全是个体的，也不纯粹是文化的，但这种作为巨大潜力的“无意识”对我们的生存，对我们的行为，对我们的全部精神状貌和精神运动方向都产生着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宰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它，掌握它，否则，对我们的生存和行为将带来并且早已经带来了摧毁性的灾难。哈曼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由带有实利主义倾向的工业范式的成就所引起的直接结果……人们认为征服自然是人类的目的，这种观点制造了无法控制的环境破坏，那些被认为没有多少用的物种灭绝了。人们认为社会进步就是总产值的不断提高，这种观点导致追求以商业结构为基础的享乐主义。污染和消除污染以及军备竞赛被看成是对经济有利的事业。我们把经济上是否合理作为一切社会决策的标准，这种观点忽视了目前的政策可能给将来所造成的影响，忽视了非经济的观念”[30]。而这种结果却来源于一种绝对强力的工业文明观念，即认为“物质进步是通向理想境界的大道;可以驾驭——经济技术的——理性就是最有效的逻辑方式;科学是最可靠的知识形式，最高境界的状况就是个人所获得的社会和物质幸福。这包含工业范式的信念和价值观，进一步推动了工业社会朝着地理探险和殖民的方向发展，朝着科学、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方向发展，最终朝着以科学为基础的高技术和现代工业的方向发展”[31]。在哈曼看来，这种“工业、范式、科学，以及我们认识事物，认识自己的方式，抑制了无意识部分。这种无意识部分是我们大脑中最富有价值、创造力和人情味的方面。它也对价值观很敏感。因此，我们必须去揭示它，因为只有价值观的重新发现，才能重新使个人的生活有意义”[32]。

曾经获得1981年诺贝尔生理奖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心理生理学教授斯佩里通过对“脑裂人”的研究指出，意识并不单纯为一种心理现象，意识行为是心理生理相互作功的突出性活动，意识活动虽然不能还原为神经事件，但它始终要接受大脑的解剖和生理机制的机能制约。意识活动虽然受大脑物质机制和生理机制的制约，但它又是一种超越物质实体的、具有整体性功能的精神性活动。斯佩里指出：“目前思维与大脑关系的概念，直接打破了长期以来所确立的理性主义和行为主义教条，这种教条已经统治了神经科学好几十年。新的解释充分肯定内在意识内在意识作为一种因果关系现实的重要性，而不是掘弃或忽视意识。”他指出，一种大体上无法衡量的内在意识内在意识，的确是一种“因果关系现实”。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斯佩里所讲的“意识”概念，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内涵，而是相对物质的人的精神行为，“内在意识内在意识”已不属于“意识”的范畴，而是指诸如弗洛伊德的“第三种无意识”和哈曼的“类神无意识”。因为“内在意识内在意识”作为一种“因果关系现实”，并不是指它与意识的因果关系的现实，而是指它与人的行为、与人为对象世界的关系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现实。这一“因果关系现实”不仅是隐藏于人的意识和行为的背后，也隐含在物理世界的背后，不仅为心理学家、生理学家所关注，也为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的研究所发现。弗洛伊德用“第三种无意识”概念来表述这种直觉发现，费英别尔格用刨造性的审美的“综合直觉”和“超自然的感受器”来称呼它，而威利斯·哈曼则以“类神无意识”来表达它，斯佩里却称它为“内在意识内在意识”，而英国物理学家大卫·玻姆则认为这是不可测量的“隐含秩序”，英国生物学家鲁珀特·谢尔德雷克认为它是“形态发生场”。

形态发生场　形态发生场是一种不可测量的、经过几代人的积聚的结果。在谢尔德雷克看来，无论是动物的本能、欲望，还是作为文化人的社会需求与欲望等，最终都要通过形态发生场而生成行为，谢尔德雷克认为，系统(群体的、社会的、人类的)之所以这样构成，是因为过去类似的系统也这样构成。具体地说，是由于形态发生场在时空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决定了目前物理、化学和生物系统具有如此特定的形式和行为。谢尔德雷克关于形态发生场的假说目前没有得到证明，但美国宇航学博士加利福尼亚思维科学研究所的创办人埃德加·米切尔指出，有大量的科学证据表明谢尔德雷克所说的那种无质无量的形态发生场的客观存在。谢尔德雷克的形态发生场概念将为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的著名发现和实验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代老鼠为具体的学习建立了一种形态发生场，这种场于是就是指导后几代的行为，使它们在形态共振过程中更容易完成学习任务。谢尔德雷克假说认为，如某种事物以某种方式出现了一次，那么，由于一种确定的形态发生场的作用，这种事物将很容易以同样的方式出现第二次。埃德加·米切尔认为，如果我们为谢尔德雷克的“场”概念建立一种物理和数学模型，那么，“我们就可能发现物质与超自然的东西缺乏联系，因为这种理论将为我们提供一种宇宙信息模式的基础，到目前为止，物理理论和物理宇宙理论对宇宙的物质本质，只不过谈谈而已。现在，谢尔德雷克的概念给予我们一种迄今被科学忽视了的信息特征。倘若这种信息特征存在的话，就会为我们的大部分思维，特别是我们称之为精神体验的领域，提供一种认识基础。我们称之为精神的东西，或许可以看作是体验有关我们是什么的信息”[33]。米切尔进一步指出，自1963年春以来，思维科学研究所各门学科的专家和谢尔德雷克本人在一起讨论了有可能证明他理论的实验。“在许多实验中，唯一能够解释形态发生场存在的，就是与意念致动联系在一起的心灵感应的存在。如果这类实验获得肯定的结果，这将会使传统科学家们陷入绝境。”[34]

透过埃德加·米切尔，我们感受到形态发生场是一个极富诗意的假设。然而什么是形态发生场？至今我们并没闹清楚，似乎只朦胧其中。通俗地讲，形态发生场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来探讨生物(或物理)形态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的，而生物以这种或那种特定的方式发生，这就形成了生物将以这种或那种特定的形态而存在而区别于它物，当这一生物体以某一特定的形态而存在，就命运地产生了某种特定的时空关系——这一超生命个体的生命信息，因此，这一生物的生命形态的特定性延续也恰恰在于这一特定时空关系(超有机性的生命信息)在此类生物之间(上下左右)的共振运动。也正因为如此，形态发生场才被视为是无质无量的“东西”。

埃德加·米切尔、威利斯·哈曼以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对形态发生场假说异常感兴趣，是在于正如米切尔所推想的那样，一旦这个科学假说得以成立，那么，(1)它将获得一种重新解释生命起源的途径，即生命并不起源于物质，而是一种超自然的东西——形态发生场——即某种特定的时空关系；(2)它将彻底改变我们对“精神”的看待，即“精神”再不只是意识之类的东西，而是我们体验我们是什么的信息：在这里，“精神”与“物质”的绝对分离状态走向了模糊与消融；(3)它将改变我们人类思维的工具及看待思维的态度，即人类思维是个生命整体，其思维的基本途径和手段再不是被分解了的抽象、逻辑、分析等等，而是心灵感应，或者说是生命之场的共振。

也是在这一深层意义上，我认为，无论形态发生场假设能否找到充分的科学理论证明，能否建立起严密简洁的科学模型，但谢尔德雷克用场的眼光来探索生物世界的发生问题，米切尔用“场”的眼光来思考生理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的行为本身，就标识了一种新的思维和认知方式的产生。现在，客观地看，形态发生场假说将事实上比格式塔心理学的“场”理论给人以更多的启迪，因为这种理论假说并非产生和功用于一种横向的解说，而是一种纵深的探源，它不仅仅只适合于哪一个领域(诸如生物学)，而是指向整个人类生存，正因为如此，它将事实上有可能为解答弗洛伊德的“第三种无意识”之谜、费英别尔格的“超自然的感受”之谜和威利斯·哈曼的“类神无意识”之谜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人类新思维模型的生长的艰难性和为不断求生长的深刻性。

然而，形态发生场假说只是从生物(以及事物)的形态发生角度提出假说，并企图解释生命世界的形态延续、演进规律，而不是从生命行为的发生角度来假设，并进而探索生命行为如何产生、演变、延续的规律。同时，形态发生场假设将可能改变人类的精神观念、认知模式，都以人将对生命形态发生学的观念的改变而改变，或者说生命形态发生问题的新的解释途径的可能性获得，将直接导致人们对生命形态，以及与生命形态相关的种种问题的看待的观念的改变，而不是直接从变革人的思维、情感、认知观念自身，来进而引导人们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和认知情感风格来大刀阔斧探索各个领域。由于形态发生场理论假说对于人类行为和人类精神来讲，是一种侧面性的外围性探索，加之它关注的兴趣点又是生物形态，所以形成了语言在这一天才理论假说中没有任何席位，这将势必给它赢得充分的理论证明和理想模型的建立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同时也将可能给这一理论假说广泛地运用人类生存行为和生命行为的全部领域带来了断裂层。威廉·冯·洪堡特曾这样比喻过，如同领土是一个民族的物质范围一样，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范围。古拉姆·拉米什维利则进一步解释说：“领土仅能在空间上使人民团结起来，而语言还能在时间上把他们联结起来。”[35]奥地利作家雨果·冯·赫曼斯托尔就这样说，当我一开口时，成千上万的死者便开始说话，语言把我与死者和未来联结起来。没有语言就没有历史，人就会与其他动物一样。语言不仅是思想表达和交流的工具，而且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因为它可以追溯到有历史意义的认识的渊源。因为语言的产生意味着文化对自然界的一种介入，或者是文化对自然界的一种丰富。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产生是一件关键性的事情，但它仅仅是自然界自然进化的一部分，同时，它也是自然的延续。更为重要的是，在人类生存行为中，人不仅通过学习“掌握”了语言，与此同时，“语言”也掌握了人，语言影响着人的认识过程，也影响着他的意识、情感和看待生存的基本态度。

正是这三个方面的缺陷，将使形态发生场理论假说哪怕是正确的话，也不能成为一种探索人类生存和人类生命的深层规律，从而统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于一体的精神现象学说。也就是说，形态发生场理论假说如果不针对以上几个方面的缺陷予以存在构架上的修正性重建的话，将不能建构起一种普适于人类生存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而语义场理论将事实上满足了以上三个方面的要求，将可能肩负起整体观照人类(更包括个体)生存状貌和正确探索人类精神的内在同一气质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