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理论课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教学跟科研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高等院校从事理论课教学的，如果对所担任的专业课缺乏一定深度的系统研究，就是很难胜任讲授的。只有内容充实，科学水平提高，才能收到好的教学效果。这几乎是所有从事教学工作者尽人皆知的事实，因此用不着再讲这个大的原则问题。现就本人比较长期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感受，简略地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教学这件事，看来似乎容易，但实际上并不是很简单的工作。记得在旧社会有过流行的话法：“聪明人”不想干这行，认为那是费力不讨好的，但是“笨人”又干不了。这可能部分地反映了这种工作要求的复杂性。

一般说来，在大致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由于彼此天赋的才智本来是非常接近的，因此在学习中所遇到的困难，也经常是很类似或接近的，所以老师本人以往感到的难点，也往往就是今天同学们所遇到的问题。如果教师肯耐心回忆，能把自己过去如何克服困难的经验，怎样弄通了的心得，再结合目前教学的实践，恰当地介绍出来，肯定对同学们会大有帮助的。

此外，各人多少有不同于别人的语言习惯，或所谓“文风”（这里不是指我国不同地区有各种方言的问题），如果勉强套用自己并不熟悉的概念或术语，乃至形容词和副词，必然说话语气生硬，显得很不自然，以至于词不达意。所以凡是富有教学经验的老师，能取得较好教学效果的，大多是善于运用自己习惯的语言来讲话的。因此，教师课堂上的讲稿必须自己动笔来写，即使万不得已，暂时借用别人的科研成果，在讲解时也不宜照本宣科，最好能改成本人平日所熟悉的口语或表达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人们之所以听不懂你的教学内容，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必须注意的，但往往被忽略了，即通常认识事物的途径，总是先由具体再到抽象的，先由特殊再到一般的，先从感性认识再提升到理性认识的。因此，在教学中，凡是重要的、难懂的高度抽象的概念，讲解时最好能切实贯彻由表及里与由浅入深的原则，即越是抽象的概念，越要能作出具体的说明，好让人们确切知道这个抽象的概念是怎样从具体的内容逐步概括和提高得来的。反之，非常具体的典型事例，则务必能提高到理性认识，不至限于只给人以感性的内容，也就是一种完全孤立的现象，没有任何理论意义的东西了。只有这样，既能从具体到抽象，又能从抽象到具体，乃至更进一步，还可以深刻地理解到“具体的抽象（或一般）”的辩证关系，才算是吃透了那种可以指导实践的理论，使这门理论课的科学性、系统性与可接受性融为一体，必然会产生好的教学效果。

要想更进一步提高，单从个别概念和命题的分析入手，显然还是不够的，必须对这一学科全部理论体系的结构，有一种统一的了解和全面的安排，不仅避免了内容的重复，而且知道何者宜乎先讲，何者宜乎后讲，体现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次第，也可以说，全课程从头到尾是一盘棋。

人们对自己所担任讲授的学科有了研究，要使教学效果好，还必须有一个重要条件，即对教学对象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面对大学生和研究生，跟中小学生的教学法还是有区别的。甚至同是高等院校，基础课和专业课也不完全一样。有的长期从事专门研究的学者，平日很少接近群众，没有一点从群众中带来的问题，讲课时又不看对象，以致教学效果并不理想。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牵涉一个表达是否深浅适度的问题，能否做到“有的放矢”的问题。

但是一个教师怎样才能做到既深入而又能浅出呢？这一方面固然与曾否从事深入的研究有关，因为没有深入研究的功夫，就不可能做到会浅出的本领；但是另一方面，也与是否经常接触青年同学或者社会上的群众，以及参加社会实践有关。单从这二者的关系来看，我们认为从事“科研”可以增进教学内容的深度，而“教学”的实践则可以提高你浅出的本领，二者是相互在起促进作用的，决不是互相妨碍的。因为这个“浅出”之“浅”，并不是肤浅之“浅”，这个“深入”之“深”，也决不是艰深之“深”，二者恰是一种事体的两方面。因此，说教学工作只会影响科研工作的观点，显然是不全面的。至于一向不从事科学研究的，即使口才再好，也只能落得个“浅入浅出”，教学时间稍微长一点，同学们就会发现你并无真才实学，自然也就不受欢迎了。尚有最坏的一种情况，那就是可谓“浅入深出”，只会以貌似艰深的词句来文饰个人的浅陋，近乎在不懂装懂，那就无怪乎听课的同学越来越反感了。

比较理想的教学，特别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我以为最好能力求做到“精”、“明”、“准”、“狠”四个字。这里的“精”，是指内容精炼，能掌握要点，没有不相干的“废话”。如果只用一小时可以讲完的，却硬要拉上半天，正如只够一篇小品的东西却硬要写成长篇的论文一样，岂非存心在浪费众人的时间？这是教学与科研的大忌。“明”是要表达清楚明白，彻底消灭那种用词不当、含混不清的叙述。“准”是思想正确，科学性强，说话有根据，没有歪曲事实和逻辑推理上的错误。“狠”是对敌人反动言论的批判，能切实击中要害，使他完全丧失可以进行反攻的余地。我以为在教学工作上，能全面做到这些要求，那才真可算是高水平的。

为慎重贯彻上述设想的原则，这里再附带谈两点补充意见：一是讲述的内容，虽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还不具有充分的理由，只有十分之六七的根据，就不忙作最后结论，妄称是“十分之见”，把话说得太死了，特别是对目前尚有重大分歧意见的历史考证问题。古人所谓“多闻阙疑”的谦虚谨慎态度，看来依然是值得提倡的，要力戒那种华而不实的学风。因为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如果超出了一定的范围，哪怕是多走一小步，也有可能会变成谬误的。二是各种理论体系的构成，大多离不开该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与范畴，因此对于它们必须有非常清楚明晰的理解，如果含糊不清，肯定会影响“科研”的深入开展，同时对“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是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所以越是一般常见的概念或术语，越不可轻易放过，要有确切的理解，并充分注意不同学派之间的分歧。

精通一门理论学科的要求，不仅在大量掌握有关第一手的图书资料，更重要的还在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深刻的理论修养，包括从事工作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而这三者本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仅就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来说，我以为其中立场尤其关系重大。因此，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总归是格格不入的，更谈不上有所深入和发展了。如有人只是为了应付共识，即使能勉强背下不少经典著作的只言片语，那也是鹦鹉学舌，没有多大意义的。如果站在反革命立场，对马列主义理论存心加以歪曲的应用，那可能比不曾学过革命理论的人还要坏。如“文化大革命”期间，个别自称为马列主义专家的反革命，不是也在惯用引经据典的办法来辩护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和迫害革命同志的行径吗？一些理论研究单位个别热心打派仗的头头们，不是也有上行下效的吗？可见唯物辩证法的一些原理，如果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建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大野心家一转手之间，也可以成为唯心主义诡辩论的。此外，也有一种人，从来不坚持什么原则，这就是通常所谓的“风派”，他们是绝对不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好处的。这种反复无常，言行不一的歪风，对一般知识青年的影响特别坏。马列主义的威信，过去大半败坏在这帮人手里。如众所周知，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来不是一种自发的理想，即使是产业工人也不例外，要系统地加以“灌输”的，各科专家和青年学生更是如此，都要进行一种切实可行的“思想改造”，以达到根本转变立场的目的。因此，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避免今后迷失大方向、走上邪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显然是绝对不可以放松的。

无论教学或科研，都必须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这就要求在提倡改革开放和加强国际间学术交流的同时，更得熟悉国情，即懂得本国的现状和历史。所以我认为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文化史，特别是其核心的中国哲学史，应该是我国一切有较高水平的理论工作者所必须学习的，否则就很难联系我国的社会实践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那么贡献就会受到限制。

总之，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从事理论课“教学”或“科研”的工作者，一定要站得高，看得远，立足本国，放眼世界，能面向社会主义的未来，不断地要求前进，同时肯脚踏实地，想方设法为提高和发展人民教育事业服务。

【注释】

[1]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家》1994年第1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