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

第二节　“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

董仲舒学说的特点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和黄老刑名思想，形成了一个儒学的新体系，在儒学演变历史上是一次大的变化。关于董仲舒如何吸取诸家思想，需要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孟子说“孔子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绝对排斥霸道。董仲舒则说：“《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安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春秋繁露·俞序》）认为王道固然体现了仁，霸道也体现了仁。教化固然重要，法制也不能不用。为了推行他的兼采王道和霸道的政治思想，他又利用阴阳五行说进行论证，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

在天人关系上，他以荀子提出的自然界的功能“不见其形而见其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同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企图解决如何“知天”的问题。但他未能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而是恢复了宗教神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并歪曲利用当时一些自然科学成果，提出更加系统的宗教神学世界观——“天人感应”思想。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主宰人类社会，天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动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人的行为（主要指帝王的行为、措施和宗教仪式）能够使天改变原来的安排。这种“天人感应”思想，历史上早已出现，却从来没有像董仲舒这样作过系统的论证。

恢复宗教化的神灵之天是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主旨。他继商周以来传统的天命论说：“天者，百神之君也”（《春秋繁露·郊义》），“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受命之君，天命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又说：“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春秋繁露·离合根》）这是利用一般人所见到的自然之天的形象，把自然之天神秘化，使之具有尊贵、仁爱、神奇的性质，用神灵之天来代替自然之天。他又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董仲舒承认“仁”是最高道德原则，但又认为“仁”是天的意志，甚至说“仁”就等于天。这样就把道德原则说成是来源于神灵的“天”。

使阴阳五行伦理化，这是“天人感应”说的重要内容。《春秋繁露》的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卷的20多篇文章反复讨论阴阳五行，所包含的观点约有五端：①阴阳五行从属于天，体现着天的意志。②阴阳消息形成四时。③木、火、土、金、水五行之间“比相生而间相胜”（《春秋繁露·五行相生》）。④把木、火、金、水、土与东南西北中五方和春夏秋冬四季以及四时相配。⑤赋予阴阳五行以伦理性质。

这些观念在先秦的阴阳五行学说中都已出现，尤其是在《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中已作过系统的论述。董仲舒吸取这些观念，着重在阴阳五行的伦理化方面作出说明：

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自然界的五种物质元素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被歪曲附会成为父子、君臣关系，养生送死的孝道和竭力事君的忠道被强加于五行，也就是说，他把当时伦理的主要内容强加于自然界。董仲舒还进一步把仁、义、礼、智、信强加于五行。在《五行相生》篇，把五官与五行相比附，说司农、司马、司营、司徒、司寇五种官职取法于五行：司农尚仁，取法于木；司马尚智，取法于火；司营尚信，取法于土；司徒尚义，取法于金；司寇尚礼，取法于水。五官效法五行行事，便能和谐相顺。在《五行相胜》篇又说，五官中某一官职违背所效法的那一行的伦理要求，便要发生相克相逆的现象等。

阴阳本是两种自然现象，而董仲舒却提出“阳尊阴卑”“阳贵阴贱”（《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的说法，把人间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强加于阴阳，而且进一步发挥说：

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这样，阴阳两种气不仅具有寒暖的性质，而且具有予夺、仁戾、宽急、爱恶、生杀等意志和道德。显然，在这里阴阳也与五行一样被伦理化了。

为了论证神灵之天主宰人类社会，君主必须依照天意行事，董仲舒还提出“人副天数”的原理，认为人是天的副本或缩影，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来源于天，与天相类似。

在精神方面，董仲舒同样将天与人的关系作了许多荒唐的比附。他说天有四季之气，而四季之气表现了天的喜怒哀乐。春气喜，夏气乐，秋气严，冬气哀。人得春气因而博爱容众，得夏气因而盛养乐生，得秋气而能立严成功，得冬气因而哀死悲恸。

“天人感应”说本来是古老的传统思想，在《诗》《书》《左传》《国语》所反映的商周思想中，这类材料很多。在春秋战国诸子争鸣时期，这种思想遭到很大冲击。在汉代封建统治强化和阴阳五行思想流行的背景下，董仲舒又恢复并发展了“天人感应”思想，使之成为统治思想。对先秦诸子学说而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是一股巨大的回流。它给封建皇权加上了一层天意的神圣色彩，后来又与谶纬迷信合流，其消极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也包含着一定的积极成就。哲学思想方面，“天人感应”说在承认天的主宰作用的前提下，充分强调“人受命于天，固超然于群生……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汉书·董仲舒传》）。这里发出的不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哀叹，而是强调人的奋发有为。在政治思想方面，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具有监督政事、裁制君权的意义。他企图用天意来约束皇权，以天意监督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