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的“文化生命”观

第六章　牟宗三的“文化生命”观

牟宗三(1909—1995)是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作出巨大贡献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其哲学成就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发展的新水平，其影响力具有世界水平。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他立于现代角度，倡言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何为“第三期之发展”呢?用牟宗三的话来说，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尽管有着极高深的思想和形上原则，但又不仅仅表现为一思想一原则，而是始终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相连贯的。换句话说，儒学既以历史文化为其立言根据，又反过来为历史文化的现代发展所运用。问题是，自清兵入关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儒学遭到了前所未有之厄难，民族生命一直未能复其健康之本相。因此，按照牟宗三的观点，如想求得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前提就是立于现代而复兴儒学。

比之唐君毅，牟宗三对马克思主义误解更深，然即便如此，他亦肯认科学民主的先进性，以为正是“民主政体”的政治意识“开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意识”^[1]。同时，他也能充分理解：“经济是人之物质生活一面，故共产党主张唯物论亦易为一般浅近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出之于马克思口中的社会主义而益之以唯物论，则是以激荡人心，加重人之革命性。”^[2]正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他力主儒家当前的使命即“开新外王”(儒家内圣外王之学，内圣即是内在于每一个人都要通过道德实践做圣贤工夫，外王即外而在政治上行王道)，新外王是把科学民主的内容包纳进来了。因而牟宗三将德性主体转出知性主体，称之为“良知的自我坎陷”。这一著名的牟氏命题，极受当代学界重视，牟宗三的主旨是在现代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要知道这实际上是上通千古、下开万世的大事业，也只有熊十力的弟子能有这种气魄与心志。正是强烈的现代意识，导致其写下了《历史哲学》一书，并作出了“良知的自我坎陷”的命题。牟宗三希企得到一种兼具中西哲理的历史哲学眼光，《历史哲学》一书甚至辟出一章专谈“平等与主体自由之三态”;他还强烈地感受到，对中国而言，须有政治上自觉地站起来而成为有个性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