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内核刍议

文化学内核刍议

在改革和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全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时代氛围里，文化问题的探讨争鸣吸引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各界学者的关注，一跃而成为八十年代中国的“显学”或“热门”。人们广泛而又逐渐深入地讨论着：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借鉴西方文化的同时，如何树立文化主体意识，科学地进行评价、选择、吸收、融合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的正确估价和批判继承的问题；积淀在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在下意识层里仍然起着这样那样作用的传统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情感方式、价值取向、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观念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问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建设相匹配的文化建设问题以及全社会的发展战略决策的问题；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问题；文化史学、比较文化学、文化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如此等等。文化研究已经逐步被人们认识到是一个与经济起飞乃至与整个社会发展密切关联的全局性的大事。

五年来的文化大讨论，尽管提出了许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取得了有益的成果，然而，由于尚缺乏明晰严谨的概念体系，深刻系统的理论说明和丰富多样的研究方法，使得这场讨论仍然停留在概念模糊、议论浮泛的阶段，亟待向深层发展。如上所述的诸多问题也迫切地需要理论工作者作出更为深刻的、多层面的回答。这就把建立一门“文化学”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一、“文化”与“文化学”的内在本质

文化学（Culturology）是研究文化现象或文化系统的综合性的科学。

“文化学”理论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从维科到赫尔德，开人文哲学研究之先河；从卢梭到康德，对人的问题和科学与道德关系问题作了划时代的探讨。上一世纪，黑格尔首先提出了“文化科学”的概念，德国学者克雷姆在其研究文化史的著作中，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研究原始文化的著作中，继续使用了这一概念。到了本世纪，德国著名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明确提出在社会学之外独立建设一门“文化学”；新康德主义的弗赖堡学派的主要代表李凯尔特继文德尔班之后，发挥了文化哲学、价值哲学，研究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生命哲学家狄尔泰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而以“文化体系学”作为精神科学的主干；著名史学家施本格勒和汤因比着重研究了历史文化的形态问题；卡西尔、舍勒、普列斯纳、海德格尔继尼采之后，进一步研究了人、人性、人的价值的问题。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克拉克洪对文化概念的综合整理，怀特在他的《文化的科学》等著作中对文化研究主要流派方法论的分析归纳，在西方世界均有较大影响。

我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论战中，集中讨论了文化问题。三四十年代亦有不少学者专事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哲学和文化史的研究。二十多年来，苏联社会科学界把文化理论问题，包括人的学说、价值学说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模式、文化发展规律及文化学系统方法，作为“迫切”问题加以研究，发表了许多论著，并已初步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学学科。上世纪中叶以降，西方关于文化理论和方法的研究，陆续出现过许多流派，其中主要有进化学派、播化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学派、心理学派、功能学派、结构——功能学派、精神分析学派、符号学派、语言学派、结构主义学派、阐释学派；还有民族语义学、新进化论、文化唯物论、文化生态学、心理人类学等等。上述各派，彼此研究的出发点、方向、范围不同，解说各异，争论颇多，变迁亦繁，当然也有相互交叉、呼应和合流。

要回答“什么是文化学的本质”，首先就必须回答“什么是文化的本质”。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涵盖面极广、歧义很大的概念，真可谓一人一义、十人十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视角不同，把握的层面不同，对“文化”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界说。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心理学家以及上面我们提到的文化研究诸流派，都有不同的文化定义的原因。

一般认为，泰勒的定义是比较经典的。他说，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从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综合体。我们认为，泰勒的定义还不是本质的定义，而只是描述性定义。泰勒仅仅是从文化外延的内容上进行描述的。事实上，文化学说史上还有不少学者从文化的形式、文化的性质、文化的结构、文化的功用上进行描述。如说文化是民族的生活形式，是社会的遗业、是器物、风俗、制度、心理四层次的总称，是学习的过程或造器具造制度的过程等等。我国文化学家黄文山在《文化学体系》一书中，从实用主义出发，把文化理解为工具，认为文化是人类为着满足生存的需要，凭借语言系统、技术发明、社会组织与习惯，累世承袭创建出来的有价值的工具实在。这也是一种外在描述。

集描述性定义之大成的是克罗伯和克拉克洪。他们于1952年出版了《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一书，分析研究了欧美文献中160余种文化定义，将其综合为：文化是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它通过符号的运用使人们习得及传授，并构成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体现于人工制品中的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由历史衍生及选择而成的传统观念，尤其是其价值观念；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之产物，但也可被视为限制人类作进一步活动的因素。克拉克洪还认为：文化一词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体和个人从其集团所得到的社会性遗产。

克罗伯和克拉克洪把文化看作是社会成员共有而又作为社会性遗产而代代相承的生活方式；肯定了文化是人的行为模式和人类群体活动的成果，同时又给人以制约；强调了由历史上获得并经过选择的价值体系是文化的核心；说明了符号系统的传递的重要。这的确抓住了“文化”的某些方面的质的规定性或某几个重要特征。然而，这个定义仍然可以无限制地从不同侧面添加和罗列，仍然不能使人从总体上把握文化的内在本质。

当然，一切定义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可能囊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多方面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是一个符号系统；从另一角度看，文化又是一种生产力，如此等等都没有错。把它们叠加起来，仍然无法穷尽“文化”的多方面的质的规定性。

我们认为，从概念的内涵上来说，“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这当然不是我国古代《周易》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古训所能包容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文化创造了人，文化重要的产物即是人本身；然而，更重要的是，文化是人的产物，文化的本质要由人的本质来理解。所谓“人化”，指的是对象（自然）的人化（客观主体化），其逻辑的对应面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主体客体化）。这正是马克思所关注的人类文化最深刻的根源。文化体现在人类实践（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创造活动的能力、方式、过程及其成果之中。社会人的劳动、实践是文化的源头活水。文化一方面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外化），同时又是自然物和人类创造物的主体化（内化）。文化即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外化与内化的动态统一。

文化更广泛地指社会内部从物质生存条件的再生产开始的各种人的活动。每一具体社会的文化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的活动方式和结果的体系。人化是对象化的结果，但马克思又揭示出，对象的人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面上是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实质上却隐含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整个人类文化无非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而对于人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较表面的，人与人的关系是更根本的。因此，人类通过劳动、社会实践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人的本质，满足人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生活方式和物质与精神成果，即是文化。

既然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因而文化学就是研究“人化”的科学。文化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是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族志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相互交叉、渗透的综合学科。它要研究的，正是人类为实现自身的本质、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生活方式的过程和物质与精神成果。文化学不仅研究一定民族或社会集团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具体行为，而且研究这些民族或社会集团在彼时彼地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等抽象体系。文化学通过对于文化殊相的研究刻意认识其背后的共相，通过对文化部分的把握达到对文化总体的把握，由“器”而“道”，进行概括和抽象，上升到理性和哲学的高度。认识文化的地域、民族、时代、阶级属性，文化的累积与变迁、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多样与统一的关系，也即是探讨文化的要素、特征、性质、动力、结构、功能、价值、生命，研究文化系统的类型、形态、机制、历程（发生、发展、成熟、衰变）和文化系统之间的传播、接触、碰撞、选择、涵化、交融、转型、整合的规律，文化学家依凭这种规律性的认识，提出文化发展的模式、文化管理的秩序、文化建设的方针、方法和政策，并预测文化发展的趋势，然后才有由“道”而“器”的工夫，即诸种具体的文化工作。

仅仅如此，还不足以表达作为研究“人化”的过程、价值和规律的科学——文化学的本质特点。文化学的兴起，与近、现代哲学的转向有关，即与从研究客观世界转向研究人自身这一近现代思潮有关。以对人的反思为背景，文化学研究尤其强调其价值色彩，即不仅认识文化的殊相和共相，而且确定人类、民族、人体自身在价值系统中的地位，为文化的选择和重构提供一个立足点。文化学研究的最高任务即是为造就具有文化自我批判意识和高度现代化素质的人提供意识形态的根据，而这也就是促进文化本身的进化和完善化。

二、文化学研究的核心层面

文化学研究一刻也不脱离各民族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生活方式，一刻也不脱离表征出这些不同的生活方式特性的活生生、多方面的文化现象、文化环境或氛围、文化生态和心态。文化学既研究文化理论，又重视文化实际；既研究文化历史，又重视文化现实；既研究雅文化，又研究俗文化；既研究死的，更重视活的。文化学研究的，既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抽象的文化，而是具体的能动的创造活动本身，是造就了一切文化和人之所以为人的过程。就方法而言，文化学研究可以采用灵活多样的、特别是多学科交叉、综合的方法，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等不同视角，加以考察。就内容而言，文化学研究大体上包括这样几个层面：

我们在这里着重论述对于文化现象和系统的高一级概括和抽象的文化哲学的问题。我们在上一部分从主观与客观、人与自然和社会、思维与存在的最一般关系上理解文化的定义，把文化的本质和核心纳入哲学的范围加以考虑。一种人的哲学，必然地应该是一种文化哲学，因为正是在文化中和通过文化，人作为活动的主体、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被表现和实现出来。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不是别的，正是人自身在历史过程中的发展。因此，理论文化学研究的核心是人的本质，是对象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与文化的关系，即“人化”的过程，文化与自然、社会、人类生活的关系和文化价值论。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说，文化学就是文化哲学。

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物，而是在社会实践中造成、在社会关系中体现的。劳动、商品、价值都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下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文化现象和文化系统离不开人类社会和人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生活乃至具体的社群、职业、宗教、家庭、婚姻、习俗、城市和乡村的各种社会问题，可以说都是文化学研究的对象。但是，与社会学不同，文化学（尤其是理论文化学）考察的是这些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联系、文化结构、文化功能、文化因革，侧重研究人与文化的关系，以便把握人在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揭示文化系统的机制和发生、发展的规律。

人类学是以人为对象的科学。体质人类学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分布、演化与发展，人种的形成、地理分布与现代人种、种族、民族的体质特征、类型及其变化。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以后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包括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语言的发生和发展，古代人类的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婚姻形态、原始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等。诚如我国人类学家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所指出的，人类学研究的重点是人类的史前时代和不开化民族，探讨的是人类和文化的根源。这样，人类学与研究“人化”全过程和法则的文化学各有不同的对象层面和时空范围，因而也有不同的视角和研究目的。

值得注意的倒是哲学与人类学、人文思潮与科学思潮综合化的产物——哲学人类学。哲学人类学是以研究人的本质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价值为核心的学科。它从哲学的角度解释实证的经验的人类学所提供的材料，考察人与生物、环境及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由此看来，“人化”也是哲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前面我们说过，对于“人化”历程的理性思考，对于整全的人的生命活动及其价值的直觉体悟和深层探索，是文化学的核心部分。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学的理论层面应当是哲学人类学。我们这里所说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是马克思关于人、人类、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的完整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近现代人类学和文化哲学研究成果的改造和吸取，尤其是对怀特及其弟子的“新进化论”、舍勒和普列斯纳的哲学人类学、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列维一施特劳斯和福科等的文化结构主义、弗洛伊德和容格的精神分析学派、卡西尔的符号学派、马克斯·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以及从卢卡奇到马尔库塞等（俗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思潮的审视和扬弃。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是发掘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理论。应当承认，过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认识是有些片面、简单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大量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文学艺术的研究著作、笔记和通信，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列宁、普列汉诺夫、毛泽东等关于文化建设、文化思想史的部分著作，都是文化研究十分重要的理论武器。对于上述著作的价值，甚至连许多西方文化学家也不否认。马列主义的文化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对于当今我国的文化研究来说，具有特别的指导意义的，有下述一些思想：

1.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关于完整的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与别的自然物有着本质的区别，人是赋有自然力、生命力的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同时又是属的存在物，类的存在物。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人、人类是自然物和社会物的辩证统一。人是从事劳动即自由自觉活动的动物，是实践的动物，人在生产劳动中有意识有目的地使自然“人化”，成为自己“精神的无机自然界”。人通过其活动使自然界人化，也使其自身人化。人，一方面作为主要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又作为文化历史过程的主体和自我意识的存在物，在其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的人。也就是说，人只有在文化活动中才获得真正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全面的、自由的个性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中心。人借助于他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改造自然界也改造自己。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所具有的一切本质力量通过与世界的多重关系圆满地表现出来。人的本质是一个历史的运动过程，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劳动异化带来了人的本质的异化，限制了人的自由创造活动和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将进入一个一切人自由发展自己才能的时代，人的能动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人的完整性不断升华。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本质就在于形成个人全面高度的发展。创造性的个人“生产”是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唯一目的。作为第一步，则是吸引越来越多的广大群众参加有社会意义的创造性活动，使他们逐步变成文化历史过程的自觉主体。在我们看来，这些观点奠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学的基础。

2.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的普遍道路与东方社会和东方文化的特殊道路的探讨。马克思晚年通过对大量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成果的研读，发现不应当以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的发展道路作为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世界不同类型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单一的模式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马克思区分了欧洲和亚洲的生活方式、农村公社，区分了这两个地区文化历史的类型，并且提出在特殊历史环境里，通过革命，东方社会在农村公社制度的基础上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这就意味着，欧洲中心主义的思考模式、单线进化论和对五种生产方式的简单、线性理解必须加以扬弃。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认为，各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吸收和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这就意味着，文化的民族性离不开文化的时代性和世界性，吸收现代文明成就与认同具有人类性、世界性的民族文化价值，是选择文化发展道路的双重参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文化建设的设计，必须跳出传统主义和西方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在全方位开放的条件下，求得多样的统一、创造的发展。第一要务是通过几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艰苦努力和韧的战斗，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抑制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在深层文化心理的影响，继续深入进行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教育，满足人民多方面、多层次的文化消费需要，改造他们的价值系统和思维方式。启发他们的文化的自觉意识，有目的地形成全面自由的个性发展，以适应并促进科学技术的革命、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总之，培养具有高度现代文明意识的人是文化学研究的现实目的。文化学理论，虽然不能代替文化史和比较文化的具体研究，虽然不能代替各民族文化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传统文化价值向现代的转换，虽然不能代替包括企业文化、大众文化乃至反文化在内的文化现实的研究和社会主义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和多方面的启迪。为改革、开放，深化文化讨论，各个学科的专家们已经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笔者在此提出以人学为核心的文化学理论建设的问题，聊备一说，就正于专家、学者，抛砖引玉，愿聆教诲。

（本文系与邓晓芒兄合作，原载《哲学研究》198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