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教不必保”的孔教观

同样作为维新人士，但是由于自身经历、所受教育以及学术见解和文化观念的不同，主张以西学救国的严复对孔教宗教性的理解及对孔教运动之态度与倡导尊孔保教的康有为等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对中西方文化参照对比的基础上，对于当时人们所关注的孔教是否是宗教的问题，严复做出明确回应，系统地表述了孔教问题的态度和看法。

一、孔教与宗教

依照西方对宗教和学术的不同理解，严复首先对“教”与“学”的含义做了明确区分，指出了宗教与科学的不同之处。“‘教’者所以事天神，致民以不可知者也。致民以不可知，故无是非之可争，亦无异同之足验，信斯奉斯而已矣。‘学’者所以务民义，明民以所可知者也。明民所可知，故求之吾心而有是非，考之外物而有离合，无所苟焉而已矣。‘教’崇‘学’卑，‘教’幽‘学’显；崇幽以存神，卑显以适道，盖若是其不可同也。”（《救亡决论》）在“教”与“学”的对比区分之中，严复肯定了宗教的根本特点之所在：①有外在的天神，②对天神要绝对的信奉，③要供奉、祭祀天神，④其作用即在于愚昧民众，致民以不可知。世界上虽然各种宗教派别林立，各宗教教义、教理各有不同，但是，鬼神崇拜，讲究祭祀却是各宗教的共同本质。“今之所谓教者，国异家殊，乃鬼神郊祀之事”（《〈支那教案论〉按语》）。

依据对“教”之含义之理解，严复对孔教与道教、佛教、回教、耶稣教等宗教派别的不同做了区分，否定了孔教的宗教性质。他认为，孔教所言的道德礼仪，皆是本天道而立，并非由宗教而起。中国所谓的神道设教之神，也并不是鬼神之神，其所谓神乃是指阴阳不测之谓神，所谓道乃是指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与佛、道、回、耶等诸种宗教有着根本的不同。“外国人常疑中国真教之所在，以为道非道，以为释非释，以为儒教乎？则孔子不语神，不答子路事鬼之问，不若耶稣自称教主，谟罕蓦德自称天使之种种炫耀灵怪也。须知目下所用教字，固与本义大异。名为教者，必有事天事神及一切生前死后幽杳难知之事，非如其字本义所谓，文行忠信授受传习已也。故中国儒术，其必不得与道、释、回、景并称为教甚明。”（《〈支那教案论〉按语》）对于孔教之“教”的具体含义，严复并没有做深入的探讨，但是他已明确指出，孔教不设鬼神，专言人事，孔教之教，自有其特定的含义，而非西方的宗教之教。“中国教与学之事合而为一，而西国教与学之事判而为二。且彼所谓教者，非止于孟子所云修其孝悌忠信，抑训诲诱掖，使不知者知，不能者能而已也。今西国所谓教者，其文曰：鲁黎礼整。考其故训，盖犹释氏皈依之义矣。故凡世间所立而称教者，则必有鬼神之事，祷祠之文，又必有所持受约束，而联之以为宗门徒党之众。异夫此者，非今西人之所谓教也。”（《〈原富〉按语》）在严复看来，儒学或孔子之道虽然可以称为孔教，但是，这里的“教”并非专指西方神学性宗教之“教”，而是有其特定的含义，是“教”与“学”的合一。

孔教既然是教与学的合一，不可以称为宗教，那么孔教中能称得上“教”的成分在哪里呢？中国还有没有作为宗教之“教”呢？严复认为，中国真正的“教”是“孝”。孝，是中国的真“教”，而真“教”的代表作，就是张载的《西铭》。“盖凡今之教，皆教其所教，而非吾之所谓教也。然则中国固无教乎？曰有。孝则中国之真教也。百行皆原于此，远之以事君则为忠，迩之以事长则为悌，充类至义，至于享帝配天，原始要终，至于没宁存顺。盖读西铭一篇，而知中国真教，舍孝之一言，固无所属矣。”（《〈支那教案论〉按语》）

二、孔教不需保

对于康有为等极力倡导的“保教”之说，严复明确地持有异议。他首先从宗教的产生及其存在的根据上对保教说加以批驳。他认为，人生而具有的信仰要求，这是宗教赖以产生存在之根源；各教之教理、教义虽有精粗、高下之不同，但皆以适合群体之智识为宜；一种宗教是否能存在、盛行于一群体之中，主要也在于该教之教义、教理是否适合此群人之智识。“合一群之人，建国于地球之面。人身，有形之物也，凡百器用与其规则，均有形之事也。然莫不供奉一空理，以为之宗主。此空理者，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思之而不测。而一群之人，政刑之大，起居之细，乃无一事不依此空理而行。其渐且至举念之间，梦寐之际，亦无心不据此空理而起也。此空理则教宗是矣。自非禽兽，即土番苗民，其形象既完全为人，则莫不奉教，其文化之浅深不同，则其教之精粗亦不同。大率必其教之宗旨适合乎此群人之智识，则此教即可行于此群中；而此群人亦可因奉此教之故，而自成一特征。故风俗与宗教可以互相固结者也。”（《保教余义》）孔教能否存在于今日之中国，不在于人为地加以保护，而是在于孔教教义是否能深入人心，是否适合社会风俗和人们的智识水平，是否能为人们真正所信奉。根据严复所理解的宗教起源及存在的依据来看，孔教之存在与否自有其依据，是不需保且不必保的。

对于康、梁等保教论者所提出的各项具体保教之主张，严复也以为不甚恰当。他认为，不实行孔子的言论，口是行非是不能保教的。他说：“今日更有可怪者，是一种自鸣孔教之人，其持孔教也，大抵于（与）耶稣、谟罕争衡，以逞一时之意气门户而已。不知保教之道，言后行先则教存，言是行非则教废。诸公之所以尊孔教而目余教为邪者，非以其理道胜而有当于人心多耶？”（《有如三保》）他指出，天下无论何教，均以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贪他财为首要之事，“吾党试自省此五者，果无犯否，而后更课其精，如是乃为真保教。不然，则孔教自存，灭之者正公等耳，虽日打锣伐鼓无益也”（《原强》）。“且孔子当日，其拳拳宗国之爱为何如？设其时秦、楚、吴、越有分东鲁之说，吾意孔子当另有事在，必不率其门弟子，如由、求、予、赐诸人，向三家求差谋保；而洙、泗之间，弦歌自若，一若莫不相关也者；又不至六经诸纬，委为天心国运可知。且《记》（《语》）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则必不因四国为夷狄，而绝不考其行事，而谋所以应付至方”（《有如三保》）。而当今呼吁保教之人，对孔子的道理却不能遵从，还能谈得上什么“保教”呢？“然则以孔子之道律今人，乃无一事是皈依孔子。以此而云保教，恐孔子有知，不以公等为功臣也。且外人常谓以中土士夫今日之居心行事而言，则三千年教泽，其结果不过如是，自然其教有受弊根苗，所以衍成今日之世道。然泽累孔教，废孔教，正是我辈。只须我辈砥节砺行，孔教固不必保而自保矣。”（《犹如三保》）保教的关键不在于口头上的呼吁，而在于实践中的砥节砺行，只要切己自反，躬身践履孔子之道，则孔教不需保而自能保。

孔教之不需保，是因为它自有其存在的原则；康、梁等人的“保教”主张之所以不可行，是因为这些试图作“教宗”的人并没有切实奉行孔子之道。他们不是遵循宗教发展的一般原则“行先言后”，持宽容的态度对待其他教派，而是自命“正统”排斥其他宗教的存在，这就明显地违背了宗教产生、发展与存在的一般规律。另外，倡导设立教会，利用教会之权力来保教，也与国家之政治、法律相违背，教会权力愈大，其对国家政治、法律之权威挑战愈强。“是故政法之家，恒惴惴然恶之，而顾早为之所。”（《〈法意〉》按语》）因此，在严复看来，对待孔教的正确态度是不需保而求其自保。

三、孔教不必保

在严复看来，孔教不仅不需保，而且也不必保。孔教之所以不必保，是因为孔教已不能完全适应今日之社会，不能使中国摆脱所面临的危难局面，不能给中国带来富强，已没有强要保护之价值。“今吾亦窃以士大夫之不肖而訾周孔，以为其教何入人心浅也，惟其入人心之浅，则周孔之教固有未尽善焉者，此固断断乎不得辞也。何则？中国名为用儒术者，三千年于兹矣，乃徒成就此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民，一旦外患忽至，且无以自存，无以遗种，则其道奚贵焉？”（《原强》）他反复强调，“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救亡决论》），“呜呼！用诗书礼乐之教，奖柔良谨畏之民，期于长治久安也；而末流之弊，乃几不能自存”（《〈法意〉》按语）。中国要走上富强之路，不是倡导尊孔保教，而是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摆脱传统的束缚，舍弃穷理尽性之孔教，变法图强，向西方学习。

孔教之不必保，另一原因就是民智未开，孔子的教化与真精神并没有真正传到民间，孔教并没有成为民众的真正信仰。在严复看来，虽然在孔子以前的中国古教，已经难以查考，但是，自秦以后，孔教在中国的存在却是有史可考，勿庸置疑的事实：“中国孔子以前之古教，不可考矣。自秦以后，乃有信史。据史以观，则知历代同奉孔教以为国教。然两千年来，改变极多。两汉之孔教，异于周季之孔教；东汉后之孔教，异于西汉之孔教；宋后之孔教，异于宋前之孔教。国朝之孔教，则又各人异议，而大要皆不出于前数家”（《保教余义》）。在二千年余的历史沿革之中，孔教虽历经变化，其形式和面貌，在不同的时代也有着不同的展现，但是孔教之根本及其国教之地位却经久未变。孔教统治中国如此长久，致使在变法之中，反对者所争，“均以之有碍孔教为辞”，人们保教的热情，远胜于保国。旅顺、威海、胶州可以割让给他国，铁路、矿产可以任人修建、开发，关税、金钱可以赔给他国，人们似乎觉得无关痛痒，但西洋兵污损了即墨的孔庙，国人“乃大哗愤，士夫固然，商贾行旅之徒，亦颇汹汹”，“因此可以见支那信教之深”（《保教余义》）。但是，由于中国民智未开，孔教仅仅是国家奉为国教，普通民众并没有真正领会孔教之真义，未能真正归属于孔教之中。他指出：“孔教之高处，在于不设鬼神，不谈格致，专明人事，平实易行。而大《易》则有费拉索非之学，《春秋》则有大同之学。苟得其绪，并非附会，此孔教之所以不可破坏也。然孔子虽正，而支那民智未开，与此教不合。虽国家奉此以为国教，而庶民实未归此教也。既不用孔教，则人之原性，必须用一教，始能慰藉其心魂。于是适值佛法东来，其小乘阿食一部，所说三涂六道，实为多鬼神之说，与不开化人之脑气最合，遂不觉用之甚多，而成为风俗。盖民智未开，物理未明，视天地万物之繁然淆然而又条例秩然，思之而不得气故，遂作为鬼神之说以推之，此无文化人之公例矣，然则支那今日实未尝行孔教，即欧人之据目前之迹以相訾謷者，与孔教乎何与？今日支那果何从而明孔教哉！夫不读万国之书，不能明一先生之说也。”（《保教余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孔教的问题关键是并没有真正在中国民间推广，并没有构成中国人的宗教。中国民间真正奉行的是佛教，不是孔教，如此说来，所谓尊孔保教之说便是无的放矢了。

在严复看来，孔教确乎自有其高明之所在，孔子教化的最大贡献在于不语怪力乱神，在于对现实世界的高度关注，在于其“早熟的”人文主义情怀。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早熟，遂使孔子的思想观点在中国的民间社会缺少知音，没有能够成为中国人的普遍信仰，只能在上层社会拥有极少的信奉者。也正是因为孔子教化的这种特点，遂使印度佛教乘虚而入，占领了中国民间社会，成为维系中国民间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

严复在看到孔教的高明之处的同时，也看到了孔教的问题，尤其是孔教并不合乎目前中国民智低下的现实状况。“今夫‘上帝临汝，勿贰尔心’、‘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者，大人之事而君子之所难也；而西洋小民，但使信教诚深，则夕惕朝乾，与吾大人君子无所异”（《救亡决论》）。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严复赞成中国人现在应该为建立、保卫真正的孔教而努力。他说：“时至今日，五洲之民，苟非最劣之种，莫不知教育为生民之最急者矣。然亦知教育以何者为最大之目的乎？教育最大之目的，曰去宗教之流毒而已。”（《救亡决论》）由此可见，对于保教之行为，严复仍然持反对之态度。

严复之所以对孔教思潮和保教运动大加鞭挞，与其对中西文化的深刻认识有密切的联系。和康有为等人一样，严复也是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但是留学英国的经历使他对西方学术、政治思想和宗教问题的了解和认识要远远超越了康、梁等人。对西学了解程度的差异使他们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有了根本的不同，进而引申出了对孔教问题认识的差别。与康有为等站在中学的立场上审视西学不同，严复更多的是站在西学的立场上来审视传统文化，分析中西文化之间的根本区别，对传统文化的不足进行反省和批判。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严复肯定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比中国固有文化的先进性，他认为，中学与西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二者之间不可融通或汇合，中体西用、西学中源等将西方的学术、政治思想附会为中国“古已有之”的说法，实是荒谬之论；康有为等人融中西于一体，推翻传统儒学，改造孔子形象所构建的“孔教”理论体系，也是“无端支离，牵合虚造，诬古人而厚自欺，大为学问之障”（《救亡决论》）；其所塑造的孔子形象也是“假设之平圣人，而非当时之真孔子”（《救亡决论》）。要寻求富国强兵、挽救中国危亡的途径，就只有学习西方，自觉引进西方先进的学术政法，而不能寻求于传统文化、寻求于古圣先贤来开出西学之传统。

严复对孔教思潮和保教理论的驳斥和批判，也与他倡导西学救国的目的相一致。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中国之所以贫弱，其根源即在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严复看来，西方社会的富强之本不是民主，从更深层次上看，自由才是导致富强的根本之因。民主与自由相比，自由为本，民主是自由的表现形式。“惟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但“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也”（《论世变之亟》）。西方因自由而强盛，而自由却深为中国古圣先贤所畏惧，所以中国文化中自古就没有自由之传统，由于没有自由，才造成了中国人民民力弱、民智劣、民德卑的状况，导致了中国出现国力贫弱的局面。因此摆脱落后之现状，改变中国之命运，首要之急不是保教，而是应该提倡西学，以西方先进文化来启蒙民众，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使人民真正获得自由，中国才能真正走上自强求富之路。

严复虽然宣扬西学，将西方文化作为挽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在反省传统文化之时对之做出激烈批判。但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他并没有由此而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并没有走到完全抹杀传统文化的偏颇程度。就文化观念而言，在维新时期，严复倡言西学，远比康有为等人更为激进，但是在政治观念上，他却以“今日中国民智未开”为理由，主张仍遵循旧统，反对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其政治思想又较之康有为等人远为保守。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矛盾的心态反映了严复在中西文化之间的两难选择，也反映出了他在宣扬西学之时，还对传统文化存有深深的依恋之情。随着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的改变，在政治上持保守态度的严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在逐渐发生变化，逐渐由西学开始向中学回归。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在大量翻译西书的同时，开始对康有为的孔教理论表示出了同情的理解，承认了作为宗教的孔教的存在。辛亥革命以后，面对日益混乱的国内形势和日渐出现衰颓之象的西方世界，严复的文化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倡导西学转而走向宣扬尊孔读经和崇圣保教，成为民初孔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