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与语言文字的形态发生

一、隐喻与语言文字的形态发生

（一）隐喻与语言的形态发生

语言是人类所独有的。语言为什么没有产生于其他动物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类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生理条件、社会活动及大脑的思维能力。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人类语言产生的最基本的条件：生理条件指人的特殊发音器官（vocal organs），它提供了语言产生的物质基础，使语言形式成为可能；社会活动提供了语言产生的动力（motivation），使语言内容成为可能；思维能力提供了认知（cognition）基础，是联接内容和形式的中间环节，调节着人类的发音器官所发出的声音与社会活动的内容之间的矛盾，使两者相对有机地（非自然地、隐喻式地）联系起来。语言就是这三者相互之间对立统一的结果，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排斥、相互容纳、相互独立。我们从任何一个单一角度都不能完整地解释语言这个十分复杂的现象（这不排除我们从某一角度为参照系把握语言的可能性）。在语言研究的过程中，遇到的突出矛盾就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语言形式和语言内容的矛盾可以通过隐喻思维来解释。隐喻思维实质上就是人类认识事物中表现出来的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在语言中的具体运用。

那么，隐喻思维如何在语言中起作用的呢？我们可以首先从语言产生的早期阶段考察。

关于语言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存在各种各样的假说。人类祖先究竟怎么说话、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要描述语言的起源我们缺乏起码的证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根据语言最为本质的东西对早期语言做出科学的推测。正如生物学必须回答物种起源一样，语言学也必须回答语言起源这一根本问题。生物学的研究就是“在蛋白质、核酸结构和功能，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深入阐明的基础上揭示生物起源、个体发育、系统发育”（《辞海》，1728）。生物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它在研究中的系统性，在三个层次上，把握其基本要素之间的关系。我们说能够根据语言最为本质的东西作出科学推测，是指我们所探索的既然是原始的“语言”，这种称为“语言”的东西必须与我们现代人所使用的“语言”同质。不然它就不会称其为语言。“同质”就是我们在上面提到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活动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如同生物学研究中所分出的蛋白质和核酸一样重要，它们在语言起源和语言个体、系统发育中自始至终发挥作用。只有始终采用这个标准来对语言进行全面的考察并发现这三个要素在语言中运作的规律，语言的科学研究才是可能的。

在语言前阶段，如果把人定义为“会说话的动物”，那么在他“会说话”之前和其他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对世界只能做本能的反应，但是他绝不是突然间会说话的，其中必定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且量变之中含有质变。我们知道，动物根据外部世界的刺激通过感官进行反应，较高级的动物有通过事物外部属性辨别该事物的能力。显然人类祖先的这种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出现类似于语言表达的阶段。大脑的发育使他有了模糊的自我意识，能够使用简单的手势指示某物，能够发出相对于其他动物复杂但相对后来语言又简单的声音来表达恐惧、兴奋等情感或模仿其他动物的声音。语言就是在这种朦胧模糊的混沌之中产生的。A is B的隐喻关系处于初步形成过程中时，隐喻的两个项是存在于客体之间的，如物物的比较、物与属性的比较等。因为尚未与语言发生固定联系，因而是模糊不定的，这时，隐喻才作为一种认知思维方式正式建立起来。

在语言的产生阶段，语言起源的假说中影响较大的有“拟声说”、“手势说”、“感叹说”、“劳动说”等。在这些彼此对立的假说之间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共有的特征——隐喻性认知：无论是使用哪一种方式，在认知客观世界的过程中，都是借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例如手势显然不是语言，但手势与客体建立的关系，可以充当语言产生的促动条件，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第一人称词也只能是隐喻的：它第一次将世界与语言用隐喻的方式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人类创造了认识世界的工具——语言。从此人类可以脱离对于世界的直接的、简单的、条件反射式的把握，而利用语言这个隐喻符号对世界进行间接的然而却是更深刻的认识。这一点可以从第一个语言符号的功能看出。

为了获得一个求解的途径，我们试以拟声说为参照，对语言的产生做如下解释。

人们在与客观环境的互动关系中，在大脑中产生大量意象（通过互动关系同化于认知主体头脑中），它们是相互叠加、变幻不定的。意象的分化（如将“cookoo”在许多鸟类中分离出来）产生描写指称的需求。在语言前具有常规性指称和描写的方式，如用手势指示等，无论过去曾用什么方式来指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象声词的产生相对于其他方式来说是一种非常规性的指称描写方式。这是感知（声音形象）层面上的认知。

这种非常规描写不是独一无二的，一旦作为模式确立，它便成为常规性的描写方式。这时，如果用A：B的关系表示“cookoo”和布谷鸟的关系，那么，C：D的关系也可以用摹声来联接。如“cookoo”（摹声）与布谷鸟（客体）的关系等于“miao”（摹声）与猫（客体）的关系。摹声词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确立，便意味着初民产生了“摹声”的概念网络。

这时，摹声词的概念网络（即初民的词语知识）至少包括下列特征：

1.摹声与客体发出的声响相似；

2.摹声有其所指，可以直接指向客体（不管其客体当时存在与否——即语言学上所称的“displacement”）；

3.必须有一定的语音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可以根据人的发音生理机能进行创造；

4.意义和形式同时产生。意义来自于被摹拟客体的表征功能及其主体对这个客体认识及反应，形式来自于被拟客体发出的声响。

这是拟声层面上的语言产生的一种常规性的概念网络。这个概念网络适用于解释一切摹声词的产生，因为在遇到客观事物中能够发声的东西需要对其进行摹声时，我们完全可以用这个概念网络去类比创造。

然而这个常规性的概念网络又是可以打破的。首先，它存在被打破的必要性。因为摹声有很大的局限性，人的认知范围并不仅限于客观世界中能够发出声音的客体，即使发出声音的客体，也并非人都能够模仿。另外，存在不同的客体可以发出相同／相似的声音等。这些都大大限制了摹声指称感知图示的能力。第二，具有打破的可能性。摹声本身提供了打破其自身的基础。因为它本身来自认知，是一个概念网络，具有同化性和能产性。也就是说，打破是自身（整个认识结构）内部矛盾的结果，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摹声后所产生的概念网络中已经包括了语言所必备的重要的概念特征。换言之，在摹声过程中，认知主体对语言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在看到其局限性一面的同时，应充分承认其重要作用。因为语言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发现相似性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当认知主体需要在人的声音与非摹声对象之间建立表征关系（如指称“太阳”、“树木”等）时，他不能按摹声认知模式（概念网络）建立常规关系。但是，他必须用这个已知模式来认知新的对象。这个模式与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只能是非常规式的隐喻关系。前面讲过，在隐喻关系中当我们将媒介网络中的概念在对象域中实现时，是有选择的，并不是所有的概念特征都进入对象域并实现。这时，原来的第（1）个特征便隐去了，其他特征却必须保留下来。非摹声（抽象的语音）形式取代了摹声形式。因为在摹声阶段仅就“布谷鸟”和“猫”这两个摹声就已经产生了［k］／［ou］／［m］／［i］／［a］／［o］等语音形式，它们不再作为对具体客体特指的“摹声”，经过重新组合，而上升到一般“语音”，具有了语音的抽象功能。这个层面上的隐喻化过程比前一个过程更高、更抽象、更依赖于认知主体的主观认知，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感知相似关系上升到认知相似关系。认知对象必须将原有的概念网络中的概念进行调整才能适应新认知对象。

我们看到，隐去摹声（因为它与新的对象不匹配）之后，媒介概念网络（摹声词）与新的对象域所产生的非摹声词之间仍具有相似性，因为媒介概念网络还保留着其他概念与对象域匹配。这些概念特征包括：

1.语音有其所指，可以直接指向客体（不管其客体当前存在与否）；

2.必须有一定的语音形式；

3.意义和形式同时产生；

4.意义来自于表征被指向客体的功能，及其认知主体对这个客体的认识或反映；形式来自于对摹声词的音的重组。

这是经过摹声概念网络投射和新的指称对象调节之后产生的新的语言的概念网络，也就是人类的更高一阶段上的语言知识。与摹声词概念网络相比，非摹声词的概念网络产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打破了语音与客体的相似，使语音表征能力大大加强，因为内涵越小，适用范围越大。二是其语音不受客体的感知层面的直接制约，而通过原有音的（认知层面的）重组而获得。

（二）隐喻与文字形态发生

语言产生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在人类交际中起着重要作用，它的产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世界上的文字都是由原始图画演化而来（王德春，1981）。汉字最初是象形表意的文字。作为汉字结构理论基础的“六书”是东汉学者许慎提出来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对“六书”解释为：“《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就其四个“象”字，其隐喻的意味已溢于名称之表。从隐喻认知角度考察，这“六书”是一个完整的隐喻化过程，但并非纯粹的“造字”方法，而是涉及符码／文字与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世界上各种拼音文字的字母，尽管外形上多种多样，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北方闪米特人的字母。闪米特字母是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的基础上演化来的。古埃及的圣书由三种符号构成：意符、类符、声符。声符是从象形文字简化出来的符号，它表示词的读音。

汉字和拼音文字后来沿不同的方向发展，但世界上所有语言起源于象声、文字起源于象形却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人类基本认知经验方式和文字发展基本规律是相同的。但这不能说经验的内容和对象是完全相同的。同样是象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汉语的象形文字就不同。

我们试以汉字的早期象形文字为参照，看隐喻机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虽然世界的文字均起源于原始图画，但原始图画还不是固定的文字形式。从印第安人传递信息的一幅有趣的图画中看出，一幅图画虽能传达信息，可以有多种语言形式进行再解释（没有固定的表音功能）（王德春，1981），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象形文字却具有了文字的基本特点和功能。这是原始图画对语音的一种非常规描写。以汉字为例，像“口”、“手”、“日”、“月”“羊”等象形文字尽管直观、简单，而且无论先产生哪个（些）符号，它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都具备了以下特点：

1.这个符号与客体在视觉上相似；

2.这个符号有一定的物质结构（简单的或复杂的）；

3.这个形象符号能代表语音符号指示客体；

4.这个符号有表意功能，能表示特定意义；

5.这个形象符号能传递、保留信息。

这五个方面基本构成了现代文字音、形、义及功能的全部内容框架。它形成了当时人们对于文字的一种概念网络结构。当人们在遇到语言中有与这个结构相匹配的同位结构时，它完全可以用这个概念结构网络创造出新的文字形式。如将太阳画成一个圆，也可以将月亮画成两个相交的弧线，而其他特征保持不变：这时通过调节，只变化了上边5个概念中的第1个概念。大量的象形文字如是产生。

但是，象形文字的概念网络有其局限性，它作为一种常规认识方式只能产生不同的象形文字，而语言中有些复杂抽象概念用文字表示的时候，象形文字概念网络显然不足。这时候，在面对新的对象域（语言及所表征客体用文字表示）时，认知主体通过在感知层面（指表征对象的具像性）获得的概念结构对对象域进行投射，并在对象域的调节作用下产生出新的概念结构网络。这个概念网络结构起码有如下特征：

1.有一定的物质结构，结构来自原有的象形文字，并可类比创造；

2.这个符号有表意功能；

3.象形笔划的类比创造；

4.有保留传递语言信息的功能。

这也是一个动态可变结构，在这个网络中，第一个特征可做调节：字形不再局限于与客体的相似，可以是关系的相似，如：日——月——明（象意）；或认知上的相似，如：刀——刃；上——下，或只取象形文字中的字音，如：月——钥；大——达。甚至不但隐去文字与客体的相似，而且隐去认知中文字与意义、事理的相似，只保留抽象的语音表意功能。

总之，象形文字产生之后，作为语言书写符号便是一种现实存在，并形成一种常规的概念知识网络。人们在以后文字的发展过程中，依据不同的具体条件和需要分别突显其象形特征，或表音功能特征，或表意功能特征，甚至象形文字的某些具体部位（偏旁特征）等。文字形体发展与认知的发展一样，逐步走向抽象化。

从以上两节关于语言、文字产生的分析看，语言符号不是任意的，它与人类的经验密切相关，是人类隐喻认知的结果。“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刘勰，《文心雕龙》）。天体和地貌，不是客观存在告诉人们的，是对客观世界认知后形成的概念。“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ibid）。许国璋（1988）^[1]曾撰文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完备的语言学理论模式：

这个模式的要点是：一、承认客观世界的形和体；二、充分肯定人的认知作用：“惟人参之”；三、认知产生语言：“心生而言立”；四、语言产生文字：“言立而文明”。我们以上的分析也充分证明了这个模式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