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的实践性

毋庸置疑，翻译是一种实践活动，因此，“如果要像其他学科中的那样，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将理论者与实践者对立起来，无疑会是一场悲剧。”Susan Bassnett, Translation Studies, (Third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16. 具体看来，翻译活动的实践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翻译不同于一般的实践活动: 一般的实践活动只包括卢卡奇强调的主客两极，而翻译活动除了与多极主体和文本客体直接相关之外，更突显了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这是因为翻译活动并不以译作的产生为其最终目的: 译者对于原作的读解与传递只是翻译活动中一个重要的构成性环节，而翻译的最终目的则在于让读者和批评者借助译作理解作者创作和译者译介这一作品的原初意向性，正确评估这一作品在社会、历史当中的价值。其次，对于翻译活动的理解，不能像培根那样局限于自然或客体的一端，也不能如费尔巴哈一般仅仅重视以理性和意志为中心的精神交往关系，而是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实践活动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即: 科技文献的翻译有利于自然知识在人类社会中的传播，可以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而文学作品的翻译则突显了这一实践活动的人文价值，让人们能够认识到精神的力量和思想的价值，也更为深刻地认识、把握并引导自然科学的发展方向。如果不普及环境污染会带来的可怕后果，很难想象我们所谓的“人类文明”将如何迅速地侵入最后一片纯净的天空；如果不考虑到人口激增将会导致全世界范围内的饥馑，如果不控制原子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和发明，我们的地球怎能摆脱被一次次毁灭的威胁；如果失去了对人类生存的终极人文关怀，人类又会以怎样疯狂的心态相互隔离、漠视、排斥甚至杀戮。因此，对于人性本身的重新审视，对于科学知识不断发展与积累的适时反思，正是对抗科学精神无限扩张的消解性与制约性力量。最后，在翻译批评的实践活动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向度: 其一为肯定规范向度，用以维护现存的评价规范、结构与体系；其二为否定批判向度，用来推动评价体系的不断更迭、发展与革新。“从功能、分配的角度来看，肯定规范向度更多地倚重实体结构、倚重群体、倚重交往形式，而否定批判向度更多地倚重意义结构、倚重个体、倚重交往活动。”任平，《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历史视域与当代意义》，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2—73页。 这两种向度缺一不可: 肯定规范向度肯定了评价规范的客体性存在，是主体间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基础性和前提性条件，也为译作评价提供了合理的限度；而否定批判向度则避免了评价活动的单一化与形式化，促使规范不断改变和更新，并让评价主体对异域文化及作品采取更为宽容与开放的态度。

那么，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往实践行为又有哪些特色呢？任平认为，交往实践关系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即: 关系建构的多级主体性、社会交往性、创造性或生产性、系统性和多样性。同上，第87—88页。 而翻译活动显然也具有上述特点: 其一，翻译活动离不开作者、译者、读者(评价者)等多级主体的共同参与，他们形成了以语言为中介、文本为纽带的交往实践关系，旨在推进科学技术的传播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其二，无论是译者的传达、读者的解读抑或批评者的评价，都无法避开社会历史语境与既定交往规范的制约，并表现为一定的价值取向、文化传统等，这一方面是理解与交流成为可能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意义的阐释和传递设定了界限，防止了由于主体间的差异导致的无序与混乱；其三，翻译活动中译者的创造性发挥会令原作愈发熠熠生辉，也能为其赢得更多读者的认同和赞赏，而批评者的创造性也可以让评价规范更加宽容合理，从而更好地指导翻译批评实践；其四，翻译批评实践中的评价体系必须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基于一定的客观评价标准之上，同时又必须具备多样性特征，由此让评价规则不至于陷入封闭和静止，也具有不断变动与发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