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惑论》所反映的佛法东渐的几个问题

1.关于佛教传入的时间问题

佛教究竟是何时传入中国?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疑难问题。《理惑论》中有一则问答谈到了这一问题。说:

问曰:汉地始闻佛道，其所从出耶?

牟子曰: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道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土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干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

从这段问答中可见，在牟子时代，人们认为佛教是因汉明帝“感梦”派人寻求佛经而传入中国的。这则传说最早记载于《四十二章经序》，后又被广泛引用于《理惑论》、《后汉书·西域传》、西晋王浮《老子化胡经》、东晋袁宏《后汉记》等史料。一般略谓，汉明帝永平七年(64年)，明帝因梦派遣使者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十年(67年)于大月氏国取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返回洛阳。明帝特为他们建立白马寺，让摩腾、竺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传说。但事实上，关于此事的诸多具体情况均不明确:第一，关于汉明帝求法的年代，不管是遣使还是使还时间，各家都有不同说法。第二，关于汉明帝所遣使者姓名，也是不一而足。第三，关于佛典的传译，《四十二章经序》及《理惑论》只说明帝遣使到月氏，写取佛经四十二章，没有提到译事及译人。到《历代三宝记》才具体说摩腾、竺法兰共译《四十二章经》，此即后来传说的张本。总之，由于汉明求法事件有以上种种异说，导致近现代一些佛教史家怀疑是否真有其事，这个问题至今悬而不决。笔者认为，怀疑否定事件本身的存在大可不必，但也不必认定一个具体年份。事实上，佛教传入中国是一个自发、自然的过程。这个过程要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引起史家的注意，从而记载于史籍。但所记载的时间已经不可能是最初的时间了。而只能是某种标志性、象征性的时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国佛教协会认定佛教传入中国时间为公元前2年是可取的、有意义的。^[2]

2.关于信佛与译经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人们是怎样开始信佛的?据史料记载，最早开始信佛的不是老百姓，而是宫廷的帝王将相。当时，由于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技已受到皇室崇奉，所以佛教传入汉土时，“佛”被视为一种大神，佛法被理解“清虚无为”之道，与黄老学并论。另外，中土初传佛教的斋忏等仪式，也为汉代帝王所好尚。如《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说:“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到了桓帝时，更在宫廷铸黄金浮图(浮屠)、老子像，亲自在濯龙宫中设华盖的座位，用郊天的音乐奉事他。又延熹七年(641年)，襄楷上书，其中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等语。这都说明东汉末年宫廷奉佛的情况。

关于汉代译经问题，一般以《四十二章经》为中土佛教最初的译籍。但《四十二章经》究竟是不是汉代所译，是译本还是抄本?目前没有得到定论。《理惑论》中提到“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这说明，在《理惑论》作者看来，《四十二章》并不如传统所谓由印度僧人翻译的，而是由汉明帝派人从大月支抄写出来的。《理惑论》中还说到，“所著经，凡有十二部，合八亿四千万卷……教授天下，度脱人民。”又说，“今佛经卷以万计，言以亿数。”这显然是一种过分夸大之说。事实上，汉代译经还是很有限的。主要以西域僧人来华译经为主。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等等。由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其中，安世高和支娄迦谶的译经对后世影响较大。安世高是精通阿毗昙学和禅经的学者。因此，所译经典以关于禅法的典籍为主，间及阿毗昙学。据《出三藏记集》记载，共译35部。^[3]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译著是《安般守意经》和《阴持入经》。支娄迦谶(简称支谶)的译经则以大乘为主。据《出三藏记集》记载，共译14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三昧经》等。

3.对佛与佛法的理解问题

前文介绍汉人信佛问题时，已简略提到汉人对佛及佛法的理解问题。这里更详细地说明。

首先，对于佛的理解，《理惑论》说:

问曰:“何以正言佛?佛为何谓乎?”牟子曰:“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牟子对佛的理解很有趣。他认为佛是一种“谥号”，并以三皇、五帝相比拟。这是用儒家眼光来理解佛，看待佛。又认为“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以及“蹈火不烧，履刃不伤”等等，显然又是从道家角度理解和解释佛。

问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何其异于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语，非实之云也。”牟子曰:“谚云:‘少所见，多所怪。’睹马乇驼，言马肿背;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皋陶马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偻，伏羲龙鼻，……此非异于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这是以中国古代圣人的各种神话传说，来解释同样是由传说而来的佛所具有的众多相、好的不足为奇，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

其次，对于佛法的理解，《理惑论》说:

问曰:“何谓之为道?道何类也?”牟子曰:“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四表为大，蜿蜒其外;毫厘为细，间关其内。故谓之道。”可见，牟子是从老子之道的角度来附会和解释佛法。老子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第14章》)牟子从自己熟知的老子之道来附会自己尚未完全弄清楚的佛法，这种方法本身虽然不对，但符合人们一般的认识规律。

综上所述，牟子对于佛陀及其教义的理解具有典型性，反映了时人只能用中国传统固有的文化观念来理解和解释佛及佛法。佛被视为一种中国式的神祇;而佛法则被看做“方术”的一种，又与老子之“道”相提并论。这种理解方式尽管使佛陀及其教义受到一定程度的变形歪曲，但毕竟能使初次接触它的汉代人觉得亲切，似曾相识，从而易于接受。这一点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