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有善恶的人性论

第四节　性有善恶的人性论

关于人性问题，王充在《论衡·本性》篇中，对先秦以来的人性理论进行了综合总结、分析评论，并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观点。

关于孟子的性善论。王充评论道:“孟子作性善之篇，以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乱之也。谓人生于天地，皆禀善性，长大与物交接者，放纵悖乱，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时，无有不善也。……性本自然，善恶有质。孟子之言情性，未为实也。然而性善之论，亦有所缘。或仁或义，性术乖也。动作趋翔，性识诡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长或短，至老极死，不可变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恶禀之异也。”王充指出，孟子的性善论，以为人性皆善，人生之初，幼小之时，无有不善，长大之后，与物接触，放纵物欲，而有恶行。对此论，王充认为，既是“未为实也”，又是“亦有所缘”。所谓“未为实”，从“性本自然，善恶有质”来说，人的自然资质有善有恶，只说“人性皆善”，不全面、不确切，故“未为实”。然而，人的自然天性确实有善的方面及其表现，故为“有所缘”，即有一定的理论根据。王充的分析评论，可谓实然。

关于告子的性无善恶论，王充评论道:“告子与孟子同时，其论性无善恶之分，譬之湍水，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夫水无分于东西，犹人无分于善恶也。夫告子之言，谓人之性与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犹金之为金，木之为木也。人善因善，恶亦因恶。初禀天然之姿，受纯壹之质，故生而兆见，善恶可察。……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实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缘也。”所谓告子的性无善恶论，“未得实也”。因为在王充看来，人性的自然资质是有善恶的，而告子的性无善恶论与此相反，加之告子犯了无类的逻辑错误，以湍水喻人性，如同金之为金，木之为木，同语反复，恶性循环。“人善因善，恶亦因恶”，用事物的原因说明原因，结果什么也不能说明，故为“未得实也”。所谓“亦有缘也”，即亦有一定的根据，是指善恶“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王充同意这种习行的观点，故认为“亦有缘也”。

关于荀子的性恶论，王充评论道:“孙卿有反孟子，作《性恶》之篇，以为人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者，以为人生皆得恶性也。伪者，长大之后，勉使为善也。若孙卿之言，人幼小无有善也。……夫孙卿之言，未为得实。然而性恶之言，有缘也。”所谓荀子的性恶论，“未为得实”，是因为王充认为人性有善恶资质，只讲人性恶，不讲人性善，当然不全面，“未为得实”了。所谓“有缘也”，是指“其善者伪也”，人可以教化成善，“勉使为善也”，所以说“有缘也”。

关于陆贾的以礼义为性论，王充评论道:“陆贾曰:‘天地生人也，以礼义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则顺，顺之谓道。’夫陆贾知人礼义为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恶者，虽能察之，犹背礼畔义，义挹于善不能为也。故贪者能言廉，乱者能言治。……明能察己，口能论贤，性恶不为，何益于善?陆贾之言未能得实。”在王充看来，陆贾的以礼义为性，察己受命，则是顺命得道而为善。然而，历史上和现实中，却是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恶者虽察之而背叛礼义，不能为善。人们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虽能察己，却不为善，“何益于善?”由此说来，陆贾的人性观点是不对的。

关于董仲舒的性为阳、为善，情为阴、为恶论，王充评论道:“董仲舒览孙、孟之书，作情性之说曰:‘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阳气仁。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谓恶者，是见其阴者也。’若仲舒之言，谓孟子见其阳，孙卿见其阴也。处二家各有见，可也。不处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恶，未也。夫人情性同生于阴阳，其生于阴阳，有渥有泊。玉生于石，有纯有驳，情性于阴阳，安能纯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实。”王充认为，董仲舒综合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附之于自己的阴阳说，而建立了情性论，把性说成是生于阳，为仁、为善;把情说成是生于阴，为鄙、为恶。王充认为，气有厚薄、纯驳，生于阴阳之气的情性，不能说是纯善、纯恶的，而是有善有恶的。所以说董仲舒的情性说“未能得实”。

关于刘向的性为阴，情为阳的人性论，王充评论道:“刘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于身而不发。情，接于物而然者也，出形于外。形外则谓之阳，不发者则谓之阴。’夫子政之言，谓性在身而不发。情接于物，形出于外，故谓之阳;性不发，不与物接，故谓之阴。夫如子政之言，乃谓情为阳，性为阴也;不据本所生起，苟以形出与不发见定阴阳也。必以形出为阳，性亦与物接，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恻隐，不忍;不忍，仁之气也。卑谦辞让，性之发也。有与接会，故恻隐卑谦，形出于外。谓性在内不与物接，恐非其实。不论性之善恶，徒议外内阴阳，理难以知。且从子政之言，以性为阴，情为阳。夫人禀情，竟有善恶不也?”王充认为，刘向以性在身内而不发，不与物接为阴;以情出于形外，接于物为阳，这种不以善恶论人性，而以内外阴阳论情性，是于理难知，与事实相违的，所以王充予以反驳。

王充在对先秦以来诸家的人性理论作了分析评论后，认为他们都没有真正解决人性的善恶问题。王充经过分析比较后，较为赞同世硕人性有善有恶的人性观点。这就是:

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一篇。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56]

王充同意世硕的人性有善有恶，养善而使善长为善，养恶而使恶长为恶的人性论，肯定这是“颇得其正”的切实、正确之论。

王充在总结、评论各家的人性理论后，提出人性有善有恶，人性有三品的人性理论。他说:

自孟子以下至刘子政，鸿儒博生，闻见多矣。然而论情性，竟无定是。唯世硕、公孙尼子之徒颇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难论也。……实者，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谓性无善恶，是谓人才无高下也。禀性受命，同一实也。命有贵贱，性有善恶。谓性无善恶，是谓人命无贵贱也。

九州田土之性，善恶不均，故有黄赤黑之别，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浊之流，东西南北之趋。人禀天地之性，怀五常之气，或仁或义，性术乖也;动作趋翔，或重或轻，性识诡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长或短，至老极死不可变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若反经合道，则可以为教;尽性之理，则未也。^[57]

王充认为，自孟子至刘向，论人性者很多，但是却没有定论，原因是“道难论也”。这就是说，人性问题很复杂，很难论。他经过历史考察和总结分析之后，认为世硕和公孙尼子的人性有善有恶，善恶在所养，养善而为善，养恶而为恶的人性观点，很合乎道理。他指出，人性有善有恶，如同人才有高有下，所以不能说人性无善无恶，亦不能说人性纯善，纯恶。因此，王充明确地把人性分为善、中、恶，即上、中、下三类。他说孟子讲的人性善，是指中人以上者;荀子讲的人性恶，是指中人以下者;扬雄讲的人性善恶混，是指中人。据此，王充认为，世硕的人性有善有恶论是“颇得其正”的。究其实，王充的人性观点与世硕，不尽相同。王充主张人性有纯善、纯恶、不善不恶三种。在中国人性论的发展史上，王充继董仲舒之后，明确提出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的性三品说。

王充的人性论是和他的元气论的自然观紧密相联系的。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万物一样，都是物，都是禀受天地之元气而生的，人生而有性，故性不离气，性不异物。他说:

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禀自然之性，非学道所能为也。^[58]

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其受命于天，禀气于元，与物无异。^[59]

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60]

人和万物一样，都是禀元气而生。就因气而生来说，人与物、王侯与庶民的本性是相同的。然而，为什么人性却有善恶的不同呢?王充指出，人性来自元气，由于气有种种不同，而人禀不同的气，故使每个人的性具有善恶的不同。他说:

小人君子禀性异类乎?譬诸五谷皆为用，实不异而效殊者，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也。……人受五常，含五脏，皆具于身。禀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犹［酒］或厚或泊也。非厚与泊殊其酿也，曲孽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曲孽;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少多，故性有贤愚。^[61]

由于元气有厚薄、清浊、精粗等不同，人所禀不同之气而生的性，故有善恶的不同。这如同酿酒中的曲孽的多少决定酒味的美劣一样。王充把禀气不同作为人性善恶的物质基础。

既然人和物、王侯和庶民都禀元气而生，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王充认为，这是由“命”决定的。由此，他把“性”和“命”联系起来了。他说:

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夭之命，以立长短之形。……用气为性，性成命定。^[62]

禀性受命，同一实也。命有贵贱，性有善恶。谓性无善恶，是谓人命无贵贱也。^[63]

人的生死寿夭、富贵贫贱、本性善恶等不同，都与禀气受命有密切关系，所以说“命有贵贱，性有善恶”，“禀性受命”，“性成命定”。

王充进一步指出，人禀气而生，生而有性，由于气有多少、厚薄、精粗，清浊等不同，故禀不同之气而生的人具有善恶的本性。人虽有上、中、下三品不同的善恶之性，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善可以变成恶，恶亦可以变成善。王充在《论衡·率性》篇中这样说道:

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凡人君父审观臣子之性，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近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善渐于恶，恶化于善，成为性行。

在王充看来，人性虽然分为上、中、下三品，但极善之上品、极恶之下品是极少数，他们的本性是不容易改变的，而绝大多数的中品之性的中人，其本性是可以改变的。因此，王充在论人性时，着重在中人之性上，强调通过教育、劝勉、学习来改变中人之性，使之去恶为善。生来就性善的人，本性固自然为善，不需要改变了。生来就性恶的人，通过教育、劝勉、学习，是可以变恶为善的。所以王充说:

无分于善恶，可推移者，谓中人也，不善不恶，须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告子之以决水喻者，徒谓中人，不指极善极恶也。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至于极善极恶，非复在习。故孔子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圣化贤教，不能复移易也。^[64]

王充认为，上智之人的上品之性，是纯善、极善的;下愚之人的下品之性，是纯恶、极恶的。这种极善、极恶之性，即使是“圣化贤教”，也“不能复移易也”，是不可改变的。只有中人，通过后天的环境教育、社会习染、学习劝勉、圣贤教化，才可以由恶变为善，最终成为善人。这种后天环境习染所起的重要作用，如同染练丝一样，染之蓝则为青色，染之朱则为赤色。青赤之色，一旦形成，便与其真色无异了。《论衡·率性》篇论述道:

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十五之子其犹丝也，其有所渐化为善恶，犹蓝丹之染练丝，使之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无异。是故杨子哭岐道，黑子哭练丝也。盖伤离本，不可复变也。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犹此类也。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染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纱之质不黑;麻扶缁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

王充的这个习染善恶，即教化成善恶的人性观点，显然是对荀子的“化性起伪”、“注错习俗之所积”的人性思想的发展。王充和荀子一样，都用蓬之直、纱之黑，说明环境习染对人性善恶的重要作用，证明后天教育，可以改变人性的善恶，以此告诉人们加强善的教化，可以使人由恶变善，最终为善。

王充还用西门豹引漳水灌邺田和用一般矿石能够锻造出棠溪、鱼肠、龙泉、太阿等宝剑为例，证明通过引导、教育、学习可以改变人性。他还以“孟母三迁”等种种事例说明人性的善与恶就在于教化。他的结论是:“由此言之，亦在于教，不独在性也。”^[65]

王充在元气一元论自然观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性有善恶，教育可以改变善恶的人性理论，这对于反对先验的人性论有积极的意义。但由于王充没有真正地了解人性的本质和善恶的来源，尤其是当他把“性”与“命”联系起来时，他的人性理论出现了自相矛盾，这是他的时代所使之然的。因此，我们不可厚责这位重要的哲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