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藩的神学家学养和素质

一、汪维藩的神学家学养和素质

赵紫宸先生曾说，中国神学建设任务艰巨，没有几个人能担得起来，因为“一要了解中国文化，二要明白科学的性质与原理，三要知道《圣经》考据，教会历史、西方神学的派别与演变等，四要将这些学问与神学做相当的联系”⁽¹⁾。赵先生这里所说的，是神学家必备的学养问题。

中国神学建设是一项融贯中西的系统工程，非要有学通中西的知识架构的人才能担此重任。笔者认为汪维藩先生正是一位融贯中西、学通古今，能担此重任的中国当代神学家。在中学方面，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濡养和熏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研究是非常深入的。他深刻体悟《周易》天人整体和谐精神、刚健自强、生生不息精神和整体关联性人文思维方式；全面把握儒家人文主义的思想精髓，和而不同、整体和谐精神，适时当位、崇和尚中、通变守常的思维定势；深切领悟道家自然主义的精神内涵，“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辩证思维和处世智慧。同时，他继承吸纳了赵紫宸、谢扶雅、吴耀宗、贾玉铭、丁光训等现代神学家的中国化神学思考，其中赵紫宸后期的神学思想及其“悲剧型”诗人性格和气质对汪维藩影响很大；杨绍唐、贾玉铭既注重敬虔灵修，又关心社会、热爱国家的立场和观点对汪维藩影响至深，丁光训的思想也对汪维藩影响很大。

在西学方面，汪维藩亦功底深厚。与中国老一辈神学家及当代年青一代的神学家相比，汪维藩并没有留学外国的经验，但这并不妨碍其对西方神学思潮的了解和把握，系统的神学教育背景和英文、希腊文的熟练运用使得他对圣经有深刻独到的钻研。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他长期保持着对西方基督教界的关注，使得他对西方神学思想亦有深切了解，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福音派、新正统派神学、生态神学、解放神学等各种神学思潮的脉搏和教会传统的演进，紧跟当代神学发展的步伐，并作出积极回应。

此外，他对中国当代文化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亦有相当的了解和研究。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现实处境中，中国神学家要想在神学上有所建树，就必须了解和熟悉作为这一处境之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经过建国5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作为充满活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重要内容，基督教要想在此文化背景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对其进行了解和认识，而不能总是抱着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对其不闻不问，甚至敌视。正如李平晔女士所说:“基督新教要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不仅要解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而且要解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²⁾在这一方面，汪维藩对马克思主义的精深钻研是其作为当代神学家的又一可贵素养。

汪维藩的深厚学养还体现在他能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主动吸纳接受当今哲学、释义学、心理学、现象学等学科的发展成果，阅读、深思当代学者的前沿成果，既归回原著又不断创新，这就使其中国化神学具有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他洞悉当前学术界的“新保守主义”⁽³⁾倾向，对后现代主义也有所了解。当今有识之士认为基督教要在今天的社会存在和发展，一是必须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得到广大人民的心里认同；二是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与时代发展相呼应。汪维藩在努力使其中国化神学具有时代精神，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和作为使其不愧为一位当代中国神学家。

赵紫宸先生又说:“真正的神学家要具备两种资格，一种是敬虔的、顺服的信仰，一种是诚实的思想与成长的学问。”⁽⁴⁾赵先生这里所强调的，是神学家的素质问题。作为神学家，除了必备的学养、学问以外，还要有两种素质:敬虔、顺服的信仰和诚实的思想。笔者认为汪维藩的身上也同样具备了这两种素质。阅读他的著作，从头至尾你都可以感受到他那种发自内心的真正的、敬虔的、顺服的信仰，并且能够体会到这种敬虔的信仰于其生命中真实的、热烈的流露和彰显。

耶稣我主，我爱所归，

我身我灵永属于你。

幽谷之中思你心切，

与你同去，今又春回！⁽⁵⁾

黄金之街，碧玉之城，

难夺我心所爱；

今生永世，别无他求，

但求与主相偕。⁽⁶⁾

汪维藩也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毫不掩饰自己真实感情的人，一个毫不隐瞒自己观点的人。从他的文章，他的诗词，他的为人，你都可领会到他思想的诚实，言语的真挚。因为他是诚实的，他才能够深刻剖析自己:“个人的名利，我还没有把它看如粪土；虚荣与私心，却常像污浊的水浪，在我里面翻腾。”⁽⁷⁾因为他是真诚的，他才能够坦陈:“一个献在上帝祭坛上的人，怎能受雇于百万富翁？但竟曾动心，所以更当自持自牧。”⁽⁸⁾也因为他是真实的，他才会孜孜以求对神对人“常存无亏的良心”，他才会常常以“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自省自牧，他才会要求自己做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约1:47），上帝所喜爱的“内里诚实”（诗51:6）的真人:

“读神学，一切知识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先做一个‘真人’。为教会工作，一切才能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也还正是先做一个‘真人’！”⁽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