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与比较

八、总结与比较

实际上，龙戴维在本书中所谈论的两个基本假设并非未曾被质疑过。田汝康先生于1963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第4期）的文章便运用了各类文献，如传教士、旅行者、探险家等的记述以及档案资料、学者研究等，配合其对云南穆斯林和商业网络的理解，指出许多有待进一步深化的问题，其中便包括大理政权并非所谓的回教国，杜文秀政府的对外联系等。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而言，龙戴维借鉴人类学对文化与宇宙观的探讨，系统地重新审视潘泰起义，这位历史学博士的确作出了框架简练但目标明确的精彩分析。他搜集的资料涉及不同层面的各类人物的观点，关注多样性与族际态度的历史转变。他亦特别强调从云南回民和当地社会中不同人群的自我看法中看待起义，关注历史进程中地方人群的主体性和实践能动性。

从对起义的情境化关注中，龙戴维比较了云南的潘泰起义与同时期或前后发生于其他边疆地带甚至内陆的各类起义，比较了长期和缅甸等东南亚王朝通商共存的云南各族群与试图打开广州这一帝国大门的陌生人（即英法等通商者，见魏斐德，1998年）。因此，对于潘泰起义的研究也不单单与穆斯林研究或者西南研究有关，它还构成了与晚清边疆概念的崛起和陌生人观念的转变相连的主题。在将历史事件情景化的表述中，龙戴维的写作也延续着一种新的史学思考与叙事方式。彭慕兰曾特别关注华北一带“腹地的构建”的一段时期，来考察这段时间里发生在黄河与运河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及其对后来的农民起义所造成的转折性的影响（Pomeranz，1993年）。龙戴维拉伸了潘泰起义所处的历史时期，将地方社会的生存置于帝国的收缩控制和新移民的文化冲击的场景之中，来看待这些历史事实对日后起义的影响。只不过，云南的多族群特点还扩展了其所处的领域，对宇宙观和多族群文化的注意点亮了他的历史学功底。

在文献方面，他也充分关注了汉文学者的著述，譬如白寿彝的回族史写作和其对于回民与穆斯林关系的分析，但这些是否能够作为其分析的例证尚待讨论。而实际上，他对于回民认同的多重性分析已经足以填补他的问题所试图缝合的裂隙。此外，他在标题中所使用的Sultanate一词含有苏丹的领地，或伊斯兰教君主的领地之意，然而，全书所要回应的恰恰是对这一概念的批评和反思。因此，标题可能带来某种误解。此种用法可能与“潘泰”一词的用法类似：这些概念在西语学术文献背景中，已是一个常用的词汇，要批评之也须用之。

在西语学界已陆续出现了几篇书评，无论评论者是否支持其理论框架⁽⁴⁾，或是遗憾其优秀资料未能获得更好的理论深入⁽⁵⁾，无一例外的是，这本书已经成为一本不可略过的有关中国穆斯林研究，特别是云南穆斯林研究的重要文献。

参考文献

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第4期，1963。

魏斐德著，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Atwill，David G. 2003. “Blinkered Visions：Islamic Identity，Hui Ethnicity，and the Panthay Rebell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2（4）；ABI/INFORM Global pp.1079～1108.

Atwill，David. 2005. The Chinese Sultanate：Islam，Ethnicity，and the Panthay Rebellion in Southwest China，1856～1873. 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ffrey，Kevin. 2006. Review of “The Chinese Sultanate：Islam，Ethnicity，and the Panthay Rebellion in Southwest China，1856～1873”.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Vol.13，No.1：86～90.

Notar，Beth. 2007. Review of “ The Chinese Sultanate：Islam，Ethnicity，and the Panthay Rebellion in Southwest China，1856～1873”.Pacific Affairs. Vol.80，No.1：98～99.

Pomeranz，Kenneth. 1993.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and Economy in Inner North Chin，1853～1937.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注释】

(1)http://php.scripts.psu.edu/dept/history/faculty/atwillDavid.php，2008～3～30查阅；
http://www.personal.psu.edu/faculty/d/g/dga11/＃，2008～3～30查阅；
http://www.ynu.edu.cn/news/2007～09～11/0～1～886.html，2008～3～30查阅。

(2)http://www.sinica.edu.tw/as/weekly/85/593/，中央研究院周报，1996年10月11日，第593期。2008～3～30查阅。

(3)http://www.sinica.edu.tw/as/weekly/85/593/，中央研究院周报，1996年10月11日，第593期。2008～3～30查阅。

(4)Notar指出，龙戴维所采用的有关族群性和回民的群体性质的架构是有问题的，她认为龙戴维针对这两个问题的评论过度简化了前人的研究，而且龙戴维没有太多资料来展示大理政权的对外关系。但是，龙戴维是从当地社会和当地各类人群的角度出发，从回民认同的多重性和杜文秀的政治构想来回应政权性质的，或许，就此问题而言，虽然这一问题并未对其分析构成足够的挑战，但Notar的关注却是很有意义的。在这一点上而言，田汝康的研究则较多地讨论了这一主题并提出了有待深入研究的具体方面。

(5)Caffrey认为，龙戴维没有充分运用其资料讨论有关族群性的理论问题，且尽管他论述了很多新移民、帝国的殖民主义等资料，却没有在相关的理论论证中定位自己的意义。对此批评，我有所保留，尽管龙戴维在讲述其优秀的文献与近乎人类学民族志式的历史学写作时采用的是一个所谓的简单框架，但事实上，对于汉奸主义和排回情绪的分析，对于回民认同的多重性的强调和云南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系的强调都隐含着许多有意义的话题，而是否需要将这些素材直接植入有关族群性的理论中并不具有明朗的意义，或许展开对于帝国的想象来看待地方社会的回应比一种族群性的分析要来得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