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中的理想性与现实性

一、人类生活中的理想性与现实性

人作为一种源于自然界的生物，不能不与他人合作并通过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来维持生存并谋求发展，因而就不能不致力于现实生活;但人作为一种赋有意识(通过语言)的存在物，他又具有在思想中构造理想生活的能力，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将理想生活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人立足于现实生活而又追求理想生活，理想因而便与现实生活关联了起来，赋予了现实生活以某种意义。这样，人的生活便超出了普通生物界，具有了现实性与理想性两个层面。如何处理这两个层面的关系，是人类生活中的根本性问题，当然也就成了哲学中的根本性问题。哲学对现实性与理想性问题的处理，说到底，就是如何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哲学的这种说明从形式上看，似乎如同科学一样，是对于二者关系的一种客观的描述，但实际上却是在提出一种人们应当如何行事的规范，或者说在这种客观的“是”之中，就已经蕴含了主体如何行动的“应当”。显然，在这关于“是”的描述当中，将现实性与理想性在某种意义上加以界分还是以某种方式加以混同，对于人“应当”如何行事有着莫大的影响。因此之故，将二者界分还是混同，就成了哲学中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为了确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作为对比，我们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西方哲学史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直接批判地继承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有关观点。

将现实性与超越性或理想性加以界分或加以混同这两种倾向，可以说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存在了。柏拉图将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真实的理念世界，一边则是不真实的、虚幻的现实世界。但这两个世界又不是截然分别的，而是理念世界构成现实世界的本原，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不真实的摹本而已。这样，柏拉图就把现实世界归结为了理念世界，从而也就把现实生活的独立性取消了。但理论又是要面对现实生活的，因而当柏拉图以其理论去处理现实问题时，便只能不顾实际的可能性而去设计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国”。这实际上是以一种方式将理想性与现实性混同了起来。

亚里士多德则与其师有所不同，他虽然将流变的现实世界视为较低等级的存在，但却没有否认其真实性，没有将其还原为某种较高等级的存在。他看到现实生活无法用抽象的理念去规范，因而主张将现实性与理想性加以界分，以两种不同的智慧去处理两个领域的问题。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的创造性区分。在这里，人类活动被划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基本方式。理论的对象是“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即“永恒的东西”;而“创制和实践两者都以可变事物为对象”^[1]。在每一种人类活动中，都有一种与之相匹配的品质和行为的能力。对于理论或思辨而言，这种品质是理论智慧或哲学智慧;对于创制而言，是技艺;对于实践而言，便是实践智慧或明智。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在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实践概念的话，^[2]那么，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划界，可以说开了区分理想性与现实性之先河。

似乎可以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种哲学进路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两种在某种意义上对立的传统，后来的哲学家很难超出这两种传统的张力场，往往只能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或加以折中综合。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如康普·斯密所言，黑格尔哲学与康德哲学在是否“致力于建成一种理智一元论”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延续了古代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对立的。^[3]

不言而喻，康德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那样一种注重现实的、分析的、谨慎的传统，即对“致力于建成一种理智一元论”持怀疑态度的传统。康德批判哲学的矛头所向，正是近代唯理论所致力于建成的那种源于柏拉图传统的“理智一元论”。康德的批判哲学始于对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与之相应，人类理性也被区分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理论理性的合法对象是现象界，而非物自身，而若是以物自身为对象，则必陷入自相矛盾而不能自拔。因此，我们不能用理论理性去证明超验本体的存在，因为对于它们我们不能有感性直观，但是我们可以从实践理性方面去把握和理解。这就是说，我们只能从与理论理性不同的实践理性出发去论证道德之知。“想要沿着单纯理论之路来证明上帝和灵魂不朽这种错误的意图的原因就在于，沿着这条路(自然概念之路)是根本不可能对超感官之物有任何知识的。相反，沿着道德之路(自由概念之路)则能成功”^[4]。即就道德本身而言，理念并非如在认识中那样，仅仅是调节性的，而是具有实践上的实在性的。“纯粹理性作为实践的能力，亦即作为使我们的原因性的自由运用通过理念(纯粹的理性概念)而得到规定的能力，并不仅仅在道德律中包含有我们的行动的一个调节性原则，而且由此也同时在某种客体的概念中提供出一个主观构成性原则，这种客体是只有理性才能够思维，并且是应当通过我们的行动使之在世上按照道德律而成为现实的。因此，在按照道德律而运用自由时的一个终极目的的理念就具有主观实践的实在性。”^[5]这样，通过对物自体在认识论意义上不可知性的强调，康德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现实性与理想性作出了区分。当然，与亚里士多德视理论智慧高于实践智慧不同，康德则认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强调了两种智慧或知识的不同或不可化约性。正是基于这种不同，康德虽然在《判断力批判》中探讨过在主观意义上将两方面统一起来的可能性，但却从根本上否定了从现实的自然王国向理想的目的王国过渡的可能性。

而黑格尔继承的则是柏拉图那种玄思的、狂热的、总体理性的传统，即“致力于建成一种理智一元论”的传统。为克服康德哲学所标示的种种二元对立，黑格尔对精神活动性作了特别的强调。黑格尔认为，传统哲学把“精神看作是一个物”，但从本性上说“精神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而宁可是绝对不静止的东西、纯粹的活动，一切不变的知性规定的否定或观念性”^[6]。据此，黑格尔特别严厉地批判了康德的“主观思想”论，而认为“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7]。于是，康德所说的“我们所知道的事物只是对我们来说是现象，而这些事物的自身却总是我们所不能达到的彼岸”，便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再也没有比物自体更容易知道的东西”了^[8]。在黑格尔看来，通过一种精神或思想的劳作过程，即精神活思想的一种否定性活动，便能克服事物的外在性，便可扬弃思想与事物之间的对立，扬弃现实性与理想性之间的对立，在现实的大地上建起理想的天国。借助于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暧昧的历史过程，在混同理想性与现实性问题上，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是在西方哲学史上达到了一种极致。这种借助于辩证法混同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尖锐指出的，“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9]。因此，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也就是对于西方哲学史上混同理想性与现实性这一形而上学传统的总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