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自由与社会发达之辩证

二、个体自由与社会发达之辩证

梁漱溟的现代观建基于其进化理念，而这一理念又深刻地内涵着他的个体自由与社会发达之辩证的思想。此处特显光辉的是他对西方科学民主的根本认识。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指出：“西方的学术思想，处处看去，都表现一种特别的彩色，与我们截然两样，就是所谓‘科学的精神’。”^[17]同时，他极富批判眼光地提示：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字：“中国‘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划然为两阶级，就生出所谓尊卑来了，也必要严尊卑而后那条路才走得下去;西方一个个人通是‘治人者’，也是‘治于人者’，自无所谓尊卑上下而平等一般了。于是这严尊卑与尚平等遂为中西之两异的精神。”^[18]但究竟是什么造成这种“严尊卑”与“尚平等”的不同呢?

梁漱溟晚年在与艾恺的对谈中，多次提到了中西伦理之间的不同处。他以为中国自孔子以后，是为了伦理而伦理，纯粹的一种伦理，既不是神的系统，也不是法的系统;这造成中西文化特色实质性的不同。在梁的眼中，中国文化的特色体现在极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好与西方那种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特色相反。其实，中西文化如何看待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是造成其特色不同的深层原因。梁漱溟至少是以哲学的直觉洞察到这一点，而且在其早期著作中就看得出他的这一发现。这确实是令人钦佩的。梁的犀利笔法，让人至今也感到尖刻：

照中国所走那条路，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在个人也不得自由。

在西方人那条路便不然了。他那条路本来因要求权利，护持自由，而后才辟出来的，而即走那条路也必可以尊重个人自由。^[19]

对西方人的这种权利意识与尊重个体自由的理念，梁漱溟作了更为深入的分层阐述：“第一层是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做主的权;第二层便是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20]用现代术语说，一是参与权，二是隐私权;内在的价值取向当然就是平等与自由。然而梁漱溟分明洞见了更为深层的内涵，这就是个体意识，“人”的观念。所以他说：“必要有‘人’的观念，必要有‘自己’的观念，才有所谓‘自由’的。而西方人便是有了这个观念的，所以他要求自由，得到自由。大家彼此通是一个个的人，谁也不是谁所属有的东西;大家的事便大家一同来作主办，个人的事便自己来做主办，别人不得妨害。所谓‘共和’、‘平等’、‘平等’、‘自由’不过如此而已，别无深解。他们本也同中国人一样屈伏在君主底下的，后来才觉醒，逐渐抬起头来，把君主不要了，或者虽还有，也同没有差不多，成功现在这个样子，而中国也来跟着学了。这种倾向我们叫他：‘人的个性伸展。’因为以前的人通没有‘自己’，不成‘个’，现在的人方觉知有自己，渐成一个个的起来。然则两方所以一则如此一则如彼的，其根本是在人的个性伸展没伸展。”其实，“没伸展”根本缘由是没生发出个体意识来，也许根本就没有生发个体意识的土壤，或有些许土壤而生发出些许个体意识，也很快就被埋没了。无论怎说，梁漱溟在此能反复提到“个性伸展”就很了不起了。总之，个别精英的“觉醒”是远不够的，还须有大多或整体的觉醒，对一个民族才是真正的幸事。

其实，真正让人叫绝的是，梁漱溟关注到了“个性伸展”与“社会发达”的关系。从学理上说，这实质上就是个体与整体的辩证关系。可以说，梁漱溟是极其深刻地觉察到：

西方的社会不可单看人的个性伸展一面，还有人的社会性发达一面。……且可以说个性伸展与社会发达并非两桩事，而要算一桩事的两面。一桩事是说什么?是说人类之社会生活的变动，这种变动从组织的分子上看便为个性伸展，从分子的组织上看便为社会性发达。变动的大关键要算在国家政治这层上——就是指从前的政治是帝制独裁现在变为立宪共和，由此而人的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起来，至今还在进行未已。我们试来看，从前人都屈伏在一个威权底下，听他指挥的，现在却起来自己出头作主，自然是个性伸展了，但所谓改建“共和”的，岂就是不听指挥，亦岂就是自己出头作主?还要大家来组织国家，共谋往前过活才行。这种组织的能力，共谋的方法，实是从前所没有的，现在有了，我们就谓之人的社会性的发达。……个性伸展的时候，如果非同时社会性发达，新路就走不上去;新路走不上去，即刻又循旧路走，所谓个性伸展的又不见了。个性、社会性要同时发展才成，如说个性伸展然后社会性发达，实在没有这样的事。所以谓个性伸展即指社会组织的不失个性，而所谓社会性发达亦即指个性不失的社会组织。^[21]

此中竟用上了现代科学的新名词“分子”，分子与组织机体的关系，就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梁漱溟实在是很能跟得上现代步伐的思想家!而此中更为精彩的是他看到了个性、社会性发展的“同时性”，并十分到位地作了“个性伸展即指社会组织的不失个性”，“社会性发达亦即指个性不失的社会组织”的辩证统一之阐述——亦即视为“一桩事的两面”。所以梁漱溟干脆概括说：“总而言之，据我看西方社会与我们不同所在，这‘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九字足以尽之，不能复外，这样新异的色彩，给他个简单的名称便是‘德谟克拉西’。”“因此西方人的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就与我们很不同了。最昭著的有两点：一则西方人极重对于社会的道德，就是公德，而中国人差不多不讲，所讲的都是这人对那人的道德，就是私德。”^[22]在公德私德概念上，竟有如此鲜明的区分。而概括度更大的也许是下面这句话：“他的政治是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也是科学的政治。他的法律是德谟克拉西的法律，也是科学的法律。”^[23]上个世纪20年代的梁漱溟就能觉悟及此，实在让现在的理论工作者汗颜!

正是有了充分而深刻的个体与整体之辩，他的乡村建设也有了理念基础：“乡村建设的组织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而不是一个依靠外力维持的组织。每一个成员必须使自己意识到组织的需要，意识到团体中个人之间及其利益之间的关系。”^[24]注意!梁漱溟强调了最终依靠的是“人民自己”，显然，这种依靠必须深入到每一个个体的意识中，个体必须充分意识到他们之间及其与整体组织的关系。这种观念，原来早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有雏形了，原有如此深刻的个体整体关系的哲学系统在支撑。善哉!而理念与实践的一致，乃至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这本是梁漱溟本人的最大特色。而现在我们知道了，其乡村建设的不易，不仅在时事维艰，且仅凭其一精英思想到位，大多人无法跟上，何能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