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和读者之间调节性的交往实践活动

实践哲学关注的并非神秘的灵感和意志，也不是静止的系统和结构，而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它的出发点既不是思辨的哲学世界，也不是严密的科学世界，而是感性的、充满矛盾和差异的生活世界，因此主体的生存意义和伦理价值都在这一哲学基础中得以彰显并占据了突出位置。我们说，在主体间交往和对话的实践活动中，实践发挥的调节功能“本质上也是文化的调节，它创造和发展实践的整体结构，也创造和发展着文化整体。”何萍，《生存与评价》，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68页。 翻译活动中的文化调节采用的主要是文化应用的方式，即用译者的力量沟通文本世界和现实生活世界，促进读者与作者之间以语言为中介的对话式交往，从而达到影响读者所处的传统语境的目的。以作品为中介，翻译中涉及的主体，即译者、作者和读者(批评者)可以形成相互沟通和理解的交往实践活动。在这一以语言为中介、以对话为形式的交往活动中，主体通过交流和争辩得以相互承认和认可，作品的价值在评价中得以体现，而作者的创作活动、译者的翻译活动、读者的理解活动以及批评者的评价活动的价值均得以彰显。在翻译实践活动中，“文化应用是感性的物化活动。它以感性的形式把一种价值观念、行为观念传导给一定社会的个人、集体和民族，先是对表面的、不稳定的物质因素发生影响，继而逐渐触及那些较为稳定的、精神的因素。”同上，第69页。 当然，除非是在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否则翻译对于社会和历史的影响只是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但是，译者对于整个社会文化所发挥的调节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一部优秀的作品能够暴露生活世界中的矛盾，代表了作者先进的思想和观点，会扩大译者和读者的视域，让他们看到自身的局限性，从而自觉地提升自己，并产生改变现状、推动变革、实现理想的勇气。因此，译者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活动，不仅为读者敞开了一个全新的生活世界，让他们的认识水平得以不断提升，同时也促使整个社会朝着更为理想、更为协调、更为先进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