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科纳希（John B.McConahay）对美国路易斯威尔市18岁以上的公民（共1049名）进行访谈（其中白人占多数），考察他们在乘坐巴士中，是自利还是象征性情决定了其最终态度。他认为，如果是自利对此问题起决定作用，那么采取自利的措施即可消除人们的反对态度。譬如政府补偿巴士改革中的损失，学校方提高教学质量，或者修改校车的发送时间使学生乘坐更便利。但是如果基于早期社会化获得的象征性情，则通过自利措施很难消除人们的偏见。结果他发现，种族态度越强烈，越可能反对乘坐巴士，因此不是巴士，而是黑人本身导致了白人的愤怒。这种愤怒当然是不理性的，它不是基于个人的后果，而是基于乘坐巴士本身所导致的强烈认知和情感反应。社会规范已经不允许他们直接对黑人歧视，因此通过乘坐巴士，以中性的象征表达出来。他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形，应该是使学校制度变得对白人父母和学生有吸引力，譬如设立戏剧培训、职业训练、大学生预备课程，以及运动队等，让人们觉得学校制度既照顾黑人也照顾白人。[45]该观点支持了西尔斯的象征政治理论。
戈麦兹（Gomez）和威尔逊（Wilson）从认知复杂性的角度论证了象征种族主义的存在。按照他们的解释，认知复杂性越高，看待问题的视野就会越开阔，越会与广泛的社会力量联系起来，即归于社会体制，称为结构主义归因。反之，认知复杂性越低，越无法与广泛的社会力量联系起来，由此就会把问题归于个人的性情，称为个人主义归因。经过1986年和2000年的NES调查，高复杂性者在象征种族主义测量中得分低。[46]
可以说，在解释当今美国种族主义的诸种理论中，象征种族主义理论既是较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西尔斯曾经列举了诸种象征种族主义影响下的各种理论，从中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
其一，“现代种族主义”。认为种族的偏见并不仅仅源于社会化和象征种族主义，而且也源于旧形式的种族主义。
其二，“种族仇恨”。认为白人对黑人的真正仇恨源于黑人对道德和价值的违反，简言之，价值和偏见是核心因素。
其三，“微妙的种族主义”。发现公然的偏见被微妙地代替，包括对传统价值的辩护、文化差异的夸大以及缺少对外群体正面的情感。
其四，“讨厌的种族主义”。真诚地相信旧的种族主义已经衰落，种族之间应该平等，但对黑人的态度是负面的。因此，一个讨厌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反对依据可能来自于非种族偏见的术语，譬如谴责他们违反了传统的道德价值。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不愿意直面自己的种族主义情感，因此这些白人避免与黑人接触。
其五，“矛盾的种族主义”。相信平等的原则，但许多白人对黑人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依据人道主义和平等的价值观他们支持黑人，另一方面从清教伦理的角度他们又反对黑人。如果处于明确的环境，他们会把平等原则运用于黑人身上，以非偏见的方式应对。但如果处于模糊的环境，他们对黑人会心存焦虑，避免与他们互动。[47]
以上这些理论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提出的，提出者中的一些人或是西尔斯的学生，或是西尔斯的同事，都明显地受象征种族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些理论都否认了传统的生理和法律的作用，指出了白人对黑人负面态度的隐蔽性、矛盾性，在解读过程中注重价值、情感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西尔斯的象征种族主义理论，也就不会有上述诸种理论的产生。
西尔斯的象征种族主义理论使我们认识到美国种族的现状，即美国的人权状况存在严重的问题，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仍然很严重，只是采取了更为隐蔽的形式，虽然所运用的理由是传统的道德价值，论证显得更为合理，但仍然难以掩盖种族歧视的现实。
西尔斯的理论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克拉诺（W.D.Crano）同样以黑人和白人共同乘坐公共汽车为例，认为人们的自利有时并不是直接体现的，白人对乘坐公共汽车的反对可能并不是基于对自己的影响，而是基于对上学的子女的考量。他们在调查中发现，之所以没有显示出自利对政治态度和社会态度的影响，可能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或者低估了对自己的后果的影响。[48]
也有学者对此种族主义量表提出了批评。西尔斯并不讳言这些批评，他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归纳：概念和测量不一致，一些测量条目不清晰，与旧有的种族主义形式、保守主义区分不明显等。[49]除了对其中的一些批评进行反驳外，西尔斯不断对象征种族主义的一些问题进行修正，譬如对量表的简化和完善。
马库斯支持西尔斯有关情感决定选举的结论，但是认为西尔斯的情感研究存在如下问题：其一，仅关注喜欢不喜欢的维度，忽略了其他多维度的情感作用下的多种评估；其二，把情感看作非理性的，忽略了情感的其他作用。至少在一些例子中，情感能够驱动人们进行合作、履行义务、帮助他人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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