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范式中黑格尔哲学元素的系统化

三、实践哲学范式中黑格尔哲学元素的系统化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转向一种广义的实践哲学范式阶段。关于这一阶段的研究范式，人们有过不同的称谓，诸如人学范式、人类学范式、生存论范式，等等，但为论述简便起见，将之统称为广义的实践哲学应该大体上不差。这一阶段不同于上一阶段的特点是超出了认识论眼界，从存在论的层面上来理解实践活动，即不再把实践仅仅看做一种发生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不具有存在论意义的“关系”，而是看做具有某种实在性的人的根本性的存在方式。这就回到了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改造的本质之点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对对象、现实、感性”，不应当“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是应当“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特别是对于“改变世界”的实践对于“解释世界”的理论的优位性的强调，^[12]便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落实。

现在，既然实践已被视为具有存在论意义的东西，那么，黑格尔哲学中精神的活动性问题便转变成了人的实践的能动性问题，或者说，黑格尔的本质上的精神性劳动现在转变为了改造对象世界的物质性活动。这样一来，这种活动的意义便不再只是对于思维的内在世界的改变，而首先是对于外部世界的改变。于是，在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人的实践的能动性便具有了存在论的意义。这种能动地改变外部世界的结果，便是人对自身周围世界的建构。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命题，“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先前很少受到注意，现在则被人们频繁地引用。

由于人的能动性具有了存在论的意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不再仅限于认识关系，而是也具有了存在论的意义。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现在被从存在论上理解为一种实在性的同一关系。与在前一阶段中把这一关系只看做单向的认识关系不同，这种具有存在论意义的实践活动既然改造了客观世界，使之在某种意义上符合于主体的目的，那么，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不仅是单向的主体同一于客体，人同一于世界，而是变成了一种双向的关系。一方面，人的实践必须顺应外部世界，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要超越外部世界，要在外部世界中实现人的目的。这也就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3]。马克思所强调的，通过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才形成了“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14]，现在被理解为对于黑格尔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唯物主义改造。

既然基于人的现实实践，主体的能动性以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都具有了存在论意义，那么，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作为黑格尔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方法论原则，也便具有了一种存在论的意义。前面曾指出过，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就是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看做一个过程，一种精神或思想的劳作过程，在这种进展过程中，历史性具有了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基于实践的主体能动性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具有了存在论意义的情况下，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作为一种精神发展的历史过程，便也转变成了实际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所谓否定之否定，现在便被理解为人类实践活动或生产劳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的历史过程。

大致上说来，上述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阐释至少代表了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较为主流的观点。近些年来，一些更为年轻一代的学者从现象学、生存论哲学、解释学等流派那里借用学术资源，如借助“生活世界”、“在世”、“上手状态”、“视界的融合”，等等，试图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予以扩展或转换，以便给出马克思哲学一个更为现代的形象。虽然这些探讨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阐释，但依笔者之见，由于客观上受到马克思哲学文本中既有理论原则的限制，主观上受到对于马克思哲学和这些现代哲学理解深度的限制，这些工作似乎并未从根本上走出黑格尔主义的理论框架，而只是或多或少地给黑格尔涂上了现代哲学的色彩。

回顾黑格尔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三种不同范式中的作用，不难看出，这种作用有一种逐渐加大和加深的趋势。具体说来，一方面体现于对于黑格尔哲学肯定性地援引的成分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则体现于，在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黑格尔哲学三大基本元素之间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内在一致性。

我们记得，在教科书体系中，黑格尔哲学基本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因而是负面的因素，能动性因素受到了排斥，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则只有在颠倒过来后才能予以有限的接受。不言而喻，由于彻底抛弃了作为前提的精神的活动性因素，这三种元素之间是不可能存在内在关联或一致性的。而在主体性哲学范式中，则在认识论范围内肯定了主体的能动性，且由于这种肯定，在认识论范围内，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以及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肯定。同时，这三种元素也在认识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上具有了某种一致性。

但在马克思哲学阐释中黑格尔哲学元素达到最为重大、最为深入的作用的，还是在第三种研究范式中。此时，不仅黑格尔哲学的三种基本元素以人的能动性为基础在存在论层面上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到此为止，黑格尔哲学中的精神的活动性、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以及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这三种密切关联的基本元素，在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又重新达成了一种统一。当然，这种统一的基础不再是黑格尔的精神的活动性，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动性，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也不再是精神、思维等于作为自身之外化的存在的统一，而是人与自然、历史与自然的统一。作为否定之否定辩证运动的主体也不再是精神、自我意识等，而是现实的人、历史的人。这样一来，也就可以说，在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真正形成了一个黑格尔主义的传统。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中黑格尔哲学元素作用的变迁，还可从这一阐释的不同范式中对于西方哲学援引的对象的变化来看。在教科书体系中，人们援引的著作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以及被列为理论继承人的著作，其中最为基本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两本论战性的著作。而在主体性哲学阶段，人们援引的对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西方当代认识论学者如皮亚杰、波普、库恩等人的著作成了最为经常的援引对象。这个中的缘由，在于这些学者对于认识主体的建构作用、选择作用给予了系统的肯定性论述。而在第三阶段，援引的对象则更多地转向了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特别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稍后海德格尔的著作也加进了这一被援引行列。

这一援引对象的变迁，从一个方面表明了马克思哲学阐释中黑格尔主义因素的系统性增长。在教科书体系所援引的著作中，黑格尔哲学基本上是负面的东西。在第二阶段援引的著作中，黑格尔哲学一般也是受批判的对象。而只有在第三阶段所援引的著作中，黑格尔哲学才真正得到了正面的高度评价，特别是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黑格尔哲学更是被给予了一种几与马克思哲学无别，至少是相去不远的理论形象。思想史家马丁·杰伊在其《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一书中将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等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归之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是到了霍克海默才开始了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退却”或“撤退”^[15]，应该说是大体不差的。因此，卢卡奇等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成为被援引的主要对象，就从一个方面表明了黑格尔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中的重大作用。稍后海德格尔影响的加大，事实上并未改变黑格尔主义的主导性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以戈德曼之见，海德格尔哲学与卢卡奇哲学之间本身就有着相通之处^[16];另一方面，在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将海德格尔哲学做了某种改造，使之更像或更接近于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