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的勃发期

三、21世纪以来：对话的勃发期

新世纪以来，中国以更加开明、开放、透明、合作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虽然国际上不乏“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但中国承担大国责任和建设和谐世界的努力，正愈益受到世界的肯定和认同。在哲学对话领域，西方学界更加重视中国的声音，中国学界也愈加自信和清醒，积极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作用，将反思和建构工作推向深入。

（一）对话形式

相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新世纪以来的中外哲学对话在规模、数量和参与主体的多样性、质量等方面都得到了显著提高。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邀请重量级外国哲学家访华、举办大型国际性会议和创立各种国际性高级研讨班等方面。

1.邀请一批重量级哲学家访华

2001年4月，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教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邀请访问中国，并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学术演讲。

2001年9月，德里达应邀访问北京大学，并作了题为《宽恕》的学术演讲。

2004年6月至7月，美国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教授来华访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南开大学哲学系、黑龙江大学、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哲学系等10家学术单位的组织协调下，罗蒂共发表了6次演讲，进行了10余场讨论，并在华东师范大学出席了题为“罗蒂、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2.举办大型国际性会议

2001年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在北京举行，与会的300多位学者分别来自祖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以及美国、英国、德国、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是历届出席会议人数最多的一次。学者们就中国哲学的特点及其普遍价值，儒、道、佛、墨、易学哲学的原创性贡献及其现代意义，经典与诠释，世界伦理与生态伦理，中外哲学比较与会通，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反思，21世纪中国哲学走向，文明对话与文明冲突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2004年8月，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为主题的首届北京论坛在北京举行。该论坛是以学术和文化为中心的大型国际性学术论坛，由北京市政府、北京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策划，北京大学主办，设有哲学、历史和文学等14个分论坛。

2004年11月，“哲学节在中国·2004”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世界性的“哲学节”活动。本次哲学节的宗旨是让哲学走近大众，走进生活，让中国的哲学走向世界。

2004年12月，国际易学论坛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该论坛由中国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委员会、国际易学联合会和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联合创办。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南京、安阳、澳门、哈尔滨已成功举办四次规模宏大的世界易经大会。

3.创立各种国际性高级研讨班

2003年成立了中德医学伦理学教学研修班，2005年成立了中美欧暑期宗教学高级研讨班、国际犹太研究暑期学校、中美生物医学和卫生研究伦理高级研修培训班，2008年成立了清华大学—匹兹堡大学科学哲学暑假学院等。这些高级研讨班的成立使得对话可以在更专业、更深入的层面上进行。

4.踊跃参加世界性的学术会议

2008年的第二十二届世界哲学大会，国内共有100多位学者参加，为中国参加历届世界哲学大会之最。代表范围之广也是历年之最，不仅有来自国内高校哲学院系和科研单位哲学所的专业人员，还有来自非哲学专业的高校教师以及一般的哲学研究者。他们广泛地参加了所有全体会议以及各场分组会议，并在许多分组会议上发言。

此外，国内举办的较大规模国际学术会议在数量上也有巨大提升。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至2008年，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共有107次左右，年平均12次，远远超过20世纪90年代的三四次。

以上种种现象表明，国内学界在中外对话中的投入力度愈发突出，主动性和自主性方面有了很大提高，国内机构之间的协作在国际对话中得到了加强，国内学界的声音在世界上也愈发具有号召力。

（二）对话中的彼此认知和自我认知

新世纪以来的中外哲学对话几乎涉及哲学所有领域的方方面面。仅就国内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而言，就涉及诸如儒释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法国哲学、分析哲学、美学、政治哲学、法哲学、伦理学等。其中，原来相对较为沉寂的领域也崭露头角，开始在国内积极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如2000年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1世纪”、2002年举办的“美学与文化：东方和西方”等。同时，对话也逐步向边缘扩展，如原来较少关注的犹太哲学等。

除了在领域方面的周遍，对话也向诸领域的细部深入，并在诸领域之间的交叉和比较中得到更充分的拓展。比如，国内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逐渐深入到对某些重要哲学家的探讨，如康德、阿多诺、萨特、维特根斯坦、杜威等。而且，还专门就某个专题、某些理论家的某方面理论或某部著作展开探讨，如政治哲学中的“民主”、康德的道德哲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就领域之间的交叉和比较而言，也有众多的国际会议在国内召开，如“哲学和认知科学”、“符号学和人文科学”“跨宗教对话——儒教、犹太教、基督教”等。

对话也更讲究世界性和时代性。如国内举办了“全球对话中的中国文化”、“宗教对话与和谐世界”、“中西文化哲学会通”、“环境伦理学”、“美与当代生活方式”、“政治与伦理——应用政治学的视角”等国际学术会议。

在全球哲学对话中，中国学者的声音愈发受到重视，愈发具有国际影响力。以最具代表性的世界哲学大会为例：在2008年第二十二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谢地坤当选为新的执委会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童世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王延光在全体大会上发言。大会也首次采用中文作为会议的正式工作语言。此外，大会还专门组织了两场关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小组会议，来自中国、美国、希腊、加拿大等国家的哲学家共同讨论当代中国哲学问题，指出中国哲学将会为世界哲学作出更大贡献。又如，2004年第一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举行，而北京也于2005年举办了“国际中国学研究方法论之建构研讨会”。“中国学”构想最初来源于日本爱知大学加加美光行，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水平已与国际接轨，但国际上对于当代中国学术的评价体系仍以欧美标准为主，因此有必要创立跨国界的较为客观的中国学术评价平台和“中国学”学派。此外，中国学者的许多成果也走向世界，被世界所承认，如克鲁维尔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了倪梁康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存在信仰》一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余纪元的《德性之境——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一书等。这都表明，在国际哲学舞台上，中国学界的地位正逐步上升，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由于学科建制的关系，国内学者参与的对话大部分上是在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三大领域的分野中进行的。随着对话的深入，这三大领域显示出了不同的面貌。

1.对话中的中国哲学：自信和自省

在关于中国哲学的对话中，儒学依然是讨论的中心。它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儒学和现代性”的讨论，关注传统儒学与现代人权的融合和重构。如2000年的“儒家传统与人权·民主思想”和2001年的“全球对话中的中国文化”等国际会议都对此问题展开了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关于儒学的讨论逐渐被纳入到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性语境中。如在2001年的“全球对话中的中国文化”国际会议中，讨论了儒家伦理和普遍伦理的关系，既确认了全球化的多样性，也确认了其统一性。在2001年的“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和2005的“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儒学怎样走向世界和重建的问题也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在全球对话中，儒学获得了更多自信，国内外学者积极展望了儒学的未来。在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刘文英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古老的中国哲学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将对中国现代文明和世界现代文明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在2001年的“全球对话中的中国文化”国际会议上，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哲学中的“家”哲学可以改造西方的“个人—社会”模式，是对世界未来的重要贡献。在2003年在瑞典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华裔哲学家成中英认为目前有3个中心对全球伦理的形成具有资源性和指导性，即欧洲中心、美国中心和中国中心；并且，通过孟荀学派的协作能产生出一个具体且普遍的伦理学说和伦理实践。在2008年举行的“国际儒学论坛”上，学者们广泛讨论了仁爱之道在当代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出，比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21世纪的儒学对话被寄予了更多期望，在发挥或重建儒学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主张。

有些学者也对儒学研究乃至中国哲学研究作了自省和批评。在2003年瑞典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有学者认为，仿照西方哲学建立的中国哲学形态至今也没有完全稳固下来。在2005年“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批评当今的儒学研究和推广只是在小圈子内进行，缺乏一套实践操作的方法，难以在现实和学术层面产生广泛影响。在2006年“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王树人指出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和中国哲学界的失语。而与此相关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持续讨论，则既是中国哲学界的一次大反思，也是中西哲学对话不断深入的一个成果和总结。它既凸显了中西哲学的差异，也指出了进一步沟通、融合的必要。

2.对话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起步和摸索

在21世纪以来的对话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先的沉寂局面得到很大改观。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相继在国内举行，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当代西方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等。

通过举办和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会议，国内学者逐渐认识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变化和新发展。比如，随着西方某些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球推行，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对新帝国现象、资本全球化、后共产主义、社会正义、话语霸权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诸如马克思学、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不同派别或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又如，围绕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的编辑出版工作，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多次召开了文献研究讨论会，这对于在发生学的意义上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它破除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固定化和全盘真理化的偏见，使得国内学界能以更为审慎的态度回到相关文本。

参与对话的国内学者注意到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更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如在2000年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和2004年的“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上，国内学者近距离地观察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除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所讨论的问题更多的是时代问题和现实问题。同时，国内研究者也更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如除了对英美法德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左倾理论家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国内学者对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则比较缺乏了解^[101]。

在国际对话中，西方学者也开始逐渐关注和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如在2000年第四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大会主持人为中国代表团安排了3场专题报告会，主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历史、新近发展和社会功能”。在2007年第五届国际马克思大会上，设立了中国专场，大部分与会者密切关注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现状，对一些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质疑，如私有制企业和所有制关系、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会的作用等问题。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已经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重点关注对象。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眼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不同形象。如在2005年美国激进哲学年会上，几种观点针锋相对。有学者持悲观态度，认为随着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已失去其可能的未来向度；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的幌子下，资本主义的深度渗入使得社会主义名存实亡；也有外国学者认为，社会主义除了苏东模式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模式外，还可有多种形态；中国当下的实践是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的自我更新，在整个世界陷入资本主义之际给人类保留了一线希望。又如，在2007年第五届国际马克思大会上，阿明指出，中国属于后发展国家，已经不代表最受压迫和剥削的南方贫穷国家利益；豪格则认为，中国过多考虑现实利益，缺乏理念。这些差别较大的看法，无论是否客观，对于国内学者而言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借鉴作用。

通过互相对话，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达成了部分共识和一致。比如，在200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达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一贯性和形态多样性的共识，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世纪的生长点进行了探讨和展望。

正如改革开放实践处于摸索中一样，对话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正处于不断的摸索之中。

3.对话中的西方哲学：接受和敞开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西方哲学的对话也是一个持续扩大和深入的过程，但比起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情形要复杂得多。从古希腊哲学到后现代哲学，从一般意义上的德国哲学到康德的道德哲学，从主流到非主流，从纯粹的西方哲学到与中国哲学、文化的比较和沟通，从单纯的比较沟通到对比较沟通本身的反思等，西方哲学的影子无处不在，层层叠叠，难以捉摸。对此，我们姑且通过一个案例来试作描述和分析。

2008年9月，“批判的向度：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法兰克福大学召开。它第一次对中国学者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成果进行鸟瞰，并为来自德、中、美、日、韩、匈等国的40多位报告人与120多位听众提供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

其间，有对中国学者研究位置的质疑，如A.霍耐特指出，在法兰克福学派核心圈变小了的世界图景中，中国能否找到自己的位置是成问题的，尽管魏特夫格尔这些边缘人物致力于包容亚洲，但并没有取得长期的成功。

有对法兰克福学派本身及其运用的质疑。如F.何乏笔认为批判理论缺乏“跨文化视角”，尚不能确定能够发展成为全球的现代性理论。

有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被接受”方式的分析。如M.米勒认为，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国际接受语境中，比较的过程与误解、出乎意料的阐释联系在一起。阿梅隆指出，通过在其他文化圈的移植，批判理论延伸至完全的“误解”，从这个误解中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理论。J.科尔兹则认为中国对西方哲学的接受图式100年来恒定不变，都是“洋为中用”，法兰克福学派也以此图式进入中国。

有对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接受史及现实意义的讨论。如王风才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接受史揭示了它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意义，并且还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王才勇从个案出发，扼要重述了本雅明在中国的接受过程，讨论了本雅明在中国的现实性。傅永军则指出，批判理论的批判潜能可以被应用于个体化重建中。

也有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进行整合。如童世骏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理论进行整合，试图论证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哈贝马斯提倡的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平衡。

也有学者，如狄安涅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虽有理论上的转化，但在实践转化方面却一直缺乏^[102]。

通过以上林林总总的看法，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西方哲学在中外对话中的多重角色。其一是西方哲学可疑的普适性身份；其二是西方哲学在接受前后的巨大差异；其三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被运用和被整合处境；其四是西方哲学在实践方面的弱势。所有这些角色汇集在一起，西方哲学便呈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面貌。

由于不像中国传统哲学那样有漫长的历史沉淀作为支撑，也不像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有强力的现实实践作为支撑，对话中的西方哲学只能期待于一种自我肯定的普遍性力量来实现自己。不过，单纯自我肯定的普遍性不一定是真正的普遍性，真正的普遍性必须经过他者的承认，经过自我和他者的互相承认，它还必须能和特殊的水土相融合，经受历史的考验。显然，对于这样的普遍性要求而言，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哲学的对话史还太短，西学东渐的历史也还太短。于是，怀疑西方哲学的普遍性、质疑中国学者的研究位置和书斋式的西方哲学研究等互相反对或游离的现象的出现实属自然。无疑，经历过对话的西方哲学已经部分地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甚至也部分地改变了对话的话语和模式。但是，充分的对话毕竟要向原先的生活世界返回，要向共同世界敞开。所以目前这一时刻是一个多重性时刻，是分裂和统一、误解和创新、承认和返本的时刻。在这一意义上，对话中的西方哲学所展现的多重处境恰恰是其本来面目的写照。

可见，在对话相对集中和深入的三大领域，对话展示出其差异性和统一性的面目。在中国哲学领域，对话主要集中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世界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既面临着义理层面的重新阐发，也面临着实践层面重回生活世界的紧要任务；既有使传统焕发新生的艰辛探索，也有走向世界、重塑辉煌的抱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对话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和现实实践的关系。其中既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迫切性，也涉及马克思主义与全球语境的密切关联。在西方哲学领域，既有对普遍性理念或原则的肯定，也有对特殊性东西的偏好；既面临着对不同层次的普遍性东西的寻求和鉴别，也面临着将普遍性东西切身化、纳入生活世界的艰苦努力。从中我们也能看出：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西方哲学，都面临着全球化时代的共同语境，都面临着本土性、世界性和当下性的严峻挑战。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互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西、马的对话整体。

总体而言，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起步和90年代的酝酿，新世纪以来的中外哲学对话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对话几乎遍及所有领域，不仅深入到各领域内部，而且在各领域之间也不断拓展着对话空间。通过持续的对话，对话各方消除了许多隔膜和偏见，增加了尊重和学习。立足于当前全球化的复杂图景，对话各方更有必要共同面对某些普遍任务和问题，提倡协作和平等，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彼此文化的特殊性和多元性，提倡包容和借鉴。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哲学对话史，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秉着尊重他者、平等合作的原则，对话将有助于中外学术、思想的繁荣，也将有助于造就一个和谐发展、生机盎然的共同世界。

【注释】

[1]华岗：《唯物辩证法的历史根源和意义》，《文史哲》1954年第1期。

[2]有关这场论争的详情，参见肖东波：《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1949—1956）》，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158页。

[3]李泽厚所讲的一段话颇能反映出当时一些喜好独立钻研的大学生对苏式教科书体系的感触：“他们经常把黑格尔骂一通，又讲不出什么道理，我当时想，这和马克思列宁讲的并不一致，当时翻译了不少苏联人写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但是我翻读了几本之后就不再看了。现在看起来，我在大学占便宜的是学习了马列的原著，不是读别人转述的材料”（李泽厚：《读书与写文章》，《书林》杂志1981年第5期）。汤一介也曾谈到，苏式教条主义，“紧紧缠绕着我们的头脑至少三十年”，使他“抛掉了（当一名）哲学家的梦想”（参见《自由是一种创造力——汤一介访谈录》，《文汇报》，2009年12月7日。

[4]赵纪彬：《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系和内容问题》，《哲学研究》1956年第3期。

[5]任俊明主编：《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50年》，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6]例如，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份文件（1954第34期《宣教动态》）介绍了苏共十九大反教条主义的情况。其中谈到，在宣传中要多提群众的功绩和党的领导，过去往往提斯大林比提列宁还要多，现在要特别强调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在理论上要反教条主义，反对离开具体环境和条件来解释马列原理、把对马列理论生动而有内容的解释化为晦涩难懂的公式、把辅导政治学习的工作归为抽象地解释一些名词术语，滥出许多注释性的解释马列经典著作的小册子等。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85页注释部分。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4页。

[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195页。

[9]《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1988年版，第505、507页。

[10]引自卢国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81页。

[11]参见高清海、邹化政、刘丹岩等在《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以及胡庆钧：《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新建设》1957年第7期）、李成奚：《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月刊》1960年第10期）、胡素梅：《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几个问题的简介》（《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5期）、图加林诺夫：《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思想体系》（《学习译丛》1958年第4期）、格列则尔曼：《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问题》（《学术译丛》1960年第4期）等人的相关文章。

[12]参见《江淮月刊》1963年第3、4、8期皖春、李学昆、柯研、蒋冰海等人发表的《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等文。

[13]参见《学术月刊》1957年第3、6期胡曲园、舒炜光发表的《对立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论对立的统一即矛盾——兼评胡曲园“对立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等文。

[14]参见石训：《关于“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的问题的讨论》（《新建设》1960年第10—11期）、林京耀：《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光明日报》1960年11月18日）、周尚文：《斗争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林京耀同志商榷》（《光明日报》1960年12月17日）等文。

[15]引自陶德麟、何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81、698页。

[16]例如，他们认为，李达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已反映出中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已有相当系统的研究。在这本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著作中，李达不仅研讨了《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原著，还分析了1932年才首次在苏联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这类研究出现在斯大林那本著作的发表之前。毛泽东写作《实践论》，无疑受到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洛科夫等人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上册）等教科书的影响，然而《实践论》反映出的正是毛泽东围绕中国问题把外来哲学加以咀嚼、消化，使之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征方面作出的努力。见上引书相关章节。

[17]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32页。

[1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6页。

[19]黎澍：《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引自赵平之主编：《清除封建主义、小生产思想》，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20]王贵秀、张显扬：《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暴力》，《东岳论丛》1980年第1期。

[21]李洪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猫》，《新时期》1981年第1期。

[22]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和探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

[23]我国学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联系现行哲学教科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对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作过一次比较充分的讨论。当时对其错误所作的几点结论是：此书割裂了理论与方法的统一；对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辩证法的核心和基本内容未作全面阐述；摒弃了否定之否定规律；未说明认识的辩证过程以及实践对于认识的作用；未阐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等。详见许锡辉：《谈谈哲学的体系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薛志贤：《对改革现行哲学体系的意见》（《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薛文华、李树申：《全面评价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吉林师大学报》1980年第1期）等文。

[24]参见姚海：《必须重新评价斯大林模式》（《探索与争鸣》1988年第3期）、张广照：《斯大林——在中国舞台上从未出场的主角》（《经济学周报》1988年8月7日）、王志平：《斯大林理论模式是我国改革的最大阻力》（《社会科学报》1988年第4期）等文。

[25]《中国哲学年鉴（198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页。

[26]陈筠泉：《近年来苏联哲学研究中提出的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陈筠泉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27]参见《冯契文集》第2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28]曹长盛、张捷、樊建新主编：《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3页。

[29]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9页。

[30]例如，在1966年布达佩斯召开的东欧和苏联哲学及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代表第四次例会上，苏联哲学家米丁、奥伊则尔曼所作的报告对东欧哲学家提出的一些观点作出了呼应，其中讲道，“当我们讲人的社会本性时，我们完全不抹煞人的人本学性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所体现的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说的某个个别部分的内容，它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部内容。人的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中心问题。”引自贾泽林等编译：《苏联哲学纪事（1953—1976）》，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08页。

[31]本文第四部分有关内容的撰写参考了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奚洁人、余源培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卷》、尹继佐、高瑞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哲学年鉴》等书中的资料，特此致谢。

[32]王肇新：《综合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文史哲》1954年第3期。

[33]由罗森塔尔、尤金合编的《简明哲学辞典》（1954年第4次修订版）据此还曾提出这样的看法，毛泽东的《矛盾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参见《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尤金”条。

[34]有关情况可参阅李滨《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一文，参见沈志华、李滨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7—64页。

[35]艾思奇在他撰写的《1953年下学期工作总结》的第三部分中谈到了这些内容，参见卢国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6—498页。

[36]详情见上引李滨的文章。

[37]《讨论日丹诺夫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西方哲学史的讲话》，《新建设》1950年第1期。

[38]贺麟对日丹诺夫的讲话就持怀疑态度，认为把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都当作政治上的敌人来处理的办法，既不辩证也不唯物。“所谓不够辩证，是说把唯物、唯心两者之间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绝对对立，没有相互联系，相互沟通的关系；所谓不够唯物，是说没有仔细地了解敌情，没有好好掌握材料和事实。”（贺麟：《关于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23页。

[39]冯友兰1949年10月就给毛泽东写信，“大意思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正错误，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很快就回了信：“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的态度为宜，此覆。毛泽东，十月十三日。”（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35页）；另参见冯友兰：《批判我底“抽象继承法”》，《哲学研究》1958年第5期。

[40]任继愈：《非学术访谈——实说冯友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政治压力的说法，认为知识分子是真心诚意接受思想改造的。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实有其内在的撼人力量，另一方面则也点出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实有某种“内在亲和性”。参见甘阳：《纪念洪谦先生和北大外哲所》。

[41]张汝伦：《哲学如斯——追念洪谦先生》，《读书》1993年第1期。

[42]韩林合：《洪谦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3]舍尔森克：《美国资产阶级哲学是战争和侵略的哲学》，《学习译丛》1955年第5期。

[44]同上。

[45]威尔斯：《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37—238页。

[46]杨寿堪：《实用主义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143页，略有改动。

[47]李达：《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哲学研究》1955年第4期。

[48]艾思奇：《实用主义——反科学的主观唯心论的方法论》，《哲学研究》1955年第1期；马特：《实用主义——最陈腐最反动的主观唯心论》，《哲学研究》1955年第1期；唐钺：《对詹姆士彻底经验论的批判》，《哲学研究》1956年第5期。

[49]杨钟健：《实用主义的生物学上的根据到底是什么》，《哲学研究》1955年第1期；金岳霖：《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的世界观》，《哲学研究》1955年第2期。

[50]陈元晖：《实用主义真理论》，《哲学研究》1963年第3期。

[51]余英时：《胡适研究今日为何成显学》，《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4日。

[52]刘放桐：《实用主义真理论批判》，《复旦学报》1978年第2期。

[53]冯景源：《实用主义是四人帮的行动哲学》，《光明日报》，1978年10月19日。

[54]贺麟：《实用主义是导致折衷主义和诡辩论的思想根源》，《学术研究》1980年第3期。

[55]黄枬森：《回顾（哲学）专刊的早起工作》，《光明日报四十年》，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92—93页。

[56]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5页。

[57]《新建设》编辑部：《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新建设》，1961年第1期。

[58]近十余年来，以“西方哲学东渐”为主题的系列专著已出版多部。例如：黄见德所著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问题》、《西方哲学东渐史》；汤一介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则对“实用主义”、“实在论”、“康德黑格尔哲学”、“分析哲学”、“现象学”、“唯意志论”、“基督教哲学”、“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和影响作了专题论述。

[59]在会议收到的45篇论文中，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20篇、现代西方哲学5篇、古代哲学10篇、西方哲学史方法论以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共10篇。

[60]参见蒙登进：《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在安徽芜湖市召开》，《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

[61]参见蒙登进：《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在安徽芜湖市召开》，《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

[62]参见周国平：《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在太原举行》，《哲学研究》1980年第1期。

[63]参见苏国勋：《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在太原举行》，《哲学动态》1979年第12期。

[64]如1980年召开的“德国古典哲学研讨会”、“现代西方哲学中人的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研讨会”，1981年召开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暨黑格尔逝世150周年纪念会”，1982年召开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讨论会”，等等。

[65]“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国内的西方哲学经典著作翻译已有一定的积累，据统计，译著总数达到129种。参见陈应年、陈兆福：《20世纪西方哲学理论东渐述要（下）》，《哲学译丛》2001年第2期。

[66]详细书目统计，参见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下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8、1248—1249页。

[67]参见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下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9—1070页。

[68]参见张祥龙、杜小真、黄应全：《现象学思潮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36页。

[69]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70]参见黄颂杰：《多维视角下的西方哲学研究》，《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6期。

[71]参见王家柏：《存在主义在日本》，《延边大学学报》1982年第S1期；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第十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72]参见《存在主义哲学》，第643页。

[73]参见《存在主义哲学》，第647页。

[74]同上。

[75]《如净和尚到道元禅师——从中国禅到日本禅》。

[76]书前，叶秀山语。

[77]《战后日本哲学思想史》结语“走向21世纪的日本哲学”。

[78]网刊《日本哲学思想读书会通讯》创刊辞“必须重视日本哲学研究”，2002年。

[79]参见《中国哲学年鉴》（以下简称《年鉴》）1985年第399—400页，1986年第388—390页，1986年第395—398页等。

[80]参见《中国哲学年鉴》1986年，第388—390页。

[81]参见《中国哲学年鉴》1987年，第428—429页。

[82]参见《中国哲学年鉴》1989年，第422页。

[83]参见《中国哲学年鉴》1984年，第483页。

[84]参见《中国哲学年鉴》1985年，第411页。

[85]参见《中国哲学年鉴》1985年，第410页。

[86]《中国哲学年鉴》1987年，第436页。

[87]参见《中国哲学年鉴》1987年，第436—441页。

[88]《中国哲学年鉴》1984年，第487页。

[89]参见《中国哲学年鉴》1986年，第383页。

[90]参见《中国哲学年鉴》1983年，第451页。

[91]《中国哲学年鉴》1983年，第455页。

[92]参见《中国哲学年鉴》1985年，第413—414页。

[93]该项目最终在2005年以丛书的形式在国内出版。

[94]《中国哲学年鉴》1995年，第318页。

[95]《中国哲学年鉴》1996年，第320页。

[96]《中国哲学年鉴》1993年，第321—323页。

[97]参见《中国哲学年鉴》1994年，第327页。

[98]《中国哲学年鉴》1995年，第318页。

[99]参见《中国哲学年鉴》1998年，第279页。

[100]《中国哲学年鉴》1999年，第286页。

[101]参见《中国哲学年鉴》2001年，第287—291页。

[102]以上参见《哲学动态》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