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与重建

美国东南部的湿地松。

乔治·恩格尔曼（George Engelmann），1880。

世界各地都存在着真正的荒野环境。如果人类不去打扰，那些地方就能一直保持荒野状态。另外，还有一些保持着大部分荒野状态的区域，如果除去其中的入侵物种，或将一种或几种离开此地的关键物种带回来，那么这些区域是有可能回到最初状态的。与此相对的另一个极端是退化殆尽的土地。原生于这里的动植物必须依照某种混搭比例和特定顺序重新回归。人们要将泥土、微生物和真核物种（藻类、真菌、植物、动物）全部带回到此地，才能从无到有的让这里的万物复苏。

对于有些环境保护项目来说，一定程度的复原行动，也就是人类的干预活动是有必要的。每个项目本身都有其特殊之处。每个项目都需要人们掌握关于当地环境的知识，怀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需要科学家、活动人士、政治和经济领导者的通力合作。为了获得成功，这些项目需要人们充分发挥自身的创业精神、勇气和毅力。

正如新型科学学科一样，大型自然保护项目起源于富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年代，主要由几个人带头推进项目，他们不怕失败，将个人安危和名誉置之度外。他们心中的梦想超越常人，心甘情愿投入大把的时间和金钱，背负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被人拒绝的压力，一步步往前走。当他们取得成功时，这种特立独行的观点就会成为新常态。只要取得了成功，他们每个人的故事就都带上了正义的光环，如史诗般伟大。他们也将成为环境发展的一部分，名垂史册。

在我与自然公园和保护区工作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有幸与两位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先锋人物有过合作。他们的英雄故事是在两个不同的大陆上展开的，他们专注的问题乍看来截然相反，背后却有着同样的驱动力：对栖息地怀有的热爱以及发自内心的强烈需求，要将因人类蓄意破坏而消失的关键物种带回来。

佛罗里达州梅拉马尔的戴维斯（M.C.Davis）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通过资产管理和企业投资积累了大量财富。他的人生经历和典型的美国商人无异，专注于投资和开发。与此同时，他也热爱户外运动，对故土佛罗里达狭长地带的荒野环境满怀深情。戴维斯自学了生态学和自然史，他发现狭长地带大部分森林之中的生物多样性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主要原因是长叶松（Pinus palustris）的消失。长叶松是美国南部荒野之中的标志性树木。

长叶松树形高大笔直，是高质量的木材原料，与白松、红木齐名，是美国三大最佳木材之一。欧洲人到来之前，长叶松在南部的荒野地区占据着60%的植被，实属当地的优势物种。长叶松没有紧凑地成长成一片森林，也不是植物种类繁多的小型森林中数量最多的树种，而是在草原上占据主导地位。其他树种因频繁的雷击火灾生长得稀稀落落，长叶松却生存了下来，因为其在幼苗阶段产生了特殊的抗击能力，能够快速在地面生长并建立起深入土壤的根系。在年代久远的长叶松林中散步是很惬意的事情，因为这里的下层植物主要是低矮的草类和灌木，其中有大量同样适应在频繁火灾中求生存的开花植物。

美国内战之后，北方的企业家和因战争一贫如洗的南方人开始大规模砍伐长叶松，并将其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到了20世纪末，处于原始状态的原生长叶松林只剩下不到1%。

清野式伐木行为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优势物种大量减少，同时也改变了草原的整体结构。之前如杂草般存在于此的树种，包括生长速度很快的湿地松和火炬松，已取代更有商业价值的长叶松成为草原霸主。树形更高的底层灌木取代了大部分原生的丰富底层物种。这些灌木以及新近称霸的松树品种，逐渐在地面上堆积起厚厚的干燥落叶和大量易燃枯枝。这些枯枝败叶连年累积，早已高出地面很多，其结果就是自然火灾不再沿地面蔓延，不再于有能力抵抗火灾的植被中自然熄灭。只要有一点点风，大火就能通过底层植物迅速向上蔓延，继而通过上层树冠向外部扩展，形成遮天蔽日的森林火灾。我对这种环境退化非常了解。我小时候经常在亚拉巴马州南部和佛罗里达州西部狭长地带的森林中玩耍。但直到后来长大成人，我才从全局角度了解到这些森林退化的真正原因。

戴维斯认识到，在佛罗里达狭长地带和整个美国南部地区进行长叶松林重建，是实现此地生态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其他一些环境保护专家，包括长叶松联盟及类似的环境组织之中的林业专家，同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大家开始集思广益，但最后却是戴维斯以个人名义单枪匹马地做了一番事业。他注意到，远离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那些未经开发的土地上的长叶松被砍光了，土壤又太过贫瘠无法耕种。这些土地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下来。于是，戴维斯和一位商业伙伴山姆·肖恩（Sam Shine）一同买下了那里的大片土地，并将这些土地放入一个永久性的自然保护信托机构。

紧接着，他们面临的就是一项难度更大的工作，即长叶松草原的复原。戴维斯购买了大型伐木设备，决定将肆意滋长的湿地松和火炬松砍光。他还找到了木材买家，通过木材销售的方式来负担一部分费用。至于底层植物，戴维斯的团队采用了其他特制设备将这些厚实且容易起火的植物连根铲除。土地清理工作完成后，他们种下了100多万株长叶松苗。最终，这种南方荒野中的重要树种回来了，而地面五彩缤纷的开花植物也恢复到了最初自由生长的状态。

戴维斯在重建佛罗里达北部一处原始栖息地时产生了另一个想法。既然撸起袖子开干（他说这话时，语气里带着南方人特有的低沉而悠长的韵味），那不如再建立一条野生动植物走廊。这条走廊是一条狭长但不间断的自然环境地带。沿墨西哥湾沿岸伸展，从塔拉哈西市西部一直到密西西比。走廊建成后，那些体型更大的动物，如熊和美洲豹就可以去重新占领那些离开几十年的区域。同时，走廊还能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破坏产生一定的缓解作用。气候变化导致了墨西哥湾沿岸自西向东发展的干旱趋势。现如今，利用重建自然环境的手段去改变气候造成的影响被人们视作一种可能性。而且，重建工作已经展开。环保倡导者已获得上述区域的治理权并着手开展规划，其中既有州属林地和联邦林地，也有海岸和河流涝原森林、军事缓冲地带、私有荒野林地等。

格里高利·卡尔（Gregory C.Carr）是爱达荷州一个环保先锋家族的后代。他是我想要讲到的第二位美国创业家。在他重建荒野的过程中，我有幸与他相识并在工作中展开合作。卡尔家境殷实，是电话语音技术创新和商业开发领域的重量级人物。他在莫桑比克戈龙戈萨国家公园的重建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精力。1978—1992年，莫桑比克发生了内战，造成100万人死亡。内战之后，大规模的偷猎行为屡禁不止，几乎所有的大型动物，包括大象、狮子和14种羚羊都已灭绝，或被逼到灭绝边缘。在曾无比神圣的戈龙戈萨山坡上，当地人开始砍伐雨林。而当地雨林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为公园和周边区域收集和储备雨水。

格里高利·卡尔于2004年3月30日第一次造访戈龙戈萨国家公园。此行之后，他便下定决心要将戈龙戈萨恢复到其最初的状态。他在奇坦戈（Chitengo）重建了中心营地，还增加了全新的实验室和博物馆。博物馆中收藏着公园及周边区域动植物群落的详细研究资料。截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他已基本完成了最初的目标。回到此地的游客数量也越来越多，和当初的规划目标一致。

卡尔的创新并没有局限在科学和自然保护领域。从一开始，他就对戈龙戈萨公园内部和周边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予以了极高的重视。公园聘用了数百名当地人，从劳工到建筑工人，再到餐厅服务员和护林员都来自本地。一位被提名担任公园园长的莫桑比克人，同时也是与首都马普托和莫桑比克政府对接的联络官。另一位莫桑比克人被任命为保护总监。卡尔还建立了诊所和学校，为距离此地最近的村庄提供服务。史上头一次，当地孩子获得了学习机会，他们能沿着教育的阶梯一直向上攀登直到高中阶段，甚至走得更远。2010年我第一次造访公园时，为我担任向导的是当地人汤加·托希达（Tonga Torcida）。他获得了坦桑尼亚一所大学提供的奖学金。这是戈龙戈萨地区第一次有人获得如此高水平的教育机会。2014年，托希达顺利毕业，获得了公园主管的职位。

戈龙戈萨的大型动物曾经是莫桑比克国家保护区的辉煌和骄傲。现在，它们正在快速恢复元气，逐渐找回战争爆发之前的实力。大部分动物，如非洲象、狮子、非洲水牛、河马、斑马以及种类繁多的羚羊，都得以通过少量的“战争幸存者”实现生息繁衍。还有几种动物，比如土狼和非洲野狗，则需要从周边国家重新引进。而尼罗河鳄鱼这种动物的猎杀和拖拽难度非常高而且极其危险，就连全副武装的偷猎者都对它无计可施。因此，尼罗河鳄鱼的种群数量并没有下降。

戈龙戈萨公园开展了一项行动，旨在为全世界的公园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公园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对戈龙戈萨的全部动植物进行普查。生活在此处的动物包括数千个无脊椎动物物种，从肉眼几乎不可见的弹尾虫到个头大到令我瞠目结舌的像老鼠一样壮硕的蟋蟀和纺织娘。他们将动物标本收藏在新建的实验室中，以供未来的科学研究和教育活动使用。这次活动的总策划和领导人是著名热带生物学家彼得·纳斯科列奇（Piotr Naskrecki）。在我遍及世界各地的朋友圈中，此人是当之无愧的最优秀的博物学家。我在写作本书时，彼得领导的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向前推进，我和几位同事也曾参与其中，一起识别了200多个蚂蚁物种，其中的10%都是第一次为科学界所知。

莫桑比克政府意识到了大型公园对旅游业和科学研究的价值，为其发展给予了鼓励和支持。政府的一大举措就是将戈龙戈萨山正式划归到公园之内，由此拯救了乌莱玛湖（Lake Urema）冲积平原的季节性循环，同时也保证了当地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的水源供应。规划阶段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帮助公园周边的村庄提升农业水平，协助设立委员会，保护当地居民的权利和公园野生动物的安全。关于此项大规模保护活动，相关人员已经通过文字的形式对理论和前景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与分析。我很高兴能看到这样的项目真正落实。

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生物多样性复原工作依然存在着“基线”这个棘手的问题。随着时间的变化，上千年、上百年，甚至是短短10年，自然生态系统都会有所不同。构成生态系统的物种的基因会发生变化，经过几万年或几十万年的变迁，甚至会变成另一个物种。某些类型的植物，只要两个物种发生杂交，就会立刻形成新物种。杂交过程中，杂交物种的染色体会翻倍，甚至只是其中一个物种染色体翻倍，就会产生新的物种。这样来看，问题就来了：从事生物多样性复原工作的研究人员的干预行为应追溯到多久之前？

基线问题表面看起来根本无从下手，也因此被人类世倡导者作为接纳动植物种群贫瘠现状的借口。而入侵物种无孔不入的现状，也被他们视作是构成了“新型生态系统”。用这样的借口降低标准是无知和草率的表现，无法让人接受。事实上，基线问题之中的每一个谜题都可以，也应该在物种层面上进行分析，并置于动植物种群的组成结构之中来看，在历史的长河中向前追溯，直至找到那些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间点。

关键时间点是指因人类活动而造成的第一次大规模变化，在此之前存在着某个物种的组成结构。科学家会通过化石和目前能找到的相关证据确定基线，并据此进行测试。对于戈龙戈萨国家公园来说，基线所处时期是新石器时代人类从西非来到此地之前的更新世晚期。而美国墨西哥湾地区的基线或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初，或是后来对长叶松这种草原重点植物的清野式砍伐。

基线问题需要在诸多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其中一个成功案例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美国太平洋沿岸海带林的复原。当地的海狸因皮毛交易而濒临灭绝，而海狸的捕猎对象海胆则借机大肆繁殖，将海带林扫荡一空，将栖息地变成了“海狸荒地”。后来，海狸得到了保护，种群数量恢复到了最初的水平，海带林也跟着复苏，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以海带林为家园的海洋物种。另一个极端，也是一个难度大得多的挑战，是爱尔兰原始森林的复原。10个世纪以前，这片原始森林惨遭破坏，如今剩下的只有支离破碎的地块，其中最著名的生态系统就是泥炭沼泽。

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基线问题不是仅仅针对复原工作而言的，而是一系列令人心驰神往的挑战。这些挑战需要生物多样性、古生物学和生态学的合力才能应对。随着全世界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逐渐成为科研教育中心，这些挑战也将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