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当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

三、中国应当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

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以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成为中外学者竞相研究的内容。“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承诺，而且承载着近代以来数代中国人的愿望和呼声。这些声音提醒我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学术上也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第一，建立起当代中国民族新传统。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几千年没中断过，但也并不是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的转型、经济文化的发展，传统文化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使之成为新时代的体现并不断延续的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新的传统正在形成。在新的传统中，既有古代的儒家传统，也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还有新中国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传统。因此，其呈现的特点是：首先，与当代文化有相关性，与传统文化有连续性；其次，与西方比有独特性，这是中西哲学比较中所深刻揭示的，比如内在超越，比如直觉思维，比如体悟式的求道哲学等；再次，对今后发展的启发性和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性。

这些新传统的特点表明，在承认西方哲学对当代中国、中国人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有借鉴作用的同时，要避免重蹈彻底反传统和全面西化的极端；在肯定西方哲学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及其意义时，避免将一些传统价值观念，如强调国家、民族、社会、整体的利益，视为历史垃圾统统抛弃；在批判、反思传统伦理文化时，避免将西方哲学宣扬的人的本能、非理性当作至上追求而贬斥理想、理性。学哲学、用哲学是中国共产党对干部的一贯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瑞环就以其学习的经验谈了民族传统如何更新的问题，他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很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这是值得骄傲的一面。但如何将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与现代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也是需要加以解决的课题。”“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不讲继承，搞历史虚无主义，发展就失去前提和基础，民族的长处和特征就难以保持。现实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不讲发展，不研究与时代结合，传统文化就失去生机，也不能很好地继承。”^[101]

第二，开展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融通，建立具有全球视野、中国特质、时代精神的中国当代哲学新形态。中国传统文化在过去二千多年间以“儒、释、道”三教为主流，而且，正是因为“三教合流”，形成了我们这个文化统一乃至国家统一的大民族。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西方文化的进入，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选择，“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种哲学文化系统成为在中国学术界鼎立的三角。我们说，哲学是对社会历史进程、对人的生存方式进行反思的学问，中西马哲学都以相同和不相同的方式在进行着反思，对于我们建设中华民族新哲学是有着重要作用的。而且，中国哲学从成为一门学科开始，就是在与西方哲学（在中国初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西学的一种）比较中发展的，原本就是不同哲学文化融合的结果。可以断定的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今后的哲学，不论中西，都是在比较中发展，或者说，未来的哲学就是比较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是我们民族得以维系的文化之根，西方哲学是现代化、信息化社会的文化思想反映。融合打通中西马，有利于更好地创建新哲学、新文化、新的民族精神。有学者提出，当代中国哲学必须打通三个传统，一是正确处理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二是用中国哲学的概念来提出自己的问题，三是在与西方哲学的建设性对话中创造真正有特色的现代中国哲学。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在思想上主要依据民族“共同体”这一维度，在文化上倾向保守主义；西方哲学在思想上主要依据“个体”这一维度，在文化上倾向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足点是“全世界无产者”即人类未来。所以，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融通三种哲学的“中介”（张曙光）。还有学者从切入“公共性”，打破学科壁垒，参与国际哲学大会，重新认定中国文化身份，以哲学问题的方式切入现实，在哲学学科外部寻找解决之方，站在人民的立场等方面寻找融合的路径^[102]。

当然，中西马有各自的传统和视角，在进行融合的时候，还需注意立足于各自的传统，在互相吸收的过程中相对独立地发展。而能够融合的因素应该是从中国的问题出发，有选择有目的地使用三种哲学思想。比如说，西方的人文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潮曾涌至中国，风行一时。但是当初翻译和引进这些理论并不是因为翻译者和提倡者的个人兴趣和突发其想，而是要借此解决自己的问题。一种西方话语之所以流行中国，缘自于中国的内在需要，根源于中国的现实，它影响了中国的现实，但同时又为中国的现实所决定。比如说，即使我们将西方的人文主义介绍进中国，但我们接受的人文主义与其母体西方人文主义也有很大的差别。在西方，人文主义是与神学主义、自然主义相对存在的，强调的是人的个性解放，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天然权利和社会发展的动因，要求实现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中国在引进这个理论时更多地将重点放在社会的发展和人的社会性上，不由自主地将其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联系，使其增添了原本没有的要素，而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西方人文主义。再如女性主义，西方传统中的女性主义追求的是超越男权社会的女性独立，但到中国后内涵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独立的同时，一开始就将女性的解放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强调女性的独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中国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强大。因此中国的女性主义不是与男人对立，而是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特点，与西方不同。

所以，我们讲的中西马融合，是站在中国问题意识上的融合，是指用中西马的理论观点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的融合，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各个学科全面发展的融合。外国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哲学家们正在真诚地注视着外部世界，以期从别的传统中学到新的东西。在这方面，使我深有感触的是，他们所获得的不会是不同观点的胡乱堆积，而是一种由于学习他人而得到了发展的中国式的学说。”^[103]

第三，走向世界。2007年10月，中国政府正式将文化定位为软实力的重要因素。胡锦涛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说，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他号召提升文化软实力。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青山瑠妙在《外交论坛》发表《中国的软实力与对外文化交流》一文，文章引用了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公布的关于各国软实力的调查结果。该学会在美国、日本、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进行了这项调查，根据经济、文化、人力资源、政治和外交5个指标，对这6个国家的软实力作出了评估。评估结果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这是我们对文化的一种新认识。实行产业扶植政策，尝试文化体制改革，都将为提升我国的国力和文化GDP创造好的条件。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把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核心的文化因素向世人展现，为世界文化和人类精神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比如，中国在提出对内建设和谐社会理念后，在对外关系上胡锦涛于2005年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这一理念。事实上，这是中国在外交理论上寻找的传统文化根据。现在，文化外交、文化外宣已经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外交手段。

近些年，中国在海外设立了不少文化机构，孔子学院就是重要机构之一。孔子学院是2007年4月挂牌成立的以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国学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期望通过在国际上传播汉语，增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建立一个和谐和平的世界为宗旨。据悉，至2009年10月，已有282所孔子学院和241个孔子教室，共计523所，分布于87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孔子学院电子版也进入了试运行阶段，在互联网上介绍中国的文化与现状。同时，中国在海外普及汉语教育，摆脱了仅限于非洲等第三世界的状况，步入了涵盖欧美发达国家的全方位轨道；普及对象也由以往的学习汉语者、华人、华侨，扩大到没有学习汉语必然性的普通学习者。还有“中国文化节”也在世界各国举办。这些文化活动的开展，使中国文化承载的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展示于世界人民面前，为与世界各种文化互相交流和融合作出了我们的努力与贡献。

冯友兰提出过著名的人生四境界说，天地境界是其境界说的最高理想。什么是天地境界，冯友兰这样说：“人也可以达到一种认识：知道在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大全的整体，就是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个成员，还是宇宙的一个成员。就社会组织来说，他是一个公民，但他同时还是一个‘天民’，或称‘宇宙公民’。这是孟子早已指出的。一个人具有这样的意义，在做每一件事时，都意识到，这是为宇宙的好处。他懂得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并且自觉地这样做。这种理解和自觉使他处于一个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104]一个人在自己所处的人伦社会中的所作所为符合这个社会的道德规范，那只是达到了道德境界，处于第三层次。而最高境界是要具有宇宙意识的。这里的宇宙，不仅指物理世界，而且包括精神世界，这是哲学意义上的“大全”。有了这样的宇宙大全意识，一个人为人处事，不仅要懂得人在社会中的“伦”和“职”，而且要懂得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人的行为就不是停留在“行义”，而是“事天”。

天地境界既是冯友兰对人生理想的描述和追求，也是其境界说的哲学根据。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105]。中国哲学确实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为此，冯友兰对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对我们这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充满信心，正如他在《新世论》的结语中说的：“真正底中国人已造成过去底伟大底中国。这些中国人将要造成一个新中国，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们所深信，而没有丝毫怀疑底。”^[106]冯友兰先生对哲学任务的表述，正是说明了哲学是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精神动力。

【注释】

[1]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www.china.com.cn/culture/txt/2009 05/11/content＿17753920＿3.htm，《党史纵览》。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6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1页。此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言论，比如，“我们决不可拒绝和借鉴古人与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毛泽东选集》1953年版，第862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679页。

[5]《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6]具体说来，1949年以后的近30年间，中国妇女的解放，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1）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法定权利，包括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利、劳动权利、财产权利、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利等。（2）妇女的文化教育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1951年，初等学校的在校女生比重为28％，1976年上升至45.5％；1950年，普通中学的在校女生比重为26.5％，1976年上升至40.4％；1949年，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女生比重为19.8％，1976年上升至33％；1950年普通高等学校的女教师比重为11％，1976年上升至24.7％。（3）妇女就业人数大幅度提高。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是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基础。1949年以后的近30年间，中国妇女的就业人数迅速增加。以全民所有制单位为例，1949年，女职工的人数为60万人，1977年则剧增至2 036万人。（4）广泛地参政议政。妇女全面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积极参加在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活动。（5）重视妇女的健康保健。中国政府对于女职工采取了全面的劳动保护措施，如，城市女职工中85.3％的生育妇女都享有三个月的带薪产假。中国的妇幼保健机构发展得很快。1950年，全国县及县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机构数为2 880个，1976年上升至7 952个；1949年，全国妇幼保健所、站机构数为9个，1976年上升至2 239个。（吴忠民：《1949—1976年：毛泽东时代最有价值的历史遗产》，《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2期）

[7]在关于发扬党内民主问题上，毛泽东的说与做也存在明显的矛盾。比如，有鉴于“大跃进”运动的灾难性后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反复强调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在党内实行民主，但在“这次大会以后，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日益受到破坏，从而也加剧了党内生活的不正常”。（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71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8]胡念贻《谈谈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一文发表于《新建设》1962年7月号，郭预衡《能够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吗》一文刊于1959年7月号，昌岚《只有反动的遗产才算糟粕吗》、《纲常礼教不可继》一文发表于1964年7月号，曹道衡《“批判继承”还是“兼收并蓄”》一文刊登于1964年10月号。

[9]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今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附属物的知识分子，自然成为主要打击对象。但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远比消灭地主资本家复杂，何况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都需要知识分子。因此，中共中央提出的针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方针是“团结、教育、改造”，其着重点显然是“教育、改造”，也就是采用先前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做法，用群众性批判运动来“改造”知识分子。

[10]《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47页。

[11]胡风（1902—1985），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1953年初，《文艺报》陆续发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等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同时作了转载。胡风不服，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对批评进行了反驳。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请求对胡风的思想“展开讨论和批判”，并对胡风小集团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加以注意和考查”。26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9月，党中央作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

[12]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多次明确提到：“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13]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曾多次谈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党中央和当时的政务院开始酝酿殡葬改革、推行火葬时，周恩来曾经亲自咨询过赵朴初会长有关佛教寺院火化的问题，并从佛教火化制度上获得一些重要借鉴。1956年4月27日，国家首先在高级干部中发出《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对其后在广大群众中推行火化的殡葬改革起到过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可以说，佛教火化沿袭至今，对我国殡葬制度移风易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佛教寺院火化问题的研究意见》，《法音》2000年第2期第33页）

[14]《孔子墓蒙难记：红卫兵小将捣毁中华文化命脉》，http://www.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0_03/23/401603_0.shtml。

[15]当时刊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红旗》第2期罗思鼎的文章《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第4期《评吕氏春秋》、第8期《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第11期《论北宋时期的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梁效的文章《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红旗》第5期）、《论商鞅》（《红旗》第6期）、《有作为的政治家武则天》（《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红旗》第10期），以及柏青的文章《从乡党篇看孔老二》（5月17日《北京日报》）、翟青《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学习与批判》第11期）等。

[16]李鸿章：《海防筹议折》，《李文忠公全集·卷二十四》，商务印书馆民国10年版。

[17]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18]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则指出，儒家使个人服从于君主和父亲，服从于国家和家庭的学说是错误的。

[1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10月，单行本。

[20]《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9页。

[21]冯友兰：《再论孔子》，《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

[22]冯友兰：《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65年第7期。

[2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页。

[24]杨荣国：《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人民日报》，1973年8月7日。

[25]《人民日报》，1973年9月4日。

[26]《中共中央文件》，1974年1月18日印发。

[27]陈正夫：《关于孔子思想评价的几个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

[28]周予同、贺卓君：《关于孔子的几个问题》；严北溟：《真假批孔论》，《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辑，。

[29]金景芳：《孔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哲学研究》1979年第11期。

[30]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31]严北溟：《谈孔子的人道主义》，《文汇报》，1981年8月3日。

[32]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页。

[33]权锡鉴：《儒学研究的新局面与新成果》，《儒学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452页。

[34]根据权锡鉴在《儒学研究的新局面与新成果》中的资料收集与整理。

[35]权锡鉴：《儒学研究的新局面与新成果》，《儒学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454页。

[36]权锡鉴：《儒学研究的新局面与新成果》，《儒学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457页。

[37]权锡鉴：《儒学研究的新局面与新成果》，《儒学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454页。

[38]张岱年：《〈孔子大辞典〉序言》，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

[39]郭齐勇：《近20年中国大陆学人有关当代新儒学研究之述评》，引自http://www.confucius2000.com。

[40]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

[41]中国新闻社，北京2007年1月12日电。

[42]陈占彪：《九十年代以来传统文化热之考察》，《世纪中国》2006年4月4日。

[43]据《中国图书商报》2007年6月12日报道，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近日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共同举办“《儒藏》精华编出版座谈会”。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介绍说，正式出版的《儒藏》精华编第104册收入经部四书类学庸之属和论语之属著作5种（其中1种存目），第281册收入出土文献类著作10种，所收文献均为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儒学著作，并分别代表《儒藏》工程对传世文献类古籍和出土文献类古籍的整理状况。

[44]胡治洪：《近20年我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http://www.aisixiang.com。

[45]李玉良、罗公利：《儒家思想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5页。

[46]蔡德贵：《实用儒学刍议》，《鲁文化与儒学》，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蔡德贵、牟宗艳：《儒学现代化应向巴哈伊汲取什么？》，《海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47]任剑涛：《社会政治儒学的重建──关于“儒家自由主义”的理论期待》，《原道》，2000年第七辑。

[48]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三联书店2003年版。

[49]王达三：《儒学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郭齐勇先生访谈录》，http://www.confucius2000.com

[50]吴光：《从孔孟仁学到民主仁学——儒学的回顾与展望》，http://www.siwen.com。

[51]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原道》，2005年第十辑；黄玉顺其后还出版了《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儒学思想与当代生活》（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2]康晓光：《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我为什么主张“儒化”：关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保守主义思考》，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188938.shtml。

[53]宋志明：《德性儒学刍议》，《“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2册，武汉大学，2005年。

[54]余治平：《新中国60年与民族魂重塑》，《江海学刊》2009年第4期。

[55]胡治洪：《近20年我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http://www.aisixiang.com。

[56]张贺：《传统文化热由何来》，《人民日报》，2007年4月20日。

[57]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58]毛泽东：《致陈伯达》，《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59]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5页。

[60]戴茂堂、江畅：《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页。

[61]例如，有学者就把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阴阳互补、相依相待，五行变化、相生相克，三材共建、万物一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结合起来，把变动不居、生生不已，动静互涵、变常不二，物极必反、革故鼎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永恒运动和发展的观点结合起来，把物生两有、相反相成，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和而不同、执两用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的对立和统一的观点结合起来，重新诠释后者，试图进一步加强后者的中国化理解基础。参见方克立主编：《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第三章，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5—103页。

[62]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所信仰的‘大同’当然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它包括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国家消亡、消除三大差别；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物质生活资料充分涌现，人的道德水准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等。”参见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79页。

[63]余治平：《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准备——儒学的现代困境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2004年第3期。

[64]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8页。

[65]也有学者指出，儒学虽与西方现代化理论分属不同的观念体系，以儒学来评价西方现代化或用西方现代化来苛求儒学，都是无意义的。“不过进一个层次，从现代化的本身意义上看，二者亦有可沟通的地方，即在对现代化的主体——人的充分全面发展的关注上具有共同性。”辛鸣：《儒学与现代化同构阐幽》，《东岳论丛》1989年第4期。

[66]余治平：《中国的气质——发现活的哲学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6页。

[6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72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0页。

[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7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73]林德宏：《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74]中国科学技术培训中心编：《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75]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50页。

[76]邓力群：《访日归来的思索》，《经济管理》1979年第3期。

[77]刘小枫：《1989年2月写“四五”一代的知识社会学思考札记》，《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华夏出版社2007版，第242页。

[78]凌志军：《中国的新革命》，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351页。

[79]《新民周刊》2010年第12期。

[80]凌志军：《中国的新革命》，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页。

[81]参见周晓虹：《中国人社会心态60年变迁及其发展趋势》，《河北学刊》2009年第5期。

[82]［美］亚瑟·亨·史密斯著，乐爱国、张华玉译：《中国人的性格》，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83]《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页。

[84]［美］库恩：《中国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85]同上，第263页。

[86]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和甘阳对话时，提到的“三大丛书”则是“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以及汤一介主编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库”。

[87]参见许明等：《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54—55页。

[88]蒋子龙：《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8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页。

[9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页。

[91]《中国哲学年鉴（1990）》，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92]张岱年：《论价值与价值观》，《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年第6期。

[93]［英］狄百瑞著，李弘祺译：《中国的自由传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4]《中国哲学年鉴1998》，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95]参见俞宣孟：《试论生存状态分析的哲学意义》，俞宣孟、何锡蓉主编：《探根寻源：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125页。

[96]黄见德：《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页。

[97]蒙培元：《从心灵问题看中西哲学的区别》，《学术月刊》1994年第10期。

[98]陈卫平、童世骏：《冯契：智慧的探索者》，《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99]［法］弗朗索瓦·于连著，张放译：《（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引言第2页。

[100]费正清著，张沛译：《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

[101]李瑞环：《辩证法随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141页。

[102]董世峰：《中西马哲学专家对话凸现十大哲学问题》，《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03]鲍布·维尔：《中国哲学界印象》，《哲学年鉴（1987）》，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0页。

[104]冯友兰：《人生的境界》，《中国哲学简史》（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559页。

[105]冯友兰：《人生的境界》，《中国哲学简史》（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557页。

[106]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