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后世俗化”状况为哲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二、日常生活“后世俗化”状况为哲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一方面作为一种非反思的伴随性力量，直接参与到日常生活的演变中去，另一方面，与日常生活之间又具有一种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关系。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后世俗化”发展趋势，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既为当代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后世俗社会的精神需求为哲学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日常生活“后世俗化”趋势的潜滋暗长，整个国民生活中的“后世俗化”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累积。这种精神需求，一方面会引起国家层面的文化发展战略的调整，从而为哲学事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又会直接向哲学专业研究者寻求支持，从而促进哲学学术研究成果向日常生活的渗透和转化。

从前者来说，比如2000年文化部委托上海图书馆牵头编撰《中国家谱总目》（已经完成，于2009年7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年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启动，2007年底“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修订等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是由于日常生活中传统的“非世俗”因素积极推动的产物。^[79]

而同样与日常生活“后世俗化”趋势和人们精神文化需求日益高涨的巨大推动分不开是，党和国家针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调整和部署：

1.2000年上半年，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在200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内容作了深入阐发。指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80]。

2.2001年8月7日，江泽民于北戴河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2002年4月28日于中国人民大学提出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五个高度重视”，2002年7月16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重要地位和作用的“两个不可替代”^[81]。在这些重要讲话的基础上，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一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意见》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看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不但提出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目标和原则，还明确部署了“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积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和“造就一支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等重要发展战略。

3.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高度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同时，要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提出了“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的宏伟目标^[82]。

上述发展战略的调整和部署，对新时期哲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是国家和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撑显著增强^[83]，而且哲学研究者的社会地位和内心信念也得到了极大提升，无论是高校还是科研院所的哲学研究事业，都呈现了蒸蒸日上的繁荣局面。

可喜的是，日常生活“后世俗化”的发展趋势，不仅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党和国家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战略部署的调整，而且通过自下而上地向哲学寻求精神支持的方式，为新时期哲学事业的发展营造了极好的文化氛围，同时为哲学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后世俗化”社会的精神需求的日益高涨，哲学书籍、哲学课堂或哲学讲习班等传统媒介，成了这种精神需求寻求满足的重要方式之一。我们首先看了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书籍的“热销”景象。

从当当网（号称“全球最大的中文网上书店”）的年度畅销书排行榜来看，自2004年至2009年，年度排行榜的前10位大多为宗教、历史、文学、哲学等人文书籍所占据，其中进入过排行榜前5位的有《水煮三国》（成君忆）、《狼图腾》（姜戎）、《达·芬奇密码》（美·布朗，朱振武等译）、《李叔同说佛》、《品三国》（易中天）、《于丹〈论语〉心得》、《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小团圆》（张爱玲最神秘小说遗稿）等，唯一能够与这些书籍相抗衡的是《人体使用手册》（吴清忠）、《求医不如求己》（中里巴人）、《不生病的智慧》（马悦凌）等与其说是医疗书册不如说是东方养生哲学的少数几本“健康类”的书（发人深思的是，这些“健康类”书籍的畅销恰恰发生在对“中医”是“非科学”的指摘达到巅峰之后）。而在“哲学与宗教”的分类排行榜中，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钱穆的《论语新解》、《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何怀宏译），以及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谢宗林译）居然也先后和《李叔同说佛》、《于丹〈论语〉心得》等一同居于排行榜的前5位，其中《沉思录》甚至在2008年之后便超过了《于丹〈论语〉心得》以及易中天的新著《先秦诸子百家争鸣》^[84]。

与“哲学与宗教类”等人文图书热销相映衬的是，近年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掀起了一股“国学”、“西学”高级研修班的热潮。“国学班”和“西学班”最初都是由北京大学哲学学院发起创办的：“西学班”始创于2006年，“国学班”于2005年正式命名为“乾元国学教室”，其实际开办的时间还要早得多^[85]。在北京大学之后，清华、复旦、武大、浙大、人大等重点院校以及一些地方性综合大学都相继开办了类似性质的“高级研修班”。“研修班”一般学制为1年，每月集中上课3—4天，学杂费从最初的2万元左右发展到最近的4万元左右^[86]。由于招生对象的特殊性和巨额学杂费筑起的“高门槛”，外加上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高校对招生市场的争夺等原因，引发了社会上对“高级研修班”的一些“非议”。不过，从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从“办班”理念（主要以中西方人文“原典”为教授和研讨对象，目标是提升德行操守和精神境界，亦即由“术”、“技”而进乎“道”）还是从学员的“满意度”来看，还是比较成功的^[87]。

在我们看来，诸高校哲学学院主导的“高级研修班”热潮的出现，与当代中国日常生活领域的“后世俗化”发展趋势是密切相关的。它可以被视为民间涌动的“修谱”、“祭祖”和“读经”风潮在更高社会层面的延续和发展。因为从一个方面来说，形形色色的“高级研修班”的确是捕捉文化市场“商机”的产物，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商机”本身的出现和持续存在本身，恰恰就是日常生活“后世俗化”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表征。

不过，我们还应当看到，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后世俗化”的发展趋势对哲学事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绝不是仅限于让哲学书和哲学课堂也能够“畅销”起来。甚至更加重要的是，日常生活“后世俗化”发展趋势及其精神文化需求，使得“哲学”在网络这一新兴媒介中也蓬勃发展起来。并且，这些由一部分职业哲学工作者和广大哲学“爱好者”共同建构起来的诸多哲学网站、哲学主页和哲学博客等，不仅已经日益成为“后世俗”社会的精神需求向哲学寻求支持的重要方式和渠道，而且很可能成为中国哲学事业将来获得长足发展的有力支撑。

粗略来说，“哲学”类的网站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一些情形：（1）从网站的定位来看，有偏重资源类的如马克思主义文库，有偏重论坛类的如爱智论坛、中国思想论坛等，而绝大多数都兼有两种功能，有些还配备了强大的网盘检索功能，如国学数典论坛。（2）从学科分类来看，有国学的、西学的、马学的，还有一些“毛主义”的，其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是国学类的论坛，比较常见的有孔子2000、中国儒学网、简帛研究、中国孔子、老子讲堂、中国哲学网、易学研究中心、中华孔子、中华伦理学、中国哲学、原道、中国传统文化、老子文化网、孔子文化网等，而风格最殊异、观点最激烈的则是一些“毛主义”的网站，如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马克思主义评论网、新民在线、集体经济网、工人门户、少年中国等。（3）从各网站的经费资源来看，有纯官方的，主要是各大高校哲学院系和各科研院所哲学研究机构旗下的哲学网站，比较有名气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哲学门、爱智论坛、中国思想论坛、世界哲学论坛、思问哲学网、“贞元”哲学社区等；有半官方的，主要是一些受到学术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或哲学名人间接支持的网站，除了上述国学类论坛之外，还有“中国现象学网”、中国学术论坛、伦理学在线、逻辑中国、美学研究等；还有许多是纯民间性质的，如国学复兴网、国学龙腾论坛、国学数典论坛、爱如生论坛、读书中文网、中华易学论坛、书友之家、抚琴居国学导航、国风联盟、儒学联合论坛、汉典论坛、琴台论坛、钱氏藏书、人文小屋、大樗树下、燕来榭、韩山书院、儒藏论坛、国粹论坛等。

除了大型的网站和论坛之外，“哲学”在网络上的伸展空间还有个人主页或博客、“豆瓣”小组以及“百度”贴吧等形式。据不完全统计，新浪、网易、腾讯、搜狐等国内门户网站中迄今以“哲学”命名的博客或与“哲学”相关的博主数目分别为1 974、563、1 255、79（个），而这些博客中与“哲学”相关的博文数目分别为204 353 683、3 700 000、124 610、464（篇）。^[88]其中，在“新浪”落户的哲学界知名人物有周国平、徐友渔、何怀宏、何中华等，各有博文数百篇，每篇点击率从数千到数万不等。此外，在“豆瓣”中，除了以哲学家和重要哲学著作命名的小组之外，仅仅是以“哲学”冠名的小组就有360多个，而“百度”贴吧中，人气最旺的“哲学吧”始建于2004年，迄今共有主题数94 160个，帖子数1 395 013篇，哲学家（即注册用户）数3 732。^[89]

在上述众多的“哲学”网络空间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那些类似于“同仁刊物”性质的、纯粹由共同的兴趣和无偿的劳动支撑起来的“论坛”，从这些论坛的组建规模和所怀抱的学问理想，以及其成员身上体现出来的建设热情来看，绝不仅仅是一种满足民间“哲学”愿望和冲动的形式，而很可能孕育着中国哲学事业未来发展的大希望。

（二）后世俗化社会中哲学发展面临的挑战与使命

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后世俗化”趋势，不仅给哲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创造了种种有利条件，也赋予了哲学研究以新的使命和挑战。

使命和挑战的初始层面是，哲学作为事关终极关怀的人文科学或精神科学之一种，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后世俗化”精神需求方面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但恰恰在履行这种责任的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其他人文学术尤其是宗教的重要挑战。

上文我们提到，宗教信仰人数在总人口比例中的提高，以及信教群众内部社会结构变化以及宗教活动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是当前中国日常生活“后世俗化”的一个重要趋势和特征。而且，由于受全球化浪潮和市场经济流动性的影响，中国原来相对静态的宗教传播格局已被打破，“福音西进”、“耶佛共奉”、“伊教南下”、“藏密东渐”等现象引人注目，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当前国内宗教传播情势可谓“水银泻地，无孔不入”^[90]。

可以说，宗教凭借其感性的接引方式和直指人心的精神力量，无论是就受众的范围之广还是就接受者的情感“忠诚”程度而言，都比哲学有着极其显著的优势。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金泽、邱永辉主编的《中国宗教报告（2009）》中提到过一位小和尚的博客：“戒嗔的白粥馆”，自2007年06月13日开通以来，迄今为止点击率已超过3 000万人次，这样热度恐怕是任何哲学网站或哲学家的个人主页与博客永远无法企及的^[91]。尽管我们也看到，在日常生活“后世俗化”趋势的推动下，人们对哲学书籍和哲学课堂也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但人们对哲学的笃信和践行的深度也是无法望各大宗教之相背的。目前各大高校哲学系的本科专业，以及各科研院所哲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培养，招生时普遍存在“第一志愿”比例不高的现象就颇能说明问题。因此，有学者将当前人们与哲学的关系恰当地戏称为，“愿与哲学恋爱，却不愿与哲学结婚”。

除了宗教之外，其他非世俗化的传统文化样式以及像“超级女声”、“百家讲坛”和“士兵突击”等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后世俗化”因素的大众文化事件，它们的社会影响力也是正儿八经的哲学著述和哲学讲演无法比拟的。

不过，在我们看来，日常生活的“后世俗化”趋势给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带来的最严峻的挑战，尚不是与上述其他种种文化样式之间的“市场”竞争关系，而是包括哲学书籍和哲学课堂的“畅销”在内的整个所谓“后世俗化”趋势本身，对当代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而言，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就其尚未在哲学上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消化而言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就其作为一个关系到民族文化甚至人类社会前途命运的主题而言，同时又是哲学研究应当承担的时代“使命”，当然也因此可能是比哲学书籍和哲学课堂的一般“畅销”更难得的一个发展机遇。

应当说，随着日常生活“后世俗化”趋势的萌动和开展，当代中国哲学界已经作出了一些及时的反应和努力，取得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成绩。大体说来，这些及时的反应、努力和成绩也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积极投身于日常生活的“后世俗化”趋势，并试图从自身的思想立场出发为这种“趋势”奠定学术的基础；其二主要是抱着一种反思性和批评性的研究态度，努力从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现象出发来辨认和理解这种“趋势”。

从前者来说，首先要提及的是蒋庆和张祥龙两位先生。2004年，正当“读经”热风起云涌之时，以复兴“儒教”传统自任的蒋庆先生，花了两年时间编撰了一套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通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后立即遭到耶鲁大学历史系薛涌博土的激烈批评，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我们要不要读经”的从平面媒体到网络的大讨论。讨论话题的集中程度、参与人数之多和观点交锋之犀利，都是近期国内文化领域所罕见的。2004年也因此被学术界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2005年12月17日，蒋庆在“第一届中国儒教学术研讨会”上所作《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的发言更加引人关注，他提出的“儒教要重回国家文化权力中心”、“建议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要为儒教的有形无形遗产申请专利，并成立中国儒教协会为儒教维权”等主张，同样引来了众多批评之声，蒋庆本人也因此被媒体成为“狂儒”^[92]。

熟稔西学，在国内哲学界和思想界更具影响力的北京大学教授张祥龙，同样在为“重建儒教”做学术上的努力。早在2001年，张祥龙就煞费苦心地提出“成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建议”^[93]。蒋庆提出“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之后，张祥龙也做了积极的回应。张祥龙认为，将儒家视为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并且试图去建立儒教团体，会对儒家的事业带来危险；在今天的文化形势下，应当依照儒家或儒教的“人间生活化”和“亲子源头性”的特点来建构儒教；而这种建构的努力，如果仅仅是走上行路线（进入政治主流）和下行路线（进入民间），将是困难的或不够的，还需要考虑中行路线，即建立儒家特区，在文化多样的格局中让儒家的天然活力得以复苏^[94]。

无论蒋庆和张祥龙的主张是否可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的观点本身都有深厚的学养做基础，也的确代表了日常生活“后世俗化”大趋势下重建民族文化基础的一种努力方向。与他们相比，刘小枫则代表了“面相”相当不同的另一种努力方向。

刘小枫多才多产，大概是国内学术界粉丝最多的学者之一（粉丝们自称“枫叶”）。在学问重心上，刘小枫经历了从美学到基督教神学、社会理论，再到古典学等变化。这些变化既是他本人探究西学根源的一贯追求的结果，同时也是对国内日常生活和文化氛围变迁的一种敏锐反应。本世纪初，刘小枫从香港转到中山大学，正式揭起“经典与解释”的大旗，决意“重拾中西方古典学问坠绪”，理由是，“不仅因为现代性问题迫使学问回味古典智慧，更因为古典学问关乎亘古不移的人世问题”^[95]。迄今为止，除了早期试验性质的“西方思想家：经典与解释系列”（共14册）之外，已经形成“经典与解释辑刊”、“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和“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三大系列。其中，“经典与解释辑刊”已出版了30余册，“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上百种，“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数十种，另有大量的书籍已经入选编目和处于翻译出版的过程中。无疑，“经典与解释”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和出版界的知名品牌。并且，可以预见，“经典与解释”的学术工程肯定会比“重建儒教”的文化主张更具实效。

与蒋庆、张祥龙和刘小枫等积极投身其中不同，更多的学者对当前日常生活的“后世俗化”趋势抱持一种反思性和批评性的研究态度。黑龙江大学教授衣俊卿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童世骏是这一方面的突出代表。

衣俊卿在国内较早引介了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并长期致力于建立起一种中国语境中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他强调日常生活批判意义上的文化哲学不是一种部门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模式，是一种通过回归文化而真正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范式，因此，深化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推动理论范式从意识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范式转变。尽管衣俊卿已经鲜明地提出变革与重建中国传统日常生活的任务和思路，并且特别强调，他所追求的是作为“动词”和生存方式的哲学，因此坚定不移地拒斥纯粹理论哲学的抽象化和体系化特征，但自从1989年在《哲学动态》第4期发表的《日常生活批判刍议》一文起，到2005年主编国内学术界第一套“日常生活批判丛书”为止，其主要的用力方向仍然是为“日常生活批判”提供最基本的理论框架^[96]。

童世骏同样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日常生活文化批判有深入的研究，不过在注重文化理论的哲学思辨和范式建构的同时，特别注重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状况的实证研究。2003年起，童世骏以首席专家的身份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在做了充分的前期理论准备的基础上，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科研人员自2005年夏正式实施该大型社会调查，调查对象为16周岁及以上的中国人，调查随机抽取了分属20个省和直辖市的20个城市，全国有效样本为4 569个。《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报告于2007年完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

目前，以这一调研报告为基础的专著《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也于2009年9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来自不同学科的数十位学者通力合作，用实证调查、理论思辨、文本诠释和现象分析的方法，从心理生活、文化生活和心灵生活等角度出发，结合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社会生活状况，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状况和特征，进行了描述和解读。研究的结果表明，我们的时代是传统神圣价值受到严重挑战的时代，也是精神生活空间高度开放的时代；是精神生活越来越等同于文化消费的时代，也是人们越来越有条件过一种不受日常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拖累的精神生活的时代。

正是在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实证研究和对当代西方学者如哈贝马斯等人的“后世俗化”理论的批判借鉴的基础上，童世骏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引领日常生活“后世俗化”时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哲学任务，认为我们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中存在的危机和隐患，另一方面要采取积极措施提升和满足人们在世俗化和大众消费时代的精神需求，尤其要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在超越”观念的积极作用，用作为“非神圣化的神圣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来克服内在超越传统的内在弱点，实现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高水平协调发展。

除了上述或直接推动或批评性研究学术努力之外，中国哲学界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后世俗化”的发展趋势还有许多群体性的反应，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南京大学宗教系、复旦大学宗教系以及本硕连读“国学班”等传统非世俗精神因素研究与教育机构的成立和扩展；2005年以来，在著名学者甘阳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复旦、清华、北大、人大、中山等名校在全国陆续试行“超功利”的“通识教育”改革实践；旨在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和促进马中西等各种精神文化资源融合创新的“南北哲学论坛”、“中国文化论坛”、“开放时代论坛”、“全国中青年哲学家论坛”等各种高端学术论坛的蓬勃发展等等。总之，种种迹象都表明，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后世俗化”的发展趋势，已经在哲学研究者的学术活动中产生了越来越深刻和积极的影响。在理解和批判中引领这种趋势，也已经越来越成为哲学研究群体的一种自觉领会的时代使命。

【注释】

[1]金岳霖：《了解〈实践论〉的条件——自我批评之一》，《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5期。

[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4页。

[3]《人民日报》1954年12月31日。

[4]《文艺报》1955年第8号，第6页。

[5]《文艺报》1955年第8号，第8页。

[6]《文艺报》1955年第8号，第10页。

[7]《文艺报》1955年第9—10号，第56页。

[8]《文艺报》1955年第9—10号，第57页。

[9]《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0]《人民日报》，1966年3月29日。

[11]杨春贵主编：《中国哲学四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298。

[12]张春桥1972年在上海5703厂的讲话，转引自林韦、徐荇、苏沛编：《“四人帮”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13]转引自林韦、徐荇、苏沛编：《“四人帮”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14]杨春贵主编：《中国哲学四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253页。

[15]《人民日报》1966年12月17日。

[16]《人民日报》，1974年1月4日。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19]《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5页。

[20]《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2页。

[21]《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22]《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24]引自黄枬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

[27]张维迎：《为钱正名》，《中国青年报》，1983年8月20日。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144页。

[29]《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9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31]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33]《深圳公民的“公共预算之旅”》，《南方周末》，2007年11月2日。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0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72页。

[36]俞吾金：《走向边缘》，《散沙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7]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页。

[38]关于经济哲学学科性质和建制的讨论，主要文献可参阅：崔绪治等：《论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余源培等：《经济哲学刍议（五篇）》，《新华文摘》1997年第8期；陈新汉：《经济哲学不是什么和是什么》，《新华文摘》1997年第8期；钟国兴：《经济哲学的定位问题》，《光明日报》，1998年4月3日；曾祥云：《经济哲学：哲学与经济学的联盟——“全国经济哲学高级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蔡灿津：《论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东南学术》1998年第4期；余源培、赵修义、俞吾金、张军、程恩富、张雄和石磊：《关于经济哲学的笔谈》，《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陈章亮：《论哲学与经济学结盟的重大意义》，《新华文摘》1999年第2期；郑有胜：《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与主题》，《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1期；张雄：《经济哲学研究的图式》，《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袁经文：《经济哲学学科归属的误区》，《学术界》2001年第3期；余源培：《论经济哲学的学科性质和一般研究思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张雄：《西方近、现代经济哲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哲学动态》2003年第2期；宫敬才：《为什么要有经济哲学》，《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21日；刘敬鲁：《论经济哲学的部门学科性质》，《哲学动态》（转下页）①　（接上页）2002年第6期；徐树林：《给经济哲学一个说法》，《博览群书》2005年第1期；陈志生：《经济学学科性质的哲学思考》，《兰州学刊》2007年第4期；曾祥云：《论经济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宗鲁：《试论经济哲学研究的基本性质》，《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沈尚武：《经济哲学的内涵探析》，《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39]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40]Runde，J.and Mizuhara，S.（eds），The Philosophy of Keynes’s Economics：Probability，Uncertainty and Conven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8.

[41]艾佳慧：《知识的“能”与“不能”》，《读书》2007年第5期。

[42]张一兵：《科学、个人知识与意会认知》，载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代译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43]引自O’Donnell，R，M.，Keynes：Philosophy，Economics and Politic，Macmilla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9，p.172.

[44]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9—13页。

[45]刘国光：《真理越辩越明，事实越辩越清：读〈为谁作嫁？经济学、市场与改革〉》，《红旗文稿》2008年第23期。

[46]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47]引自刘景钊、金瑶梅：《综合、创造与启蒙——俞吾金教授访谈录》，《晋阳学刊》2009年第3期。

[48]贾庆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9年9月25日。

[49]参见童世骏：《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

[50]参见张雄、鲁品越主编：《中国经济哲学评论：2006资本哲学专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51]参见董必荣：《财富：社会存在本体论追问：全国财富哲学高级研讨会评述》，《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

[52]俞吾金：《对哲学危机的反思》，《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

[53]陈先达：《处在夹缝中的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54]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党的最高纲领与现阶段奋斗目标的统一点被这样明确地确定下来，这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十月革命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

[55]温家宝在2010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56]温家宝2010年3月1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答记者问。

[57]类似和相关的表达还包括“反世俗化”（anti‐secular）和“对抗世俗化”（counter‐secularizing），以及“消解世俗化”或“去世俗化”（desecularization）等。

[58]参见孙尚扬：《世俗化与去世俗化的对立与并存》，《哲学研究》2008年第7期；威廉·埃德加：《再神圣化与文化保守主义——世俗化的遗产》，赵林、邓守成主编：《启蒙与世俗化：东西方现代化历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陈村富：《世俗化、反世俗化与“消解世俗化”——评伯格的宗教复兴与政治伦理》，《浙江学刊》2001年第2期。

[59]参见童世骏：《“后世俗社会”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与宗教》，《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60]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政府白皮书《200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2004年3月30日。

[61]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62]以下概述除了具体注明了的出处之外，主要参考了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和贺彦凤：《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文化研究》第三章“当代中国宗教的现实呈现”第二节“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2007年度博士论文，收藏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63]舒景祥：《关于黑龙江省天主教、基督教概况及其教徒信仰趋向的调查分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第3期。

[64]参看卓新平：《全球化与当代宗教》，《世界宗教研究》2002第3期。

[65]参见曹红蓓：《家族意识的民间觉醒》，《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1月31日。

[66]参见IUD中国政务景气监测中心：《祭祖大典背后的经济账》，《领导决策信息》2008年第15期。

[67]引自IUD中国政务景气监测中心：《祭祖大典背后的经济账》，《领导决策信息》2008年第15期。

[68]参见段崇轩：《读经热的冷思考》，《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4日；王铭：《私塾与“读经”：争议中的教育角色》，《中国社会报》2005年02月22日第001版；袁新文：《解析“国学热”——读经何需着古装国学不必闭门讲》，《人民日报》2006年8月18日；高昌：《“读经热”中冷思考》，《人民日报》2006年8月4日；祝沛章：《对当前“读经运动”的思考》，《科教文汇》2007年1月刊（下）。

[69]参看朱大可等：《超级女声：一场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反动》，《新京报》，2005年8月20日；梁晓声等：《从“超女”现象看中国文化境况》，《中国教育报》，2006年1月21日；徐锐：《“超级女声”：全民娱乐的狂欢节——对“超级女声”的大众文化批判》，《采写编》2006年第1期。

[70]参看李曦：《电视娱乐节目新趋势———〈超级女声〉热播背后的启示》，《齐鲁艺苑（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胡非玄：《“超级女声”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几点突破》，《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余玉花：《偶像应具有的内质》，《道德与文明》2007年第3期。

[71]参见童世骏：《从文化、经济和社会背景看大众文化与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2007年第3期。

[72]对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陆晓禾以其卓识慧眼为梅侬的《聊赠一支春——李宇春麈谈》作跋，并联合上海市伦理学会，以《聊赠一支春》为基础发起了“娱乐经济、大众文化与伦理学”的研讨会，此后还帮助梅侬联系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把《聊赠一枝春》的稿费、版税收入以“李宇春麈谈助学金”的名义捐赠给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5所高校共52名少数民族大学生。参见朱贻庭等：《大众文化与伦理学研究笔谈》（《道德与文明》2007年第3期）以及顾逊理：《“李宇春麈谈助学金”在沪发放，受助学生向四川灾区捐款》（http://www.sass.stc.sh.cn/newsarticleshow.jsp?dinji+52＆sortid＝50＆id＝24416）。

[73]参见杨丽媪：《一个电视节目的品牌演变》，《商业文化》2006年第9期；葛维樱、浦树柔：《〈百家讲坛〉现象观察》，《瞭望》2007年第6期；安胜：《电视讲坛节目的大众文化解读》，《东南传播》2007年第5期。

[74]参见葛维樱、浦树柔：《〈百家讲坛〉现象观察》，《瞭望》2007年第6期；沙水清：《“易中天热”折射大众文化需求》，《解放日报》，2006年7月28日。

[75]参见南言、王钢：《〈士兵突击〉：收视率VS满意度》，《视听界》2008年第2期；《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研讨会纪要》，《中国电视》2007年第10期。

[76]《〈新周刊〉2007新锐榜：许三多成年度人物》，《广告大观：媒介版》2008年第1期。

[77]百度贴吧中的“士兵突击”吧，到2012年初主题数已经超过70 000个，帖子数超过800万，并且还在以每天数千份帖子的速度不断累加。《士兵突击》和“许三多”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参见http://tieba.baidu.com/士兵突击。

[78]赵玙：《〈士兵突击〉：浮华背后的心灵呼唤》，《光明日报》，2008年3月6日。

[79]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7/14/content_11708044.htm；http://www.gov.cn/zwgk/200712/16/content_835226.htm；http://www.ihchina.cn/inc/faguiwenjian.jsp。

[80]参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76页。

[81]参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0—496页。

[8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8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从2000年的4 950万元，到2008年增加至23 400万元，增幅高达472％，比同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1999年88 479.2亿元到2007年251 483.2亿元的增幅284％要高出1.66倍，国家层面对哲学社会科学支持力度的加强由此可见一斑。相关数据参见：http://www.npopss‐cn.gov.cn/institution/index.htm；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8/indexch.htm。

[84]参见http://bang.dangdang.com/book/bestSeller/All/01.28/Y2004.htm。

[85]参见周怀宗：《国学班每年宣传就花60万》，《华夏时报》2005年12月8日。

[86]参见北京大学国学类研修班2009下半年的招生简章：http://www.chinalearning.cn/bdkc/indtu.html？bdclkid＝8xtJp‐qTYNd5PxTvBOKoJ1RlFuiya65e3J。

[87]参见张梦：《天价“国学班”背后的浮躁》，《中国商报》，2007年7月10日；《企业家“国学班”引发社会各界热议》，《中国教育报》，2006年8月27日；徐志凤：《老板走进“天价国学班”》，《沪港经济》2006年10月号。

[88]参见：http://uni.sina.com.cn/c.php?k=%D5%DC%D1%A7＆ts=bauthor＆t=blog＆s=0＆page=3；http://blog.youdao.com/search?q=%E5%93%B2%E5% AD%A6＋site%3Ablog.163.com＆t=b＆keyfrom=blog.bar；http://tieba.baidu.com/f?ct=＆tn=＆rn=＆pn=＆lm=＆cm=0＆kw=%D5%DC%D1%A7＆rs2=0＆sc=＆un=＆rs1=＆rs5=＆sn=＆rs6=＆myselectvalue=1＆word=%D5%DC% D1%A7＆submit=%B0%D9%B6%C8%D2%BB%CF%C2＆tb=on；http://blog.soso.com/qz.q?sc=qz＆cid=＆ty=blog＆pid=qz.s.res＆st=r＆sd=＆op=blog.blog＆ie=utf‐8＆w=%E5%93%B2%E5%AD%A6%20site%3Aqzone.qq.com。

[89]参见：http://www.douban.com/group/search?q=%E5%93%B2%E5%AD%A6；http://tieba.baidu.com/f?ct=＆tn=＆rn=＆pn=＆lm=＆cm=0＆kw=%D5% DC%D1%A7＆rs2=0＆sc=＆un=＆rs1=＆rs5=＆sn=＆rs6=＆myselectvalue=1＆word=%D5%DC%D1%A7＆submit=%B0%D9%B6%C8%D2%BB%CF% C2＆tb=on。

[90]参见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91]参见http://user.qzone.qq.com/787129669。

[92]参见蒋庆：《以儒教回应西方挑战》，《社会科学报》，2006年2月23日；周怀宗：《蒋庆欲重建儒教遭批驳》，《华夏时报》，2005年12月19日；人民网评论部：《［文化人物］“狂人”蒋庆：重尊儒教 复兴中华》，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6103/46106/3969652.html。

[93]参见张祥龙：《给中国古代濒危文化一个避难所》，《现代教育报》，2001年7月20日。

[94]参见张祥龙：《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现代哲学》2007年第1期；《建立传统文化保护区》，《科学时报》，2007年9月18日。

[95]“经典与解释”辑刊第一辑《经典与解释的张力》的“题辞”，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另参见《天不丧斯文——“经典与解释”主编刘小枫访谈》，《南方周末》，2007年5月24日。

[96]参看衣俊卿、欣文：《日常生活批判：一种真正植根于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衣俊卿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6年第1期；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