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秦苻坚时期,由于道安个人的素养与努力,长安佛教获得了相当宽松的发展空间。从进入长安的僧人身份上观察,除了胡僧之外,汉族比丘有三个系统。一为以竺佛念为代表的游方僧人,虽不善于义学,但通晓方言,精通华戎音义,是翻译工作不可或缺的人才。二为长安大寺的比丘,包括僧
与慧嵬,僧
是大寺弘觉法师的弟子,通六经三藏;慧嵬师承不详,修禅定之业,且戒行澄洁,公元399年与法显西行求取律藏。三为长安五级寺道安僧团,僧众数千。道安译场以传译小乘律、论为主,其译经活动谨守章法、增删有训,十分讲究规矩。[1]除译文之外,对于有疑难的字、词,还要征询译人,注释解说,令经义畅通易晓。这在义学方面主要形成了三个影响:第一,普遍形成尊重佛典原义的学术风格;第二,造成了小乘佛学的兴盛,大乘信仰的动摇;[2]第三,为鸠摩罗什来华译经培养了一批可以倚重的译经人才,促成了姚秦译经事业的鼎盛。
前秦末,长安陷入混乱,道安等主持的僧团中有僧人为求自保,迁徙至洛阳。公元385年,姚苌杀苻坚,取长安,自称秦帝,三秦地区政权统一后,长安便逐渐恢复稳定。姚氏得到京兆不久,即支持竺佛念开展译经。原长安僧团亦回迁于三秦之地。当时翻译《出曜经》,其参与人员僧伽跋澄、竺佛念、僧叡等,都是前秦苻坚时期道安译经班子的主要成员。[3]
后秦主羌人姚氏不仅汉化水平很高,[4]还有供养三宝的文化传统。[5]他们的佛学修为也是比较深厚的,如姚显尚菩萨常住之理,姚嵩慨《百论》先译之未融,姚泓准悟般若经,姚旻愍愚惑之不悟,秦主姚兴更是通晓大乘摩诃衍与小乘毗昙义,他们不仅与僧人交游,且探讨义理,推进义学的研究。
鸠摩罗什在姚氏政权的供养与大力支持下,译经三十五部,凡二百九十四卷。[6]鸠摩罗什翻译经典的同时,随时讲解,将句义的要旨注于其下,故译经即讲经。[7]同时,译经时台下弟子根据什公口译内容进行辨析,提出疑问,然后详定译句,边译边论,有时为了一个问题可以争论一天,故译场又是论场。他们还将新译的经与论,或新译与旧译相互比较翻译,对于翻译内容,皆以义正之。[8]鸠摩罗什采取了边翻译边讲论的形式,令许多助译者成为新译经典最好的注释者与传习者。可见,以鸠摩罗什为中心的长安僧团是一个学术性十足的团体。
鸠摩罗什为中国佛教徒带来了中观学派的大乘佛教观念,为中国后来的佛学进展奠定了崭新的基础。本章将探讨这个新的基础。元康《肇论疏》中说:
什法师立义,以实相为宗。作《实相论》,是谓命宗也。[9]
“实相”的基本含义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真实相状。吕澂先生曾说:“佛学对象的中心范畴是‘真实’(或称‘真实性’‘真性’)。……可以说,佛学发展的各主要阶段,‘真实’这一范畴的发展,就是佛学学说的发展。”[10]这种“真实”之相,在鸠摩罗什那里,首先被阐明为“毕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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