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中国教会教育的评价

一、教会教育的宗教性贯穿始终,且教会教育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为“同路人”

近代中国的教会教育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前提下展开的。西方传教士在华教育的初衷及其宗旨都是为了传播其宗教,是在“为基督征服中国”,“使中国皈依上帝”的宗教狂热的驱使下进行的。应该说,他们来到中国本不是愿意对发展中国教育承担专门职责,也不是对从事教育事业怀有特殊的兴趣,而其活动的核心是为了争取教徒,完成传教使命,是为了征服中国,使西方可以自由地扩展其经济、政治、文化影响。他们的活动不仅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且带有明显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追求,成为帝国主义征服中国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史上教会教育被称作“精神鸦片”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教育都是与其宗教性分不开的,他们希望通过培养有知识、有地位、有社会影响的基督徒,训练“中国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给未来的中国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111]利用他们来达到控制中国未来的发展。因此,教会学校对于他们来说是中国的“西点军校”,是“培养未来的统帅和指挥者”,“一般人民的教师和领袖人物”的养成所。这种培养目标,决定了教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教学方法及教育精神上,都具有浓厚的宗教性。并且,宗教教育的进行中还带有很大程度的强迫性,如学生入校要与学校签订契约,毕业生“无不于毕业前先皈依基督教”。1902年,在中华教育会的第四届年会上,大会主席潘慎文起草了一份《向国外差会请求派遣有训练的教育家来华工作呼吁书》中指出:

教育是传教最得力的助手。……到目前为止,各级学校已发展至数百所,仅寄宿学校就超过了一百所,学生约五千人。同时,还有按照西方模式开办的七十五所官立学校,学生也有五千多人。这可立即看出,我们已获得了一个多么有力的据点来推进基督教的发展。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几乎所有这种教育的实权都操在男女基督徒手中。……现在中国的新教育制度实际上是在代表各教会团体的基督教徒控制之下。这事实上就使人类大家庭中的四分之一的青年都受到基督教会的控制。^[112]

从潘慎文的话中可以看出教会教育“是传教最得力的助手”,而教会学校则是为了基督教的发展所建立的“据点”,受教育的对象,多成为皈依上帝的“基督教徒”。

1932年美国“平信徒调查团”在中国调查教育时,也坦白地承认:

初起的宣教事业,其目的在用基督教征服世界,是一种含战争意味的慈善事业。他们以为:世界上只有一个救法,所以世界上一切的人,都当敬拜耶稣。^[113]

毋庸讳言,教会教育的宗旨、目的,在于用基督教征服中国,并且这种征服又与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之侵略相伴而行。从这个角度上看,教会教育可谓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工具,或与殖民政府有着“同路人”的关系。

进入20世纪,传教士的“圣战”与西方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联系得更加紧密,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为基督国家争得商业上的高额利润。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人的盖茨曾说道:

对外传教事业应当引起爱国者和慈善家们,一切有宗教信仰或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们,一切我国的商人、企业主、财政家、银行家和进出口商们和一切心目中怀有对本国的幸福关注的人们的兴趣。我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地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代里将在这一切生活的领域里取回收益,其发展将比目前的估计更为远大。^[114]

但是,如若把教会教育放在大的文化背景上看,教会教育又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一部分。而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教会学校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如其教育指导思想由“孔子或耶稣”转向“孔子加耶稣”,即为教会教育逐步走向本土化的表现。再如“科学成为宗教的盟友”的教学思想的提出,也就使教会教育从其最初严格恪守的宗教教育逐渐向着世俗化教育发展了。

二、教会学校与传教士在近代西学东渐中成为媒介和桥梁

教会学校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成为基督教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传播的载体。它输入西方文化,扩大了中国人的眼界,成为西方文化的传导者。同时,近代入华的传教士也都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西方文化传入的媒介。

美、英等国派至中国的传教士,其文化素质都较高,他们大多在本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又进入神学院学习后再被派往中国。据统计,19世纪60年代初,英国传教协会派往中国的男性传教士80%是大学毕业生。^[115]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由美国兴起,以后又传到欧洲的“学生志愿赴外传教运动”又把大批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修养的大学生送入传教士的行列。在中国近代教会教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大学生。这些传教士良好的文化修养,使他们成为“上帝与科学联盟”的载体,使他们成为把西方文化播入中国的普罗米修斯。虽然他们中间有许多是为“使中国皈依上帝”而进行“圣战”的虔诚的宗教狂,或是殖民侵略的“同路人”,却也不乏热心于科学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如傅兰雅便是以传播西学为己任的教育家之一。他们通过办学、编译书籍等形式,进行科学文化传播。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教会学校最早引进西方教育制度、西方课程和新的教学方法。近代学校教育的班级授课制与实验方法是经由教会学校传入中国的;体育运动、音乐课程也是教会学校最先开设的;教会学校最早注意到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教会学校还倡导男女平等,开设女学,反对缠足,否定传统教育的旧观念、旧习俗。教会大学引进和开辟了新学科,在英语教学、女子高等教育、医科、农科诸领域都起了先导作用。

从西学教科书的引入情况来看,西方传教士起到了媒介作用。如在《西学书目表》中共著录书报352种,除王韬《普法战纪》、何启《英律全书》等书外,绝大部分为西人译著。而西人译著中,绝大部分又为传教士所译,其中仅傅兰雅一人的译著,即达121种之多,占了总数的34%强。若按《东西学书录》所著录者统计,其500余种书籍中,傅兰雅一个译著即183种。1865年由曾国藩、李鸿章等在上海建立江南制造局,其后江南制造局成立翻译馆,傅兰雅在其中翻译达28年,林乐知在其中10年,伟烈亚力在其中8年,金楷理工作9年。傅兰雅曾信心十足地给英国友人写信道:

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可大有希望成为帮助这个可尊敬的古老国家向前进的一个有力的手段。能够使这个国家跨上“文明进军”的轨道。^[116]

为此,他不厌艰苦、不惮劳悴,乐此不疲度过了近30年的翻译生涯。^[117]据统计,傅兰雅单独翻译或与他人合作翻译的西学书籍在江南制造局出版的有77部,占该局出版总数的47.2%,几尽半数。他的译著广及基础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应用科学(如矿物学、冶金学、医学及科技工具书),军事科学和社会科学。其中社会科学的译著中有关于国际法,有关于政治经济学、历史、贸易和货币方面。傅兰雅曾针对自己从事的翻译工作说:“灯下苦功,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富自强,寝昌寝炽,以成百世之福。”^[118]

由于大量西学译著的传入,逐渐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价值取向发生变化对传统教育那种“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的观念以冲击。正是在这种中西文化的冲撞下,19世纪50年代以后,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放弃“正学”,“冥心孤往,潜精绝学”,致力于格致之学的研究,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在传教士傅兰雅、林乐知等协助下,大规模研究译述了西方科技专著,尤其在化学、制造学史上,起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同时,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也为中国输送了反封建专制的武器,如康有为在读了傅兰雅所译书籍后曾对张之洞言:“中国西书太少,傅南(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119]许多近代有识之士接受的思想启蒙,都是出自传教士那里。

教会教育成为新式教师的摇篮,1877年,第一次全国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一位传教士在力陈教会教育的重要性时说道:

教育对于为教会学校提供教员并由他们把西方的优良教育引进中国是十分重要的。“教会一经建立就会产生开办学校的愿望,就会产生对教员的需求,这种教员不仅能教中国古典作品,还能教各门普通学科,如地理、算术、音乐、通史和物理学”,只有第一流的教会学校才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师。我们目前没有其它培养教员的机构,何况教员作为传教士工作合理而重要的一部分,已自然地落到他们肩上。^[120]

并且传教士教育家还注重对课程教材教法的研究,如傅兰雅在主持格致书院数学时:

盖算学为学务学之根本,算学不明,则诸理难解,故不可不先习也。算学又以数学为首,明乎数算,始可进习代数、几何、三角、八线诸算学。是学算宜以数学为先也。算为中国古学,六艺之中,数居其一。今之科场,亦以考取算学为重,人亦何惮而不学耶?且算之为学,节节可以致用。非若他学,必待学全而始有用。此则浅而习之,可施于日用平常;深而求之,可藉以析纷穷理;变而通之,可以制器;大而化之,可以参天。算学之益,岂浅鲜哉?或以为算学与格致似居两途,不学算亦可径习他学。殊不知格物务在明理,格物之理,多赖算学证明。不明算学即为不明理,学之能无疑义乎。或以为粗习中算古法,即可学等畴人。不知扣其实际,考其真能,则无以应。甚至老法塞胸,旧术满腹,繁不胜繁,固执难化,算一题不厌经日,演一草需纸半张……余之所以必教数学者,正欲医其痼疾,汰其繁累,法愈减愈妙,理愈讲愈明。^[121]

此外,教会学校及传教士还在授课及编译书籍中,丰富了中国文化。如傅兰雅在翻译科技书中,遇到中文中尚没有相应的词汇问题,于是采用音译法或加偏旁造新字,如镁、矽、钟等元素,都是新造的字。狄考文在编纂西学教科书时,注意到使同学科术语具有相似性,以便于术语的词义更加明了,使用起来也方便。以数学词汇为例,如“乘数”(multiple)、“分数”(fraction)、“根数”(root)等,这些不同的英语单词在译成中文时都使用了“数”这个主导词,以使词汇间具有了共性。正是如此,教会学校与传教士作为传播西方文化的媒介和传导者,引进了西学中大量的术语、词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这样既丰富了中国语言,又扩大了中国人的知识视野。

在教会学校及传教士的培养和启诱下,一批区别于旧士大夫的掌握近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科学家、教育家脱颖而出,如经由马礼逊学堂又留学回国的近代教育家、民主思想家容闳,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的外科医生黄宽;再如近代早期科学家徐寿、徐建寅、华衡芳、应祖锡、李善兰等,都是在与传教士长期合作翻译西学书籍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声、光、化、电及军工、矿冶等西方科技知识,并在某方面有了较深的造诣。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近代科技知识,而且在哲学思想方面都有新的突破、新的见地。

三、西方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从客观上对中国加快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起了一定激励作用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从事教育活动,发挥西学东渐的桥梁和媒介作用是多方面的。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圣经,“为基督征服中国”。但在客观上,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又在不同侧面对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起着不同程度的激励作用。早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起义领袖就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尤其是太平天国后期重要领袖之一的洪仁玕,曾在香港结交一些西方传教士,努力学习西方的宗教和文化,研究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资政新篇》,提出了改革太平天国内政,发展资本主义的蓝图。

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同西方传教士间有着“既迎又拒”的矛盾关系。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使得洋务派的学堂、译局中聘请了许多知名的传教士教习翻译西学书籍。洋务派利用传教士,为的是引进西学,加强抵御外患、防范内忧的力量,以巩固封建专政统治。洋务派对“西学”的追求与传教士的文教活动,基本形成同步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后,当洋务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传教士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出版的各类科学书籍销售量增大,对洋务运动的“西学”有着促进作用。而传教士与洋务派的接近及传播西学,则是为了扩大传教事业的发展,加强西方对中国的控制和影响,这与洋务派的“中学为体”的思想是相抵牾的。传教士与洋务派的教育目的是相悖离的,然而两者却又相辅而成,相互依存。在这种现象中,以传播西学为己任的傅兰雅早就看出了其中的蹊跷,他指出洋务派提倡“西学”的“唯一目的,并不是为了启蒙中国,而是帮助中国了解外国人的一切情况,以便能成功地与他们斗争,最后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122]。

19世纪末,出现了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其实质,是企图以改良的方式,使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传教士所翻译的西方社会学说方面的著作对维新派的改良思想给以启迪,如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林乐知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等。其中,《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叙述了19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为改良主义运动提供了“舶来”的历史借鉴。梁启超称:“《泰西新史揽要》述近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123]李提摩太、李佳白等英美传教士还打入康、梁的北京强学会,以直接参与的形式对维新派施加影响。康有为承认,他的变法主张受到了李提摩太和林乐知著作的影响。^[124]光绪皇帝推行新政时,也曾参考了许多由传教士翻译出版的西书。在维新派编的《皇朝经世文新编》中收有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论文计36篇。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称林乐知的“学问渊博具有实际”,称其作“有益我中国非浅鲜矣。”

毋庸讳言,传教士在华的文教活动和社会活动,对于推进中国反对封建专制,加速民主和科学的进程,客观上起了激励作用。

【注释】

[1][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0～181页,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2]陈垣(辑录):《康熙与罗马教皇使节关系文书》,见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149页,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3]同上书,第153页。

[4]《中国丛报》,1832年8月号,第140页。

[5]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中国丛报》,1832年8月,第140页。

[7]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8]《中国丛报》,1834年12月,第378～384页。

[9]《中国丛报》,1841年10月。

[10]《中国丛报》,1835年1月,第406～416页。

[11]《中国丛报》,1836年2月,第441～449页。

[12]《中国丛报》,1849年5月,第268页。

[13]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4]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17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5]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第30～32页,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

[16]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第30～32页,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

[17]卓新平:《宗教与文化》,第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8]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6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9]卜舫济:《在华基督教传教士1890年大会记录》,见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7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20]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109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21]吴雷川:《燕大基督教团契约成立与中国教会的改造》,载《真理与生命》第一卷第10期。

[22]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第49页,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

[23]同上书,第31页。

[24]同上。

[25]同上。

[26]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18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7]同上书,第188～189页。

[28]同上书,第188页。

[29][英]李提摩太:《新政策》,第238页,见《戊戌变法》(三)。

[30]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30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1]同上书,第300页。

[32]《孝敬俚言》,见《崇实报》第5年,第32号。

[33]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38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4]同上书,第382页。

[35]《国际公报》第45—46期合刊,1923。

[36]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85～28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37]同上书,第288页。

[38][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下册,第347页,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39][德]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129页,朱杰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40]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第24页,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

[41]同上书,第26页。

[42]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6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43]同上书,第72页。

[44]同上书,第73页。

[45]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9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46]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第85页,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

[47]同上书,第67页。

[48]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第77页,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

[49]同上书,第243页。

[50]转引自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7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51]韦廉臣:《在华基督教传教士1890年大会记录》,第526～527页,上海,上海美华书局,1890。

[52]《万国公报》第98卷,1897年3月。

[53]同上。

[54]林乐知:《续论格致为教化之源》,见《万国公报》第107卷,1897年12月。

[55]《万国公报》第107卷,1897年12月。

[56]明恩溥:《今日之美国与中国》,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13、23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57]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第31～32页,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

[58]同上书,第32页。

[59]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30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0]同上书,第310页。

[61]狄考文:《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1890年),见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1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62]《在华基督教传教士1890年大会记录》,见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62、6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63]狄考文:《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1890年),见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1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64]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1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5]《北京被围目击记》,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6]李提摩太:《办理山西教案章程》,见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24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67]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36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8][美]明恩溥:《今日之中国与美国》,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36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9]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25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70]转引自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22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71]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第25页,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

[72]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39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73]同上。

[74]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89～29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75][美]林乐知:《中国专尚举业论》,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7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76]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第87页,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

[77]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第87页,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

[78]《教育季报》,1918年4月号,第101页。

[79]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80][英]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例》,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8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第55页,东方书局,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版。

[82][日]冈千仞:《观光纪游·集成》第20卷,第84页,北京,中华书局。

[83]《格致汇编》第2年(1881)春季卷。

[84][英]李提摩太:《论新学部亟宜设立》(1890年),见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5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85]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86]傅兰雅:《格致书院西学课程序》,见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74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87][美]林乐知:《中国专尚举业论》,载《万国公报文选》,第150页。

[88]章开沅、林蔚:《中西方文化与教会大学》,第48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89]于宝轩:《皇朝蓄艾文编》(第七十卷),第25页,上海,上海学生书局,1965。

[90]林乐知:《中西书院课程规条》,见《万国公报》第14年,第666卷,1888年11月26日。

[91]《华南女子大学》(章程),第15～16页,上海,东方印书馆印本,1925。

[92][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第18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93]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第68页,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

[94][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二),第30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95]《中国丛报》,1841年10月号,第564～569页。

[96]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98～9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97]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98～9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98]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第250、261页,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

[99]同上书,第250页。

[100]《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见璩鑫圭:《学制演变·中国近代教育资料汇编》,第393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01]同上书,第396页。

[102]褚季能:《女学先声》,载《东方杂志》,1934年31卷7号。

[103]《基督教女子教育的起源与作用》,见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241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104]黄新宪:《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第136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105]《基督教女子教育的起源与作用》,见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241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106]黄新宪:《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第136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107]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235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108][美]林乐知:《中国振兴女学之亟》,见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235～236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109][美]林乐知:《重振教育说》,见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419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110][美]林乐知:《中国振兴女学之亟》,见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236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111]卜舫济:《在华基督教传教士1890年大会记录》,见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62～6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1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3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13]美国平信徒调查团编:《宣教事业评议》,第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

[114]明恩溥:《今日之美国与中国》,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15]转引自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第241页,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

[116]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第二章),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17]同上书,第231页。

[118]《格致汇编》第七年(光绪十八、1892)冬季卷“特白”。

[119]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第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120]狄考文:《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见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121]傅兰雅:《格致书院西学课程序》,见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746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122]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23]梁启超:《读西学书法》,上海时务报石印本,1896(光绪二十年)。

[124]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632～63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