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六十年国史与三千年文明史的联系

重建六十年国史与三千年文明史的联系

余治平

一、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既是一个意义丰富的思想观念，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运动，还可以是一个现实化的制度安排。而社会财产的公有制形式、社会平等与社会公正、民主运动、全人类视野的理想价值则构成社会主义概念内涵的主要方面。其中，公有制形式、民主运动方面又最容易备受关注，60年来我们做的试验最多，成功的收获不小，但失败的教训也很多。1949年至1979年的第一个30年间，毛泽东时代虽然也试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甚至“抓革命”的目的还是要“促生产”。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逐步走上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取得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骄傲的成就。然而，这一进程不断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与打断，而且，从最鲜明的主题、总体特征及其最终所交付给第二个30年的精神财富方面看，公平、公正应该是这一时代的主旋律。在这一光辉的时代里，激情高昂的人们所创造的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所形成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无疑已经成为第二个30年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与前提。

社会主义公平公正的制度安排与价值理念直接体现为全民对平等的社会地位的急切期待。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创立是通过革命、斗争的手段来完成的。首先，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时代，普通大众最简单的理想就是翻身得解放，重新布置社会格局，变少数人掌控中国的命运，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一种最原始的平等要求。于是，“土改”、“三反五反”过程中，贫农猛斗地主，工人狠批资本家，都是追求平等的急迫心情的一次大规模的释放。其次，地、富、反、坏、右之类，也渴望自己获得合法的“人民”身份，而不甘心游移于工农阶级之外，一声“革命同志”，足以让许多人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夜不能寐，而感激一辈子。再次，20世纪50年代，“男女平等”是一个响亮的号角，解放妇女与妇女自身解放交织在一起，被压迫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女性，第一次至少在法理上可以与男人平起平坐。如果没有那个时代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我们今天可能还在争论妇女要不要走出家庭参加工作的问题呢！最后，在国家层面上，整个前30年，中国都在努力争取自己的存在空间，在一个并不平等的世界体系里，第一代的政治领袖们始终在为国家的平等权而奋斗，后来人所谓“闭关锁国”、“不敢开放”、“自甘封闭”的指责，实际上是缺乏历史识见的。西方对中国的封锁上升到战略高度，是人家不对我们开放，不是我们不要开放。要知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们才能够与美、日建立起外交关系，才能够重返联合国，在国际讲台上有自己的发言权。1840年以来，无数先辈梦寐以求的领土主权与民族独立，通过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真正实现了，这无疑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所以，“平等”成为第一个30年最激动人心、最让人向往的理想，而正是社会主义才真正圆了所有人的梦。

20世纪5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所针对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传统手工业，它还有跳出纯粹经济领域、辐射整个社会的意义，因而毋宁是一场大范围、大规模、全面而深刻的社会秩序重新构。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运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打散旧的社会结构，消灭压迫、消灭剥削，消灭一切黄、赌、毒、黑丑恶社会现象。仅仅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我们的共产党政府几乎都做到了，而这无疑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任何统治者都无法企及的一大丰功伟绩，无愧于“前无古人”的称号。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大力倡导剥削可耻、懒惰可耻、劳动光荣的新价值理念。劳动者当家作主，不劳动者是寄生虫，永远没有发言权。而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体系中，第一个30年里，全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普遍共识，那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不劳而获”是一种典型的、剥削他人劳动成果的腐朽资产阶级思想。从中央的宏观政策，到个人的心理感觉，劳动是一件光彩而荣耀的事情，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生存在世的方式。新中国成立60年来，各个层面“劳动竞赛”、“义务劳动”次数最多、效果最好的时代就是20世纪50年代，上自国家主席，下到中小学生，人人动手，全民参与，劳动竞赛、义务劳动的场景堪称蔚为壮观、空前绝后，常令后人赞叹不已。崭新的社会环境，制度能量的最初释放，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投身社会建设和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也提升了全民族的精神境界。

作为一种现实的制度安排，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以增加个人能力、创造发展机会、保障社会福利、增进社会公平与团结为目标的合理社会制度，至少从宪法与制度上，能够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获得公平与正义的对待。60年来，普通民众心目中，社会主义就是好，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做到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活干。“社会主义饿不死人”，已经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共识，具有高度的认同性。城里人有一份工作，农村人有一块土地，这一最基本的制度安排能够切实保障社会主体——工农阶级最基本的利益要求。主人翁地位的确立，换来的是几乎没有人失去工作的超高就业率。低收入、高就业，虽然穷一点，但却维持住稳定的政治秩序。遍布城乡的合作医疗机构与网络，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了最基本的卫生保障体系，基本根除了长期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流行病，如血吸虫、天花、结核。在以“开门办学”为主旨的“教育革命”路线指引下，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比较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提高了文化知识水平，增进了劳动技能，很少有人因为贫穷而上不起学。扫盲教育，成效显著，农村人口的识字率大幅度提高。中国的识字率远高于印度，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也比较高。这些成就都为第二个30年的改革开放打下了良好的教育基础，保证了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知识能力。

新中国的成立，至少在土地、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的制度层面上造就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新社会，它既打破了旧时代森严、僵硬的社会结构，也改变了整个民族一盘散沙的局面，社会底层人民大众的力量充分爆发。整个社会几乎被拉平了，特权阶层被取消了，甚至连社会阶层之间的区别都非常弱化了，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方式也被铲除了。整个社会，没有特别富裕的，也没有特别穷困的，大家都差不多。尽管在取得公平公正伟大业绩的背后，总隐藏着让社会失去了动力、人性中向上的本能与竞争性成分容易被强大的国家机器和群众运动所破灭的危险，但历史终归要承认，千百年来，惟有共产党政府第一次真正能够把亿万民众有效地组织了起来，凝聚成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经过形形色色的革命、斗争和运动调教后的中国民众，基本上能够做到一呼百应、同心同德，上下一气，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公平公正，翻身了的亿万百姓看到了未来生活的希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进而创造出广泛的社会团结。1972年费正清在美国政府《外交》杂志上发表《新中国和她同美国的关系》一文，他说：“今日新中国的主要因素是中国的团结一致，历史上没有其他集团能够将7亿5千万中国人民团结成一个政治单位”，“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团结，是现代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再加之60年来锲而不舍、从未间断过的意识形态宣传与教化，到今天，社会主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甚至，已经融进了我们的生存方式，作为活生生的新传统，正在构成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部分。

尽管1957年“反右”、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阶级斗争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扩大化，最剧烈的时候还出现过打、砸、抢，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但在最初的政治动机及社会制度的基本面上，公平公正仍是有所保持、有所维护的，甚至仍不失为那个时代的主色调，第一个30年里的中国并没有出现危机自身肌体生存的社会不公，如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城乡结构二元对立。毛泽东的功劳与贡献显然远大于他所犯过的错误。毛泽东毕竟是富有远大政治理想和制度创建抱负的一代伟人。1973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Pierre Trudeau）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谈话中他指出，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评价一个国家成就的标准将不再是这个国家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乃至它的经济实力，而是看这个国家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给广大的民众提供了基本福利和参与政治的能力。“尊敬的毛主席、周总理，我觉得这就是你们开创的一个先进的制度，这就是加拿大人民对你们表示尊重的原因。因为我们也在努力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制度，也在努力为一般劳动者参与政治提供机会。是你们抛弃了过去社会的发展观，而力图去建立一个新的和谐国家，在这方面你们是属于未来的领袖。”把中国建成一个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毛泽东晚年的一大理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初衷也应该在于防止社会主体精英化，即由广大的工农阶级向掌握资本与知识的少数特殊利益集团转移，防止党内的特权阶层脱离低层群众而腐化变质，防止执政党的官僚化、体制化、僵硬化而丧失发展进步的活力，防止知识分子的贵族化而成为空谈误国清议族。所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原因，并不是一句“巩固领导权力，树立个人绝对权威”所能够遮蔽得了的，毛泽东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民本色彩和反现代性的特征。

联系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难历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社会主义是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政治遗产，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历史选择。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在近代以来五颜六色的思潮、主义竞相投标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所秉持的社会主义经过38年的浴血奋战与炮火洗礼，而成为最后的中标者。尽管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它还显得不那么完善、不那么成熟。譬如，后来一直被诋毁的“大锅饭”，效率低，激发不了全体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一代劳动者失去了竞争力，形成整个社会巨大的财政负担；虽然避免过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但却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僵硬化、呆板化，个人的回报无法与努力程度相衔接，极大地抑制了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然而，经过必要的改革与调整，它仍然值得我们期待，值得我们备加珍惜。社会主义是个好东西，好东西就不应该丢，对先辈留下的宝贵政治财富，轻言放弃，无异于一种背叛。

二、富国富民的现代化道统

我们不应该将第二个30年笼统地概括为“市场经济”时代，因为市场经济终归还只是一种经济，无法包容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政治、军事、文化、法律等元素，所以，市场经济自身便不能构成一个庞大而整全的统绪，难以与包括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市场、文化等全景式内容的现代化相比拟。第二个30年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综合国力提升速度最快、人民生活状况改善最快的30年，堪称“黄金时代”。这30年的历程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史，不能简单地归为“市场经济”。

第一个30年里，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社会主义的许多承诺并没有兑现给广大人民。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天天吃上馒头、大肉，知识分子也丧失了实话实说的话语权，地主、富农、资本家们早就没有了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先前整人的各级官员随后也轮到自己挨整。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的收入虽有一定保证，但没什么社会地位。工人老大哥、农民兄弟虽然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却总是生活水平低下。于是大家都骂娘，人人都窝着一肚子的怨言。社会主义在许多人心目中已经大打折扣。实际上，所有的问题并不出自社会主义本身，而出自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简单理解和机械运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弥漫在整个社会的基本心态就是，人心思变，再不改变就活不成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仍在忍饥挨饿，具有5 000年璀璨文明史的黄皮肤中国人转眼间竟蜕变为全世界的巨大包袱。危机在拷问着每一个有灵魂、有良知的中国人。

非常显然的历史现实是，现代化并不出自中国本土，并非中国文化的固有之物，它是西方智慧与文明的最新结晶。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实践系统，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利用现存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它不仅可以极大地改善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而且也可以催生出与自身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市场、法律、社会制度，它自身就已经构成一套包括科学、技术、文化、思想、人文在内的完整的价值系统。现代化虽然来源于西方，但又超越于西方，在它之中已经蕴涵着满足人类共同需求的普遍价值。中国人要不要现代化，是拒绝，还是拥抱，在近代社会里还一度引起过广泛的争议，但其结果已经证明，现代化实际上早就已经与强国、强种的民族生存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了。于是，现代化便成为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的梦想，然而，从大清帝国时代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开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总是不断被各种名义下的起义、战争、革命炮火所打断，真正静下心来认真展开现代化建设的时间，少之又少。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现代化的黄金十年，十分难得，但随后又爆发了抗日战争，救亡的任务压倒一切。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全国人民凝聚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刚刚走上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可是马上就迎来了“十年动乱”，富国富民的现代化进程再次被耽搁了下来。而重新理上头绪，则是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的现代化思路及其实施无疑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完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共同的目标理想，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总结发言在逻辑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关联性。但毛泽东特别强调现代化的意识形态限定，政治和思想战线的革命应该成为根本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实际问题的最重要保证，毛泽东十分看重现代化的价值意义，他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草案）》里指出，“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才要“抓革命，促生产”，靠观念的革命和思想的更新来促进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而邓小平在强调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的同时，似乎更重视现代化所起到的决定作用，所以才要求“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对现代化工具意义的诠释是极富创见的，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现代化被纳入到社会主义的框架里，而且，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毛泽东、邓小平的理想是统一的，不同的只是对实施目标步骤和次序的认识。毛泽东要先改造人民，然后再进行生产和经济的发展；而邓小平则要先使人民富裕，一旦生活水平改善了，思想和文化的层次就自然提高了，真正到了小康的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毛泽东邓小平之别，折射出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需要的差异。毛泽东的时代，建国立国是首要任务，如何使江山社稷稳定下来，是压倒一切的大局，毛泽东治下的人民多从旧社会过来，不对其进行必要的教化、改造甚至驯服，恐怕连共和国的存在与安全都难以保证。而到了邓小平的时代，这些都已不再成为问题，社会主义已经获得普遍的认同，接下来的任务则应该是如何富国富民，怎样让“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已成为燃眉之急。而这似乎又是宋明新儒关于“新民”、“亲民”之争的当代翻版。⁽¹⁾

邓小平之所以英明的一个重要之处就在于创造性地把“富国富民”与“现代化”作了一次相互对等的替换与诠释。富国富民的方法、路径和手段可以有很多，但在当代，只有依靠现代化才能成为现实。而作为一个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具有无限生动繁复内容的现代化，在长期被极左思想所禁锢的政治环境里，只有借助于可感的、具象的富国富民，才能够被全社会所接受，进而可以成功地消解改革开放的思想阻力，为接下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重点转移赢得一个稳定的政治空间。20世纪80年代初，在各种会议、接见的讲话中，极为严肃的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经常被邓小平挂在嘴边，“翻两番”、“小康”，实际上这些都是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词汇，现代化并不直接就是西方化，它将被补充进许多极具中国气质的内容与规定，它虽发源于西方却可以为亿万中国人所利用，并且在利用中得到进一步充实。

第二个30年里，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市场被全面引进了我们的公私生活。宏观地看，我们完成了从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转折，之所以在“转折”前面加上一个“伟大”的修饰，是因为它切实有效地改变了我们整个民族的经济运行方式，甚至还可以包括我们整个民族的存在方式。市场，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市场行为早在刀耕火种的年代即已有之，物物交换、货币交换在中国，历史都非常悠久。即使在农业文明时代，唐宋明清的市场也都很繁华。但市场被发展成为左右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因素，则是资本社会才发生的事情。现代化运动的兴起，迅速推升了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于是，现代世界里，市场、资本主义、现代化便密切纠缠在一起，像是同胞孪生的三兄弟。“文化大革命”期间，市场始终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市场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毋宁始终携带着一般工具的性质，它可以被不同的阶级政权所利用。然而，苏联老大哥的社会主义模式却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几乎是水火不容的，只有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经济及缺乏公共治理力量的资产阶级政府才需要并依靠市场去调节余缺，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按照严格的计划就可以解决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了。苏联模式给了我们中国人一个很难跳出去的框框，我们只能这么理解，没有其他选择。1978年之后，即便市场经济在实际操作层面已经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但能不能把“市场经济”写进党和国家的重要典章、作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来推行，仍处于激烈的争议之中，直到15年后的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才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市场经济”总算有了名分。而又过了10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又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建立到完善，市场经济在中国国家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与地位才获得了正式认可。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架构，凝练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市场成分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不能决定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甚至，公有制比重的大幅度下调、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也不会改变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走向，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是一个来之不易的共识。

第二个30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世界惊叹的。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难题，2.5亿人达到小康，6 000万人步入高收入人群的行列。这就相当于，我们只用了短短的30年时间，就已经让几乎两个非洲大陆的总人口吃饱了饭，让整整一个美国实现了小康，让整整一个法国走进发达国家的行列。我们把贫困人口削减到目前的2 000万，与13亿的基数相比，2 000万应该只是一个小数目，而且，我们还在继续努力。30年内的中国没有出现大范围的贫困、流民现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世界奇迹。如果按照西方人的政治标准来衡量，邓小平生前拿十次“诺贝尔奖”都不为过，但西方人就是不给你，现在我们也不稀罕！中国的发展并不一定非得通过别人的杠杆来比划。而世界第四的经济总量，世界第三的进出口总额，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近30万亿的GDP指标，平均9.8%的增长速度，短短30年就能够取得这样的惊人成就，足以称得上“经济奇迹”。不以人均计算的所有指标都可以让我们维持经久的自豪与骄傲。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主要工业国，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赶英超美”的远大理想纷纷付诸实践。“世界工厂”的桂冠已非中国而莫属，“中国制造”的产品行销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完工，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神舟5号、6号、7号载人飞船的升天，上海世界博览会的申办成功，一系列国家工程的结项，则标志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

今天，包括敌视中国与善待中国两方面力量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都免不了追问和思索隐藏在中国崛起背后的所谓真正原因。实际上，任何一种解说都只不过是盲人摸象，各执一端而已。因为30年改革开放，我们始终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包括政治领袖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只知道要改、必须改，至于怎么改、最终会改成什么样子，谁的心里都没底。改革是一种创新，甚至是一场革命，从书本上肯定学不到，而苏联那一套也肯定不能再学下去了，欧美、日本那一套我们也学不来，于是，便只有靠自己闯。现在看来，30年的成功恰恰应该归功于我们大胆跳出了一切先前已形成的思想框架。这似乎就是解放思想的力量。邓小平主张搁置问题，不争论，成功地回避了反映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姓资、姓社对冲，当前中国最急需的是发展，其余一切事情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仅就精神收获而言，第一个30年，社会主义深入人心；而第二个30年，“发展是硬道理”深入人心，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时代命题。社会生活里，从国家决策到个体行为，“发展”始终被极大地凸显出来。“招商引资”总是各级行政长官的第一任务，每年“两会”的热门话题总离不开GDP的年增长率，即使在金融海啸肆虐的2009年，“保增长”仍是全国上下的一大目标。“时间就是金钱”，“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成为许多工厂、公司催人奋进的口号，学生们的书包越来越沉、眼镜的度数越来越高，整个民族都显得很累、很匆忙，几乎所有的人都被绑上了一台“发展牌”大机器，转个不停。

第一个30年里所形成的公平公正的社会基础，终于在第二个30年里开始收获秋天的果实，而且还是一片丰收的景象。我们不应该忽略了社会主义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改革开放不能简单地被等同于一次市场经济运动，它需要全国人民的参与、理解和支持，没有广泛的社会动员，改革便不可能往前推进一步。30年来，每一项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都离不开党组织事先作出大量而认真的引导与疏通。同样的市场转型，俄罗斯使用“休克疗法”、一次过河，但我们却只能采取分次过河、逐步到位的策略，这是由中国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我们不能让无数工人在一夜之间下岗失业，我们也不能允许庞大的国家财富突然被少数利益寡头所操控。在今天的中国，一个始终站在绝大多数人的一边、一心甘于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它能够拉拢整个民族，使各个阶级与阶层抱成一团，构成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凝聚力量。海外评论所谓“强势政府”、“东亚威权政治”一类的套解，其实并没有真正弄懂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国文明是史官文明，“以史为鉴”已属于中国民族历史理性中的应有之义。“文化大革命”后的30多年，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翻覆，除了“三讲”、“保先”、“学实”一类费时较短、范围有限的政治活动外，执政党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986年年底的学潮、1989年的政治风波算是比较有影响的政治波动，但我们并没有完全放下手头上正在做的事情，头绪没乱，人心没乱，一切都还能够在有序、稳定的框架里进行，或许就是因为中国人早先经历过最坏、最糟糕的政治运动，伤疤还没有完全好，痛苦的记忆犹在眼前，反面的镜子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倒退是多么的可怕，折腾是多么的愚蠢，机遇是多么的难得！统一、安定的社会局面，构成30年改革开放的大前提。没有这个大前提，我们无法做成任何事情，哪怕最简单的。不折腾，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一大共识。当年邓小平力主“不争论”，最大的担心就是怕折腾，中国再也折腾不起了。30年的安定、30年没折腾，为全民族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开辟了有利空间。这恰恰是值得我们带进下一个30年、带进未来中国的宝贵精神财富。

无疑，改革开放的成功也应该得益于毛泽东时代所铺垫的工业基础。第一个30年里，为发展民族工业，建立新中国自己的工业体系，我们不得不采取低收入、高积累的政策，整个国家几乎都在勒紧裤腰带。农村、农民、农业长期匍匐在巨大“工农产品剪刀差”的状况之中，正是这一残酷的现实才使梁漱溟有底气敢于跟毛泽东当面拍桌叫板。城市居民接近20年都没有涨过一分钱工资，千百万工人老大哥真正是靠伟大的革命理想而活下来的。然而，从“一五”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终于换来了一个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生产体系。满山遍野的农田水利设施为下一轮农村分田到户的土地承包制改革解决了无数后顾之忧，大河有水小河满，每家每户都得益。完备的工业架构，使外国资本走进来之后，谈什么项目都可以合资合作，从火箭上天到打鱼摸虾，几乎是要啥有啥，建啥成啥。我们在第二个30年里所取得的成就可能是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学不来的，印度、越南的土地成本肯定比中国还低，非洲的劳动力成本当然比我们低廉，南美国家的自然资源也应该好于中国，但只有中国在今天成为了“世界工厂”，只有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不是他们，绝非偶然，联系我们在第一个30年里所完成的基础奠定，才可能获得合理的解释。

然而，黄金30年也并非只有阳光灿烂的一面，随着改革往纵深方向推进，潜藏在经济发展背后的负面问题逐步暴露了出来。发现并研究这类问题，构成我们对第二个30年进行深度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们内在地决定着下一个30年中国往哪里走、怎么走的基本路向。

30年来，随着现代化运动在中国的顺利推进，它在最大程度地满足国民生存需要、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挥之不去的问题。现代化在西方所暴露出来的林林总总现代性病弊我们几乎都有，其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没有的，我们也有。连续30年GDP的两位数增长一直以消耗大量珍贵而无法再生的自然资源以及对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直接导致近10年来气象灾难、生态灾难频仍发生。今天的我们正日益成为一种数字化、标准化、体制化的存在，生活越来越“熵增加”，人性被异化，经济、思想、社会及人的全部存在状态高度混乱，社会生态危机呈进一步加深的趋势。一种“过度增长癖”（hypergrowthmanis）仍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蔓延，各种各样的考核指标、统计排行莫名其妙地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经济增长始终被看作是治愈贫穷、犯罪、失业、债务、财政赤字、污染、人口爆炸、吸毒的灵丹妙药。用发展的思路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操作层面上却偏偏导致该叫停的并没有停下来，该刹车的并没有刹住车，继续贻害无穷。对于许多人来说，追求发展就是意味着一切向钱看，只注重经济效益、物质利益与眼前利益，邓小平所强调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很难真正落到实处。本应该与热闹的经济建设同时并举的精神文明建设、法制建设、人的全面发展及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则显得冷清许多。“一手硬，一手软”的结果使人们很难拒绝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价值、理想与信仰的虚无主义，也无法保证中国发展的健康特质与向上维度。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第二个30年里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它首先应该被解读为对持正确劳动观念劳动者的鼓舞和激励，多劳者，必多得，勤劳者可以率先致富，而并不意味着试图在中国社会里培育出少数寡头，放弃社会的大多数。高层决策的最初动因可能是要先富带动后富，让前者发挥示范作用，因而会默认一定程度的分化。但是，终极目标肯定是共同富裕。邓小平的1992年南方谈话里，已经把“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高度，很有创新，说明“总设计师”的蓝图构思能够把握住社会主义的大体大局。毋庸讳言，30年来，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地区性、行业性、个人性的贫富悬殊，甚至这种悬殊目前已经演变到分化的状态。但是，我们的政府却始终是站在绝大多数人的一边。中国存在贫富差异，但绝不存在高度垄断化的利益寡头或富人集团。虽然某些富豪们的宠物狗比穷人家的孩子吃得都好，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可能也买不起酒吧里的一瓶洋酒，然而，电信职工的工资照样下调，刘晓庆偷税立马坐牢。中国政府始终没有丢掉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一贯传统，共产党政府做任何事情，都得问一问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这就与任何一个贵族政权、任何一个富人政权都拉开了明显的距离。2008年胡锦涛“12·18”讲话中的“紧紧依靠人民”，听起来仍然掷地有声、气宇非凡。贫富分化并不可怕，何况我们还在努力，只要我们的依靠力量还在，我们就有底气。共同富裕的目标一天不实现，就一天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第二个30年里，“市场崇拜”的出现无疑起因于对过去计划经济的强力反弹。实际上，市场什么时代都有，但只有当它达到相当规模、主宰国计民生之后，才能够称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把分散的社会成员拉进市场，把人类非常复杂的价值动机高度简化、纯粹化、单一化，即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约减为货币的、物与物的关系，把社会人、政治人、伦理人、道德人、生态人全都简化为经济人。人类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一律被消解为“搞钱”与“消费”。当代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市场崇拜病”，他们简单地把西方国家经济运行的路线图解读成任凭市场发挥作用的结果，把持学术的和公共的话语霸权，蛊惑、煽动政府决策层把一切都交给市场，不顾人民百姓的安危死活，不顾底层社会的承受能力，盲目相信市场万能，铁心于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而不惜以失业为代价，不惜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实际上，仅有市场经济并不足以使中国变成中国，它并不能够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一切问题，更无法让我们获得自身的民族认同。把“市场”抬得太高，是误国谬论，受害的往往是社会的大多数人。“市场经济”前面的那个“社会主义”限制词一定不能丢，意义非同一般。衡量一个社会制度的标准系统里，公平、稳定应该被放在首位，而绝不能听任竞争遮蔽一切。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要市场活力，但反对“市场万能”；要市场效率，但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

现代性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道德滑坡。30年来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是灰色的，即一种经由明暗、黑白、鲜幽的色彩多重复合与交叉调剂出来的结果。尽管好的方面，我们也还没有丢，泯灭不掉，“汶川大地震”是对全民族道德情感的一次再发掘、再检阅，效果不错，仁义还在。但坏的方面，也不少，反映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多反思坏的方面，可能更具有建设性意义。任何一个时代，绝对的坏人毕竟少之又少。但正是那些被称为好人的人，因为具有好人的自信，而往往会在某些时点、某些事情上很容易做出法靠不上、德无法说的丑恶勾当，这样的人越多，社会病就越大。所谓“八无”，即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不一定全都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但这类现象已经在整个社会蔓延开来，变得非常普遍，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一星半点。这便意味着我们的社会，道德批判机制已经出现问题，道德净化已经不太可能，我们离病态社会已经并不遥远了。一切自然对象和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被消费化，现炒现卖，即用即扔，不留一丝感情，没有一点未来意识，只要花钱，就可以解决一切需要、摆平一切问题。一些人就是靠“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逻辑发家发迹的。拿钱不怕烫手，有奶就是娘，端谁的饭碗服谁管、笑贫不笑娼，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青红皂白、是非对错的边际已经不再重要，其区别已变得模糊不清。2008年北京市的离婚人数已经占到结婚人数的50.9%，婚姻并不附带厮守终生的传统道德蕴意。乡村社会组织在遭遇解构之后，农民的集体文化生活开始被电视、麻将、六合彩乃至迷信所主宰，道德灌输与道德教育已无立足之地。一些农村年轻妇女通过自己的身体与城市建立起不正当、不平等、不光彩的关系，以此获取金钱，维持一种畸形而高消费的现代生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庙宇里的香火太旺，并不表示我们有多么深刻的信仰，而只能更多地说明我们有太多的贪念和欲望。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当今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另类底色，称之为礼崩乐坏、野蛮荒芜，也并不为过。尽管这种底色都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里得到了充分暴光，但我们绝不能归罪于现代化本身，政经制度和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理想信念的缺位、沉积已久的陋习等因素与现代性问题交织在一起，共同诱发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毛病。社会有病，很正常。出现一些社会问题，也可以理解。然而，如果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病态社会，是一个问题社会，说明社会的肌体、整个命脉都已经开始腐烂、败坏，而急需要静下心来认真治疗，否则，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就会严重得多。治理性危机还有救，因为那是功能性毛病。而价值性危机、认同性危机、伦理性危机则属于器质性毛病，一定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拯救社会的首要工作就是改变我们对现代化本身的狭隘理解，重新挖掘现代化的意义空间，寻找它与本土民族的精神结合点。实际上，现代化并不允许我们简单地把它仅仅理解为富国富民的手段，现代化自身绝不只有工具意义，毋宁拥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诉求，甚至也会滋生出自己的有害毒素。当我们总以为现代化已经被我们所利用的时候，实际上，现代化也在利用我们。究竟是为我所用，还是我被忽悠，现在看来还是一个不小的问题。现代性问题给我们带来的严重伤害，似乎正在表明，我们已经被现代化戏弄了一次。与社会主义一样，现代化也是一个复杂的道统，它在拥有大机器、大工业、大生产和大市场的同时，也拥有超越于传统农业文明的优秀价值观念与创新思想体系。现代化可以帮助我们富国富民，但现代化显然绝不只具有富国富民的一种功能。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盯着大机器、大工业、大生产和大市场，那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资格去批判现代性，因为我们在精神生活的许多方面仍然处于前现代的层次上。今天的我们做得最多的是用皇权社会的价值要求去指责现代性，用最简单的加减法去取舍现代化，而远谈不上对它有所超越。当然，现代化始终有它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现代性病毒。现代化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给我们一个硕大胡萝卜的同时，也给了我们一顿重重的棒喝。工业化、城市化、体制化、高度分工化、高度专业化、劳动异化等，都是黏附在现代化肌体上的毒瘤。我们不能天真地说：只要现代化的财富积聚，而不要现代化的附带产品，它既包括由科学、理性、民主、法治、市场、效率等因素所构成的现代价值体系，又包括日益暴露出来的自然与社会双重生态危机，它们从一开始就与现代化大生产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分不开、割不断、打不散。这或许就是张之洞“中学（传统文明）为体、西学（现代化）为用”的思路一百多年来始终不能真正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深刻原因。中国人需要的是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现代化，我们没办法、也不可能引进一个半吊子的现代化。但这又绝不意味着我们会以丧失、牺牲中国的民族认同与文化价值为代价。于是，这便又衍生出现代化与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相对冲与融合的问题。解现代化之毒素，克服现代性的病弊，使现代化真正成为中国的现代化，急迫地召唤着我们必须同时重返、深入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两大道统中去寻找资源。

三、文化文明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重建

第二个30年里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暴露的问题为下一个30年的中国发展指出了大致路向。从2009年到2039年，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高度亢奋期，重建新的乌托邦，向世界贡献中国的价值理念、促进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成将被正式提上日程。历史地看，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处于不断嬗变和不断生成的过程之中。从炎黄唐虞传说，到华夏人文始祖，从五胡乱华，到元满入主中原，五千年里，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一次次冲击，然后又一次次融合，散了聚，聚了散，才形成了一个泱泱的中华民族。世界各大文明体系里，惟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脉相承的，没有中断过，这是一种值得骄傲的底蕴。既然没有中断过，则表明一定存在着某种古今相续、一以贯之的人文传统。这种人文传统过去没有中断过，而现在和将来如何更好地维系它，则要看我们怎样诠释并采取怎样的措施延续它、保护它。在悠久的农业文明时代，我们是有民族的。不仅如此，我们的民族逐步形成了最基本的价值认同。以儒家文化系统为主导，兼及法家、道家、佛家、墨家、阴阳五行家系统，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无论诸子百家之间有多么大的分歧，在民众的日用生活中，孝悌仁义、礼信廉耻作为最基本的纲常，天地君亲师作为最基本的信仰，多少年多少代都没有改变，没遇到什么实质性的挑战，也就暴露不出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到了晚清，西方列强打了进来，迫使我们割地赔款，首先打掉了大清王朝官僚、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阶层的民族自信。1840年以来，我们的民族不得不面对西方的强势文明，在被冲击、被打击、被洗脑之后的100多年里，我们的民族几度陷入一盘散沙的状态，亡国亡种的生存问题始终是一大威胁，极为自卑并显得十分脆弱的民族认同，非土非洋、非古非今、不是不非的模糊价值理念，始终萦绕在中国人的心头。1919年后，我们接受了所谓的“德先生”、“赛先生”，于是，盛行于西方世界的价值标准便被硬塞给了我们。紧接着，在发现“德先生”、“赛先生”也拯救不了中国之后，我们才不得不搞革命和社会主义。

然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并没有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建立而水到渠成，它毋宁需要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步酝酿与积淀，显然应该是一项漫长而遥远的过程。1949年后，疆土统一了，主权确立了，但是对从旧时代、旧社会过来的人民的内在思想改造运动则才刚刚开始，让所有的人打心眼里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自觉自愿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显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历史任务。政治革命的成功，要求思想革命也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以便能够为保卫政治革命的果实建立起长效机制。毛泽东一再强调，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主观世界，目的无非是借助于工业化的现实力量和社会主义的道德理想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在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的称谓与定位之间，晚年的毛泽东似乎更愿意选择做一位“新民”的导师。闹革命、打江山只是眼前的、暂时的、阶段性的事功，其影响、效果都无法比拟于重新打造出一个优秀民族的大业，后者更能够彪炳千秋、万古长存。“敢教日月换新天”、“六亿神州尽舜尧”、“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是毛泽东改造中华民族最理想、最浪漫的结果。应该说，毛泽东的“新民”追求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却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离开“亲民”，“新民”则失去了必要的根基，操之过急，反倒成害。而到了邓小平的时代，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实践又使得整个中国不太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顾及改造人们主观世界的问题。但第二个30年的“亲民”成就及所呈现出来的问题，为接下来30年中国重新面对和解决为毛泽东所追求但远未完成的“新民”任务提供了可能。

民族的存在并不完全依赖于肤色、人种的特殊性。先天生理的区别并不足以构成民族的差异与限制。没有高度价值认同的民族，肯定不是一个优秀的民族，甚至连标准的民族都算不上。一个没有理想的社会肯定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也是一个没有追求、没有品位的社会。现代化大生产、全球贸易一体化、社会关系的市场化已经把我们的民族和社会都带到了身份认同危机和价值危机的边缘。效率优先、利益主导、金钱本位，随时都有可能把我们的民族和社会引诱到丧魂落魄、没心没脑的地步。今天及未来若干年内的中国需要一种精气神，或者一种价值理念，它首先应该能够把全部社会成员团结起来，凝聚各种力量，既不是让政府垮掉，也不是让社会坏掉，更不是让人心散掉。目前的中国并不应该急切地期待获得对别国、对整个世界的文化领导权或话语霸权，就像西方大国近300年来在世界各地已经做出的那样，但至少在我们的内部，不能没有属于自己的民族认同与核心价值，这是国之为国、族之为族的精神底线。我们的民族认同和核心价值一旦遭到怀疑，那么，我们离国亡族灭也就不远了。苏联首先是被西方的价值观打败的，恰恰印证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应该说，1975年之前，苏联的自信心很强，综合国力也很强，但《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Accords）的签署，在尊重人权、思想、良心、宗教、信仰等基本自由的美丽名义下，正式向西方世界作了让步与妥协，苏联的知识精英对国际体系的看法出现了分裂，对民族的认同也出现了错乱。16年后，苏联便瓦解了、崩溃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30年，通过全民族上下的共同努力，通过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实践，中国成为了世界主要工业国，成为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我们不应该只满足于“世界工厂”或“世界工场”的帽子，起码不能允许把自己蜕化变成“被洗脑的打工仔”，因为我们毕竟必须有自己的灵魂，还必须找到把自己植入国族历史脉络的节点，13亿人的日用生活还得有一个终极性的灵魂安顿处。1978年之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全民共识的同时，也带来许多负面效应。第二个30年内，我们的价值认同始终成为问题，真正具有能够在百姓日用生活层面发生巨大效力的核心价值体系并没有出炉。作为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的精英，知识界、学术界向大众所提供的知识原本应该具备取得社会一致的品质和能力，但我们的知识界、学术界却始终没有做到。任何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以鼓吹西化特别是以西方民主化为乐趣，动辄拿人权、主权等热闹话题说事；或以敢于和现政府唱对台戏而招摇过市，其主心骨与洞察力都是成问题的，甚至是极为幼稚、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因为他们压根就不会知道自己已经中了国际反华势力惟恐中国不乱的圈套。

中华民族的真正形成必然需要自己的民族认同和核心价值，而动员力量，又是民族认同和核心价值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要求。能够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变消极为积极，化乱为治，把社会占主体地位的民众全部整合起来，聚集在同一面旗帜之下，是一切民族认同和核心价值是其所是的最基本资格。在这一视野下，我们看到了“文化”（广泛意义上）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文化”不应该被狭义地理解为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戏院、剧院之类的固定实物，毋宁是活生生的价值体系和嵌入民众日常生活的制度结构，文化应该是支撑人们怎样生活、怎样交往、怎样思考、怎样理解生活的意义的东西。于是，文化则成为凝聚世道、整合人心的“礼乐之制”，就是现世性的文明。近代以来的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4万万人民不断忍屈受辱。民族独立的时代旋律召唤着能够解百姓于倒悬的核心价值体系。《荀子·正论》说：“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在近代，谁能够营造一个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核心价值，谁就是真正的王，而且还应该是真正的圣王。否则，大家只有死路一条。1898年至1949年期间，西方世界以资本主义思想为主体的价值观大规模东侵之后，一方面无情地打乱了本土文化道统的传承谱系，另一方面自身又不断患上水土不服的毛病，根本解决不了当下中国人的燃眉之急。然而，自觉为劳动大众和社会主义阵营提供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经由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转换与发挥，却能够迅速在中国存活下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中国人民重新振作起来，艰苦奋斗，浴血奋战，以民族战争、革命战争的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功，重新找回了中国的国魂，重新确立了民族自信与民族尊严。这无疑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放在近现代无比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思想首先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巨大动员力量的文化，它使沉睡的东方雄师惊醒、发力，它有效地激活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所以说，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属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财富，也应该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近现代中国一个崩溃的精神世界里重建民族认同与价值理念，毛泽东的理想、气概与成功经验，值得今天和未来的政治领袖们思考和借鉴。公羊学家历来讲“尊王”，而所尊之王正是古往今来那些“不失其群”而又“能使万民往之”（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政治领袖。王者道路最先并不开始于武装力量，毋宁发轫于能够使天下归心的精神号召。

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必须植根于中国人正在从事的现代化实践，解决并满足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危机与精神诉求。第二个30年里，随着现代化事业在中华大地上的全面铺展，中国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话语方式、思想方式，乃至整个生存方式，都在发生着或隐或显的改变。而我们恰恰一时还适应不了这许多的改变。工业化的流水线把我们的动作节奏变得更快、更匆忙，就连我们走路、说话的速度也明显快于从前了。绿郁郁的麦地、黄灿灿的油菜花一次次地被挖土机所撕裂，钢筋混凝土的路面已经延伸到村野田头，绿水青山的景色随时都有可能被人们金山银山的欲望所吞噬，泥土的芳香、温馨的家园离我们似乎越来越远。现代的科学知识，把天地万物都做了对象化、格式化的透视，美丽的月亮不再给我们以新奇的幻想，一堆堆荒凉的沙漠和环形山根本无法“代表我的心”，大自然里的所有东西都被祛魅，神秘没有了，朦胧没有了，现代化让我们失去了一种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被市场、金钱所左右，情感、仁义、孝悌、恩爱、忠恕、友好等传统价值常常被甩在一旁。严格而近于苛刻的工作制度，铁板一块的管理体制，高效率、高产出的数字化要求，每天每夜对钱的算计，压得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我们的心究竟在哪里才能找到歇脚的地方呢？！整个中华民族都在现代化的车轮上滚着，不知道哪天、到哪里是个尽头。无疑，现代化的副作用——现代性病弊正日益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桎梏。如何克服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精神危机，把中国人的心路引领到健康的轨道上，这一问题正考验着中华民族的灵魂。

而同样重要的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蕴涵在现代化内部的合理价值也还没有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机养分。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如何消化现代价值理念并将之吸收到我们自己的肌体内来几乎与如何有效拒绝现代性的病毒一样困难。社会发展中，对科学、理性、民主、法治、市场、效率等因素的大力强调，全球视野的获得，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现代化之所以成为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与本质规定。而这些东西在刚刚过去的短短30年里，显然远没有被吸收进我们的民族精神中来，至少做得还远远不够。当西方世界已经大张旗鼓地反对把科学推向极致的科学主义潮流的时候，我们还在学科学、用科学，用科学的理路思考问题、处理问题似乎仍是我们继续努力的争取目标或唯一向度，因为愚昧、无知乃至迷信始终是威胁中国进一步推进现代化行程的障碍。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气质是体悟性的，分析的、思辨的方式方法始终没有在中国盛行起来，清楚明晰的思想，严格细致的论证，仍是我们见不得人的哲学软肋。感情用事、含糊其词、定性论述是我们的思维擅长，被西方后现代哲学所批判的理性主义离我们还很遥远，甚至根本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过我们的思想方式。我们在拒绝西方式选举、三权分立制度、新闻自由的同时，在探索真正有效的、属于自己的民主方式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公共管理系统中，官本位、家长制、独裁式的作风还非常浓厚，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还很漫长。社会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使得国家法律体系（法制）的存在往往只是流于形式，罚治有余，而法治不足，西方社会自罗马帝国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法治要想在中国植根，还是一件任务艰巨的事情。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市场化程度很低，地方保护主义的大行其道，便使得我们的许多产品早已失去了国际竞争力，根本不能走进世界市场，而参与更具有激发性的竞争。许多人害怕竞争，就像躲瘟疫一样，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许多政策措施往往直接或间接地保护了懒惰。公平竞争的原则还远没有融入我们的社会肌体。现代化价值中的效率优先理念还没有能够在全民心目中完全确立起来，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兼顾社会稳定、考虑群众的承受能力往往成为放慢改革步伐、阻碍改革、降低发展效率的最佳借口。慢慢来、急不得、事久则圆仍是我们在许多时候处理许多事情的习惯性思维。现代化是一项具有普遍性的生产生活运动，推进到哪里，哪里就得服从现代化规律的一般要求。种种事实已经表明，我们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喜欢用前现代、农业文明的价值观念处理现代化本身的事务，要想把现代价值体系融入我们的血液，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甚至在精神意旨与思想境界方面，我们还处于现代化的门槛之外，而这无疑增加了未来中国核心价值重构的难度。

在过去的黄金30年里，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价值观的同时，也始终强调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这当然是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应有内容。按照邓小平的设计，不允许“一手硬”、“一手软”。抓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求广大人民具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可见，“新民”与“亲民”一样重要，都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1989年政治风波过去后，邓小平已经反思到用社会主义教育全体人民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在他看来，“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四个坚持”本身并没有错，如果说有错的话，那就是我们对它的坚持还不够彻底、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路线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虽然一直在强调，但缺乏连续性，缺乏切实到位的具体行动。社会主义要发展，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得好，“两个文明”都超过资本主义了，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的立意还是比较高远的。如果只讲经济，我们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距离，再过30年、50年可能都赶不上。如果再丢掉精神文明的一面，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又怎么能够全面发挥、显现出来呢？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并不仅仅因为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比资本主义更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更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真正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一切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改革开放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已经觉察到，全国的生产虽然上去了，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新中国成立后绝迹已久的丑事、坏事开始复活。再不下决心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不免太有损于社会主义的形象与优越性了。邓小平不仅意识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而且还能够将其作为凝聚整个民族的核心价值来看待，他强调，我们应该有一套“充分有效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²⁾的东西。共产党过去无论怎么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都具有强大的战斗力，靠的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信念，就有了民族向心力，中国就不会散掉，全体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各种力量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一往无前，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才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已经表明，作为政治领导的邓小平的确具备团结全体人民的政治能力与精神魅力。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国上下一条心，基本没有出现大的分歧与波动。人心齐、泰山移，30年来中国人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就是这一高度民族认同的辉煌结果，而这恰恰又是我们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很容易忽略掉的一点。

尽管邓小平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实施自己的文化抱负，因为历史并没有办法给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更多的发挥空间，然而，他在民族骨气和主权国魂的强调、把握与拿捏方面非常到位，进而为社会主义文化作出了鲜活的时代诠释。香港回归谈判时，中央政府一方面在寻找“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另一方面始终强调1997年“坚决收回”的立场，因为那一片弹丸之地浓缩着太多的民族情感与主权气节，稍一让步，就有触怒民愤的危险。1989年面对西方世界的经济制裁，邓小平号召人民要自信，不要自卑，“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³⁾。资本主义想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又搞和平演变，想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希望中国乱。庞然大物吓唬人，中国人不怕。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抗美援朝打了三年，“我们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传统”⁽⁴⁾。支持我们不断走向胜利的精神法宝是——全民族的大团结。“在外国的侵略和威吓面前，我们的人民不会怕，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怕”⁽⁵⁾，这样的话在当时很有分量，的确稳定了人心，鼓舞了士气，安抚了我们的民族。于是，才有了紧接着全国人民埋下头来、“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的整个90年代。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很庆幸当年没有乱了方寸，阵脚还算站得比较稳，否则所酿成的苦果只有自己吞咽下去了。尽管30年来中国发展的国际定位始终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韬光养晦”、“不做领头羊”、“头头不能当”，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想做西方世界的政治附庸，或只做一个有经济而没有政治的二流国家。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现在的世界市场已经是满满的，我们挤进去很不容易，即使挤进去了，恐怕也是一个附庸国。近代史里的屈辱、痛苦的经历，让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立志绝不能再忍受别国的颐指气使。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的块头这样大，发展起来对谁都是威胁，不以人权为幌子去瓦解中国的主权，对他们心目中的世界秩序的建构是没有好处的。但共产党政府就是不信邪，中国人民不是软骨头，凡是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不正当要求，都会遭到严正拒绝。遗憾的是，这一点仍然没有被当代许多知识精英所认识到。虽然国际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范畴，但是，爱国主义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我们不能光讲与国际接轨，而不爱国。爱国的方式允许有多种，但核心原则必须把握，那就是不能出卖我们民族的灵魂。自大清王朝灭亡之后，一直到今天，爱国与爱民族就已经是统一的了。然而，中国知识界里总有一些人从来不把现实中国最需要的东西当一回事，始终在片面地“追赶”、“接轨”，疲于奔命，而缺少了本该具备的主体精神、文化自觉与学术创新。泱泱中华一旦没有了政治自主性和文化自主性，就无法将13亿人团结在一起，对内缺乏一种具有凝聚力的自我认同，对外也缺乏区别于他者的自身标识。

然而，现在我们重建民族认同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问题却是，在国内，1949年后长期被官方主导意识形态所提倡的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出现了被标签化、符号化的现象，它们往往只存在于政治话语体系内部，而与百姓日用生活相去甚远，挂在墙上的空洞口号、高大全的典型塑造，总给人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感觉，否则，历任中央主要领导就不会一再强调“（政治）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思想政治工作要贴近人民生活”之类的话了。而且，官方单方面强大的宣传攻势，与硬性灌输几无差别，也容易让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逆反心理，凡是你说的，我都不信，因为事实就是事实，根本不需要你拼命宣传。而即使在政治话语内部，马克思主义也不断被充塞进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发明与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中的重心、主体都已经逐步转移到中国的本土化位置上来了。而作为我们民族生存方式的传统文化自五四之后，一定程度上被图腾化、黑锅化，一方面越来越成为祖先牌位式的摆设，知道它曾经阔绰过、曾经辉煌过，但与我们的当下生存已经没有什么关联了。离开仁义礼智信，不用阴阳五行气，我们照样可以学习科学知识，照样可以发展经济，照样可以推进现代化，甚至还可以生活得更好；另一方面，中国在近代以来的落后、挨打，使许多人有意、无意地把脏水全都泼在传统文化的身上，首当其冲的则是儒家文化，两千年专制都因为独尊儒学。儒家文化既是民族衰微的罪魁祸首，又是现代化发展的精神障碍。而现代背景下儒家文化自身的致命性弱点则在于，它在内在机理与外在表象两大层面都已经难以与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相一致，两个气质迥异的东西挪不到一块，格格不入的两张皮硬扯不到一起去，被学术界热炒的所谓“中西结合”，要么被看作完全不可能，要么就被看作是一个伪问题。而与之同时，一向以“不离日用纲常内”为特征的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里却表现得非常的无能和极其的无奈，现代人的生产、生活几乎完全与儒家的历史与传统毫无干系，上班工作、下班消费的异化性生存本身对文化品位的要求就不高，更不可能期待儒家被一拨拨畸形的“单面人”所尊崇和信奉。而在国际社会上，1949年后，中国的核心价值始终被约减为共产主义，只能够作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而存在，再也没有剩下什么别的东西。一当中国的核心价值被抽象为阵营对抗的思想武器，中国就被想象成整个西方世界的众矢之的。美国军方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TMD和NMD）里，俄罗斯、中国是后原子时代战略威慑的主要对象，于是总扮演着庞大“假想敌”的角色，是西方世界未来战争的主要对手。“911事件”之后，中国一度也被列入美国五角大楼所圈定的“邪恶轴心国家”名单，后来美国迫于中国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才予以删除。把共产主义国家妖魔化是西方主流社会不可告人的共同阴谋，美国、欧盟制裁不制裁你、什么时候制裁你、怎样制裁你，要看他们高兴不高兴，他们当然自有他们的一套价值标准。在许多时候的许多事情上，西方人对中国的理解与认识水平是相当不理智的，似乎总跳不出“中国消亡论”、“中国威胁论”的两极思维模式，经常以一种看笑话或仇视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就是缺少理性、客观、公正的态度。冷战以来的西方社会，几乎一直都不愿意容忍在他们所安排的世界秩序里，还存在着一个跟他们的意识形态有所区别、话说不到一起而显得不伦不类的国家。

今天的我们正处于迈向第三个30年的起跑线上。中国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到底往哪里走？如何走得更远？13亿中国人究竟靠什么互相组织成为一个整体或一个共同体？而整合的力量又来自哪里？这些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而绝不应该被看成只是少数文人的杞人忧天或个别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找准所有问题的切入点，显得极为关键。现代化、儒家文化、社会主义三大道统在中华大地上激荡、交融、整合，最终形成“三位一体”的格局，实现跨越时空的统一。西方世界提供给我们现代知识，却无法满足我们安抚灵魂的价值需要。2008年年底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加证明了“西方不能信、美元靠不住”绝不是“狼来了”的危言耸听。把现代化的价值理念融入我们的民族精神，重建属于中国本土的道德理想，必须依靠我们自身肌体所培养出来的吸收能力、消化能力和再造能力。传统给了我们人文传承的脉络，却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和国家力量的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是一个理想的生活方式，却还有许多不尽人意、需要完善的地方。但站在今天或未来的时间维度上，社会主义的理想仍然具有生命力，它还可以动员全部社会的力量。目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三大道统并不是一种具有实体性质的、静态的、简单的、各自独立而对峙的三角关系，毋宁始终交错、糅合、融会在一起，几乎不可能将它们完全拆分开来而进行孤零零的对象化研究和考察。甚至，它们的一体化整合也将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容不得人为地进行干预。而用分析的思路解剖开来透视，就可以发现，现代化难以涵盖儒家传统文化与文明，儒家传统文化与文明又不能辐射现代化。把现代化塞进传统，或者把传统塞进现代化，都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于是，我们便只能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的道统了。显然，社会主义具有无限的包容性，中西古今的一切可利用资源都可以涵摄进来。社会主义的概念虽然直接发源于现代西方世界，但其精神理想却由来已久，思想内涵也具有更大包容性，《礼记·礼运》的大同世界、王莽新政的政策措施无一不指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有气魄的，它并不仅仅局限于共产党政权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它既可以包括中国古人“井田”、“乐土”的精神理想，又可以包括目前在西方世界及非西方国家已经推行的美好现实制度。所以，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里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集大成，具有无比的消融性和化解能力，中外古今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都可以成为它的生命给养与有效资源。新中国的60年，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已经结束，毋宁只算刚刚起步，才开了一个头，是在一个经历了一次“新民”与“亲民”、“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现代化＋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重新开始。如果说社会主义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过程，那么，这60年才走完第一轮，接下来的路还更长、更遥远。在这60年里，我们没有停止过探索，即使出现“文化大革命”那么大的波折，我们仍然没有偏离社会主义的航向，我们仍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这恰恰又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继续写下去提供了充足的信心。总结60年来社会主义制度与文化层面的东西，不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才能够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重建四千年文明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联系，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已经这么做了。单从第二个30年里历次中共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来看，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对民族性的强调，便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而这显然又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破四旧”运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国家战略规划的宏观设计上，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从毛泽东晚年的“四个现代化”，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再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代化”的前面，逐步加上“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之类的特殊限定，透露出中国共产党人确立本土化、自主性价值目标的基本诉求。五四已过，“文革”已臭，我们不能再把支撑中华民族延续了数千年、作为中华民族生存方式结晶的传统文化、传统文明一概贬之以“专制”、“腐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所谓“代表先进文化”，实际上不妨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人整合中西古今文化文明资源的自觉要求，方向是准的，已经看到了苗头，但不能只是口号式的呼唤与纲领式的红头文件，而缺乏足够的工作布置、具体的可操作性和丰富的内容补充。

未来30年，社会主义新的理念、新的道路哪里来？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连同我们民族的现实样态，共同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来源。于是，我们必须带着正确的思想、态度去处理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已经遥远的四千年的，也包括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首先是社会的遗产。尽管战争频仍、分裂不断，但在总体上，中国古代社会大一统的时间比较长，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可以绵延很久。汉、唐、宋、明、清朝代里，天下大治的局面动辄能够维持百年之久，实乃世界罕见。衡量一个社会发达与否的第一标准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稳定了，才能够发展；和谐了，才能够做点事情。超稳定的文官政治结构与农业文明社会结构，不断繁衍的人口，安居乐业的生活，精致发达的文明样态，构成我们民族的文化底蕴和社会基础，我们的民族习惯于生存在稳定和谐的状态下，它可以带给当下中国一个值得预期的未来。历史已经渗透进社会，已经或正在生成着这个民族自身。其次值得继承的还包括革命的遗产。中国自近代以来的每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始终是在帝国主义重重封锁之下完成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缔造都是整个中华民族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的伟大结果。这种精神能够使我们有信心、有勇气迎接未来时代的任何挑战。中国革命打散了原先僵化的社会结构，平等观念的普遍确立，国民平等地位的获得，使得整个社会被匀质化，这便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奠定了有利的基础。第三是政治文明遗产。中国政治已经有四千年的法统，从尧、舜、禹，到大清王朝，从来就没有断过，而且，脉络分明，条理清晰。在被《尚书》、《史记》、《清史》所记载的历史里，我们的先人、前辈一代代所创造出来的政治文明、所积攒下来的政治智慧，不能就这么扔掉，因为那里面还蕴藏着开启未来民族发展的金钥匙，经过合乎时代的重新理解、诠释、整理、总结之后，完全可以构成我们今天“法先王”的资源条件。第四是现代化的遗产。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基本完成了主体经济行业的工业化、现代化，从此我们便不再说自己一穷二白、空手起家，因为我们已经为中华民族的下一步发展创造了初步积累。值得自豪的是，我们是在没有任何全球性资源可供利用、没有对别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内部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与瘟疫、也没有出现大规模流离失所的难民与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的情况下，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可以延伸到未来的中国社会。遗产从来就不是孤立的，能够流传下来的便永远会是活的。最后是社会主义的制度遗产。社会主义对于20世纪的中国而言，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先是理想化的革命蓝图，后来又成为现实化的社会制度，无论是毛泽东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还是邓小平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命题，都昭示我们，当代中国已经与社会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只要我们认真而严肃地反思60年的历史，便可以从中找到未来中国往哪里去的道路。中国的未来之路蕴藏在波澜壮阔的文明传统中，蕴藏在60年新中国成长与发展的伟大进程中。认识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未来的路。对上述任何一个遗产的轻易的否定，如五四、“文化大革命”所做的那样，都是注定要失败的。20世纪80年代末，《河殇》电视剧试图把社会的遗产和社会主义的制度遗产都彻底否定掉，随后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便证明了这是何等错误的想法。离开前者，中国人无法获得身份认同；没有后者，新中国的60年及其一切的制度安排就都会丧失合法性。身份认同一旦没有了，合法性一旦丧失，人心就瓦解了，结局只能是天下大乱。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发展经济向来不可能成为一种文明的最高和最后目的。政治稳定不稳定、人民团结不团结、生产力能不能得到持续发展，三者综合起来才能够构成衡量社会文明与否的标准系统。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应该有大国的追求、大国的气派与大国的战略性定位。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理想，而这个理想又是具有品位的，因为在这个理想中，政治的稳定、人民的团结、经济的发达都是应有的规定，特别是人的全面发展、所有人的发展将成为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根基，它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充分的发展机会，让每个人都能够获得自由劳动的能力，而且还能够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个体的自我价值。我们对社会主义抱有很强的信心，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修正与完善，将60年来的“中国经验”上升到制度文明的高度予以总结，探索出“中国道路”可遵循的法则与规律，则应该是中华民族在今后30年所必须解决的伟大任务。眼下的金融危机中，经济发展可以放缓一点，人们的收入可以降低一点，但中国人的心别乱，不要走向极端。小康是低水平的也可以接受，但就是不能乱了方寸，更不能像丢了魂似的，脊梁都没有了后悔都来不及。所以，正确的选择应该是重新整合社会认同，推出民族核心价值理念，对全社会进行一次精神号召和心理动员，把13亿人的精神凝聚起来。志不可丢，气不可泄。惟有这样，我们的民族塑造就一定会不断走向成功。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注释】

(1)《礼记·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宋儒朱熹将“亲民”释作“新民”，“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大学集注》），强调对旧思想、旧观念的改造即“平天下”。而明儒王阳明则主张“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传习录·卷上·徐爱录》），着重的则是如何使人民安宁、祥和，即“安百姓”。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4)同上书，第326、327页。

(5)同上书，第326、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