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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维藩神学思想对中国教会的贡献

时间:2022-08-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三、汪维藩神学思想对中国教会的贡献通过对汪维藩神学思想及其特点的总结、分析、研究,笔者认为其神学思想与中国老一辈神学家和当代神学家相比,对中国神学建设具有如下贡献:第一,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会通进行了深入思考,初步开创了中国的生生神学体系。

三、汪维藩神学思想对中国教会的贡献

通过对汪维藩神学思想及其特点的总结、分析、研究,笔者认为其神学思想与中国老一辈神学家和当代神学家相比,对中国神学建设具有如下贡献:

第一,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会通进行了深入思考,初步开创了中国的生生神学体系。

汪维藩非常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凭藉其深厚的中国文化学养,对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会通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兼收并蓄”、“和而不同”、“整体和谐”精神、“适时当位”、“崇和尚中”、“通变守常”思想与基督教有融合会通之可能,并进行了探索,在这些方面,与那些老一辈神学家相比,汪维藩的贡献在于又往前走了一大步,探讨的范围更广了,进深到了哲学的层面,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伦理的层面。中国教会一般以中国的“天”代表上帝,以“道”代表基督,而汪维藩则用不可名状的“道”来体悟、感悟无形无象的上帝,这是其独特之处,也是其对神学中国化的贡献。而他最大的贡献则在于找到了基督教在中国文化中的生长点和契合处——“生生”思想,初步开创了中国生生神学体系,他在《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20)之《生生篇》中对其进行了集中阐述,并将这一神学贯穿于其神学思想的各个部分。在汪维藩的生生神学体系中,《周易》“生生”思想与圣经创世论的结合是内在的、深层的、深刻的、融洽的,使得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会通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同时,也证明了基督教完全可以和中国文化达到深层次的融合。他的这一思想对中国神学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第二,对圣经诠释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理论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开始了创立中国新约诠释学的尝试。

作为福音派神学家,他继承了福音派强调圣经权威,重视圣经研究的传统,在国门初开之际,在没有多少向国外同行借鉴圣经研究经验和资料的机会之时,凭藉其英文和希腊文功底,开始了对圣经的研究,对这部源自东方而后又在翻译过程中融入西方文化背景的圣经进行了中国化的解读和诠释,写出了多部圣经诠释作品。

与中国老一辈神学家及当代神学家相比,他在圣经研究方面的特殊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老一辈神学家由于身处战乱动荡的时代,需要面对很多的问题,基本没有条件、时间和经历潜心研究。而中国当代神学家如丁光训等人,他们作为中国教会的领袖和中国最高神学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有着大量繁重的事务性工作和政治活动,也没有时间进行这种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研究工作,而汪维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神学院教书,没有多少政治活动,因而能够潜心研究。同时,在教书的过程中又能够以教带研,教研相长,从而取得了丰硕的圣经研究成果。他对《圣经·旧约》,尤其是《利未记》的研究犹有独到之处,在《利未记注释》(21)一书中他将《利未记》与中国传统经典《三礼》特别是《礼记》进行了贴切、自然的对比研究和融合。在此基础上,他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圣经诠释理论和方法,开始了中国新约诠释学的创建工作。所有这些工作,对推动中国教会的圣经研究,推动神学的中国化均具有重要贡献。

第三,在实践方面,对基督教、基督徒与国家、民族、人民、社会的关系进行了积极深入的思考和解答。

面对中国教会的现实处境,针对中国教会和信徒在社会实践、信仰实践和灵性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如基督徒与国家、民族、人民的关系、基督徒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基督徒与非信徒、与无神论者领导的政府的关系等等问题,汪维藩亦进行了积极深入的思考和神学反思,从神学信仰上解决了基督徒与国家、民族、人民的关系,从神学上对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进行了反思,并用信徒可以接受的表达方式予以解答。(22)

在解决基督徒与国家、民族、人民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他所强调的对国家、民族的挚爱深情、对民族兴衰荣辱的忧患意识、对人民饥寒温饱的深切关怀是发自内心的、深层的、内在的,他将基督徒的爱国主义提升到了关乎信徒根本素质的层面,提升到了精神文化的深层,而不仅仅是空喊一些政治口号,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唱几首爱国歌曲这些表面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他所表现出来的深沉的、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情操是当今的一些信徒及一些青年神学家无法与之相比的。

在解决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问题上,汪维藩所表现出来的积极、开放、务实的态度和敢于坚持、敢于创新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对当今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主动了解和大胆借鉴也是值得当代年青一代神学家学习的。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谄媚。但如果真正了解他的思想的话,就应该能理解他的这种态度是出于他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信心,他相信:“建设新中国,这是人类崭新的事业,谁也没有经验。我们并不讳言所曾走过的弯路……值得提出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有自身的力量进行自我批评,纠正自己的错失,使历史朝向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23)更是出于他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不可动摇的信念:

“我相信中国这个民族,它死不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它死不了,我们探索的这条路没错。”(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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