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的初生期

一、20世纪80年代：对话的初生期

（一）对话的形式初备

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80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后，发展问题成为首要问题。发达国家也面临着继续发展的问题，如果发展中国家得不到适当发展，发达国家的繁荣也不可能长期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成为整个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国际形势也由此从紧张趋向缓和，从对抗走向对话。

在此背景下，中国主张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诸领域的广泛合作，通过对话改善南北关系，缩小南北差距，加强南南合作。借此，哲学领域的对话也逐渐得以展开，其中既有外国学者来访，也有国内学者出访；既有以个体的身份，也有以团体的身份对话；既有以讲学或访学的方式，也有以举办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方式对话。以下是一些重要事件：

1979年5月，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里教授访华，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进行了座谈。这是外籍学者在改革开放后首次访华。

1979年8月，洪谦应邀参加在奥地利举行的第四届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这是国内学者首次参加国际哲学会议。

1980年1月至4月，任继愈在多伦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和道教两门课程。这是国内学者首次出国讲学。1981年4月，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亨普尔应邀来华讲学。这是外籍学者首次来华讲学。

1979年6月，以冯至为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西德考察访问。这是国内哲学和社会科学界首次以代表团的身份出访。同年8月，以贺麟为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参加第十三届国际黑格尔大会。这是国内哲学界首次以代表团的身份参加国际哲学大会。

1979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研究所和美国肯尼迪学会代表团在北京联合举办学术报告会，主要涉及内容为伦理学、宗教学、法学和人口学。这是国内举办的首次哲学和社会科学国际学术会议，不过规模相对较小，参与主体比较单一。

在短短两三年间，对话的各种形式已经初备，只是规模和影响力比较小，不过这一情况在80年代中期得到较大改观。

1984年8月，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应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题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及其社会主义》学术报告，近200名研究人员、教师和研究生参加。1985年6月，美国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教授也应邀访华。在此期间，他作了《非还原的物理主义》和《弗洛伊德和道德反省》两篇学术演讲，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师生进行了学术交流。

之后，国内还举办了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1987年8月31日至9月4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和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在山东曲阜联合举办了“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中、新、日、美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130余名学者出席此次会议。同年，“周易”和“朱子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分别在济南和厦门召开。西方哲学方面的“国际波普尔哲学”讨论会同年也于武汉大学召开，英、意、加等外国学者均有参加。能举办如此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既体现了国内学界在对话中的主动性，也证明了这几个领域国内学者的研究实力。不过，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举办此类国际会议还是比较少的。据笔者统计，大约只有4次，其中1987年3次，1988年1次。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外哲学对话中，还有两件相对重要的事。其一是1983年8月以汝信为团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第一次参加世界哲学大会。由此开始，中国哲学渐渐走向世界舞台。其二是1987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英国皇家哲学所签订双边学术交流协议，该协议包括人员交流和共同举办中英暑期哲学学院。之后，中英暑期哲学学院在中外对话交流中一直延续至今，不断发展壮大，并被证明为一种相对成功的对话方式。

大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中外哲学对话，以个体身份的访学、讲学和参加国际会议为主；举办小规模的座谈会次之，其中双边的居多，多边的很少；在国内举办大规模国际会议则更少，且主要局限在中国传统哲学领域。中外哲学对话在形式上虽已初备，但参与主体的数量较少、多样性欠缺，领域也比较狭窄。

（二）对话中的彼此认知和自我认知

对话伊始，毕竟是陌生主体间的相遇，难免带有较强的单向度特征。如就讲学内容而言，外国学者来华讲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哲学、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等领域的西方哲学。同样，中国学者出国讲学的内容则主要是中国传统哲学。1980年任继愈在多伦多大学讲授的就是中国哲学史和道教两门课程。在一些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这种单向性虽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但并不明显。如在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中西哲学的比较工作虽已进行，但主要还是采取西方话语模式。又如1987年“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虽也涉及“儒学和现代性”问题，但主要讨论的还是儒学的核心、特点和演变等内部问题。由于对话呈现出较强的单向度特征，所以从对话各方的角度出发来展示“彼此认知”和“自我认知”是较为恰当的。

1.中国学者看西方

（1）了解到国外学术机构、制度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及其优越性。比如，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出访西德，主要考察了西德社会科学的研究情况，参观访问了西德的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收集了德国哲学等学科的研究资料。而许多访问学者或留学生则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国外大学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和考核等方面与国内大学的明显差异，普遍认为国外的某些制度安排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79]。

（2）所了解的国外学术研究现状差异各现，互相补充。比如，李忠尚在1980年至1984年留德期间，观察到德国古典哲学、海德格尔哲学、解释学和法兰克福学派具有较大影响力^[80]。而同时期的侯才则注意到德国哲学有向语言哲学转向的趋势^[81]。与上述两种见解相映成趣的是，在牛津访学的徐友渔认为英国哲学界并不存在热门或动向，哲学家们完全凭借自己的兴趣，“各自为政”地从事研究^[82]。

（3）对于西方学者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国学者的反应不尽相同，有中立的，也有怀疑和赞同的。如在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涂纪亮观察到了国外研究中国哲学中的两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二是从现代西方哲学（如解释学）出发来研究中国哲学^[83]。在多伦多大学访学的李醒尘则对西方学者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审核中国哲学的概念和理论提出质疑^[84]。其他学者也意识到用西方哲学的理论或方法来审核中国哲学的不合理性^[85]。

2.西方学者看中国

（1）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尊重和主张向中国学习。在中国首次参加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主办方特设了一个“中国哲学圆桌会议”，这在以往各届是没有的，其主题是“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的挑战”。此次会议上，加拿大高启教授指出：现在该是西方虚心向东方学习智慧的时候了。现象学会主席、女哲学家田缅聂卡则认为中国哲学至少在崇尚自然、体证生生和德性实践三方面值得西方学习，西方文化浮泛地向东方借一些东西来充门面是不行的。而在1988年第十八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汝信应邀作大会演讲；西方学者组织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理解”、“中国哲学、文化重新构造”圆桌会议；中方学者主办的“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意识形态”圆桌会议，也有不少西方哲学家参加。

（2）对中国学界的了解和批评。1984—1985年间在复旦有教学经历的鲍布·维尔首先指出了北美分析哲学界和中国学界在旨趣和研究方式的差异：前者更关注细致而抽象的理论，更强调方法；后者更关注一般观念和更具有社会意义的学说，更重视学派、思潮及其源流。他进而指出：“中国的哲学家们还难以领会西方哲学的分化和变化。……我惊奇地发现：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在中国占据着那样重要的地位，在北美，近30年来哲学家们已经越来越不热衷于研究这些学派了。”^[86]此外，他指出中国学界“理论思考不足，而折衷主义有余”；虽有许多会议和讨论，但主题过于专门化，不够多样性，讨论者也不善于通过辩论和批评交换思想；各个机构之间也很少交流^[87]。美国华裔学者陈荣捷在同期访问国内学界后则有观感：“论者每以西洋思想为标准，以之核我国之思想。同者则肯定之，异者则否定之。”^[88]可以看到，他们对国内学界某些特点的概括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而有些批评则更有警醒作用。

3.自我认知和展望

在中国传统哲学领域从事研究的学者，其自我认知差异较大。有的学者认为东方文明根本上优于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优势是暂时的，今后的世界必将受东方文明的支配^[89]。有的学者考虑的则是在东西方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哲学的应对。如在1987年“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部分与会者提出了不同于欧美现代化的东亚现代化模式，反对将儒学和现代化予以对立，提倡重新反思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在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华裔学者杜维明提出了建构中国哲学新体系的构想，香港中文大学的刘述先则讨论了东西方哲学怎样汇合的问题。

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学者更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如叶秀山通过在美研究经历认识到，中国在古希腊哲学的研究方面还是“相当落后”的^[90]。

也有学者展望了对话中哲学的前景。如薛华通过西德研究的经历认识到哲学发展的趋势是：“尽力摆脱学科局限性和进行国际合作。”^[91]伽达默尔曾在李幼蒸访德时表示了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并对解释学方法在中国古典哲学研究中可能具有的借鉴作用寄予希望^[92]。

在中外哲学对话交流中，也产生了一些初步成果。如1986年第八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得以在日本结集出版，蒙培元等16人的文章被收录其中。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中外哲学对话在形式上虽已初备，但是对话领域较为狭窄，内容方面也较单一。对话各方很少直接的思想交锋，国内学者虚心地聆听着西方哲学，而外国学者既表示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不乏对国内学界的负面评价。对话中比较活跃的是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学的对话，但更多地局限在中国大陆学者、港澳台及部分华裔哲学家等东亚文化圈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