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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与比较

时间:2022-08-3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诚然,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并没有改变现实塞壅不平、争斗不已的种种现象。虽然,“通达”并非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唯一目的,然而,“通达”是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重要使命。希望通过学院内部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与出版工作,为学院内部的学人促成一种动态的“通达”。

“通达”与比较

(代序)

吴根友

如果说,狭隘的“判教”心态是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要努力避免的消极心态的话,那么“通达”则是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要追求的积极目标之一。在“世界历史”的开端之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实际活动早已经展开了,甚至在人类有交流的时候就有了极其简单的比较文化意识了,但真正上升到理性层面,将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作为一思想的对象加以思考与研究,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

众所周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术的谱系里有了“哲学”的新成员,但中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比较哲学”的姿态出现的。毋庸讳言,早期的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本身,都是以西方哲学为范本的,绝大多数中国哲学史都是不同形式的“在中国的西方哲学观念”的表演。对于“哲学”这门新的知识体系,中国人只能是先采用“拿来主义”的方法,然后再来铸造真正的中国哲学,写出中国哲学史。要实现哲学的中国化,或者说要有真正汉语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其中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在“通达”的过程中实现哲学的汉语化与中国化。

“世界历史”的现实进程就是一个不断“通达”的真实过程。各民族、各地方的封闭、孤立的现象正是通过文化传播、商品交换而逐步发生联系,由孤立、封闭走向开放。“哲学”作为各民族的核心精神也将通过“比较”的研究活动,由陌生走向了解,进而走向熟悉、批评与吸收。现代西方解释学强调文本与解读者之间的“视界融合”,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也将通过比较的研究活动而由“隔阂”走向“通达”。在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活动中,当然会出现不同民族哲学与文化的“视界融合”现象,但很难出现彻底的“同化”,从而最终走向“一元化”。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其理想的结局应该是“通达”,即各民族精神主体之间有一种相互联系的道路,相互独立而不孤立、封闭,相互理解而不相互取代,相互对话而不相互对立。每一民族的核心观念与表达这一民族的核心观念的特殊概念,在语言翻译的层面都会出现“译不准”甚至不可翻译的现象,但原则上并不妨碍其他民族的精英们通过了解该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体系,达到一种真切的理解与领悟,从而用一种描述性的语言在自己的民族语言中清楚明白地解释出来。虽然,并非一切的思想观念、文化现象都可以翻译,但是,人类的精神现象、文化现象都可以通过比较研究达到一种了解与理解。否则人类世界就不会走到今天的“世界历史”的时代。

“通达”在中国哲学中是一种古老的观念。道家哲人庄子反复强调“道通为一”,《易传》强调“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会通”与“感而遂通”的“感通”。司马迁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整体性领悟。宋儒追求“仁者体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通感”。明清之际,在中西文化第一次正式交流的时期,先进的中国士人提出了“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文化“融通”观。直到晚清之际,谭嗣同提出了“仁者以通为第一义”的光辉思想,将传统儒家的“仁学”思想与“通达”的观念结合起来,使一种道德性的观念变成了一种族际、国际、人际相互通达的理想状态,变成了一种“世界历史”时代所需要的一种基本的生存哲学的观念。

尽管“世界历史”的现实过程在19世纪与20世纪前半段是一种充满血腥的殖民的历史过程。对于这一血腥的历史过程的成因,哲学家、历史学家都有不同解释,而且可能都各得一理。然而,人类在国别史、地域史的时代里,因相互隔阂而不通达,进而造成相互误解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工业文明的先进民族与国家,把所有非工业文明的其他文明形态斥为落后与野蛮,以一种文明人的傲慢心态对待其他非工业文明的民族,并理直气壮地从事血腥而残酷的殖民活动。随之而来的工业文明则对传统的文明采取了一种全面的否定、取消的态度。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里,自由主义者重视自己民族国家里公民的自由、人权,却忽视了其他民族国家里的人民的自由与人权。即使在今天的国际社会里,这种“不通”的文化隔阂仍然存在。

“不通”既是文化上的,也是利益上的。不通则塞,塞则壅,壅则不平,不平则争。诚然,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并没有改变现实塞壅不平、争斗不已的种种现象。而且也难以胜任这一现实的重任,但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追求一种“通达”的精神境界与相互理解的状态,则有助于缓和人世间的不必要的误会与误解,从而避免人们因为相互的陌生而导致不必要的冲突与无谓的争斗。

“通达”永远是相对的,“通达”也总是处在过程之中。但是,寻求“通达”与拒绝“通达”,则将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结合。流水不腐,是因为“通达”而具有活力。夜郎自大、穷乡僻壤,是因为不通不达而导致的见识的固陋与生活的贫困。而当今中国农村里流行的口号“要想富,靠修路”就非常生动、有力地说明了“通达”的魅力。

虽然,“通达”并非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唯一目的,然而,“通达”是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重要使命。我想,这一说法并不为过吧。

本辑《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其实也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内部各分支学科内部的一次较为全面的相互“通达”,尤其是中、西、马三个重要哲学与文化领域里的相互“通达”。现代化的社会有很多指标体系,专业化是其中重要的指标之一。由于专业化的缘故,身处同一个哲学学院,大家都有自己专业的“一亩三分地”,除了相互认识之外,在专业与精神的层面,大家其实都是“熟悉的陌生人”。希望通过学院内部的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与出版工作,为学院内部的学人促成一种动态的“通达”。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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