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狮

1982年伦敦出版了一部研究宪章运动的最新著作——《自由之狮：费奥古斯·奥康诺和宪章运动，1832—1842》 (The Lion of Freedom: Feargus O'Connor and the Chartist Movement, 1832-1842), 作者詹姆斯·爱泼斯坦 (James Epstein)。这部书不仅是奥康诺的政治传记，而且也是论述英国宪章运动的学术著作，史料丰富，具有独到的见解。

爱泼斯坦毫不隐讳其撰写目的是为奥康诺翻案。他在该书第1页里指出：奥康诺的形象当初就被他的同时代人蒙上了灰影，由于受普雷斯和洛维特等温和派影响，第一个宪章运动历史学家甘米奇把奥康诺画成了无能、粗暴、极不称职又不讨人喜欢的白花脸。这种先入之见影响后世，流传至今。

不可否认，普雷斯、洛维特等人，对奥康诺的评价是有偏见的；而后来有些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则又偏重于指出奥康诺“过”的一面，疏忽了他“功”的一面。因此，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可以把奥康诺这个人和宪章运动完全分开：宪章运动是可歌可泣的，而奥康诺则应对运动的失败负一定责任。

作者认为这样评价奥康诺是不公正的，这“不仅对奥康诺本人不公正，而且牵涉到对成千上万支持他的工人群众怎样评价的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奥康诺坚决要求开展并坚持工人阶级的独立阶级运动，才使他赢得了工人阶级激进派的支持”。因此，奥康诺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产物，奥康诺这个人也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造就。他最强烈地响应了时代的呼声，他也就理所当然地应当取得最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同时也得到一切宪章派，包括与他意见不同的人的承认。总之，确立了奥康诺的领袖地位，也就是确认开展工人阶级独立阶级运动的必要性。奥康诺的成功也就是独立工人运动的成功。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比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但还应加以补充的是：奥康诺的缺陷也应该看作是时代的缺陷，是工人运动未臻成熟的缺陷。除了奥康诺个人气质方面的缺点之外，我们不应该对他个人作过多的指责。即使是他最明显的过失，比如他在关键时刻动摇和软弱，也应从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原因。可惜作者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作者在书中讨论的问题，首先是宪章运动与中等阶级改革运动及其他阶级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运动的主流是反对阶级合作，反对一切中等阶级性质的改革。宪章运动接受了奥康诺的“不与敌人联盟，不投降”的口号；宪章运动对“反谷物法同盟”、“争取完全选举权同盟”就是持这种态度。作者用很多笔墨描写了运动的独立性。但他又指出，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奥康诺等人代表的主流派并非完全拒绝与中等阶级合作，他们要的是中等阶级“合”到工人运动中来，而不是工人阶级“作”中等阶级的麾下兵。也就是说，作者认为奥康诺等人完全理解运动领导权的重要性，他举了宪章派对“争取完全选举权同盟”采取的又打又拉的策略，他们坚持要中等阶级公开亮出宪章旗号。作者用奥康诺在许多场合下的大量言论作为根据。因此，在作者笔下，奥康诺等人坚持的阶级独立运动，并不具有狭隘关门主义倾向，而是充分意识到领导权重要性的更高级的阶级运动。此外，作者还认为奥康诺等人很善于利用辉格、托利两党之间及贵族与中等阶级间的矛盾，宪章派在议会选举中时而支持托利打击辉格，时而支持辉格打击托利，或支持中等阶级打击贵族，原则只有一个：看谁的候选人更同情宪章。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奥康诺有“新托利主义”，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很多场合下，宪章派也根据奥康诺的指示与辉格结盟而反对托利。因此，这些只能看作宪章派的“战略战术”，而不能看作是宪章派的“亲托利”倾向。

作者用“维护阶级独立”这个新的尺度来重新衡量“强力派”（旧译为“实力派”）和“道义派”。他认为提倡“强力派”的人（奥康诺为主要代表）并不真的想动武，他们只是用“威慑战略”，试图逼迫统治阶级让步，就像中等阶级在1832年所做的那样。正因为他们并没有暴力革命的意向，因此，在真正需要行动的时刻（如1839年秋和1842年8月），却又拿不出确实有用的“强力”来了。另一方面，“道义派”（以伯明翰政治同盟和伦敦某些领袖为代表）也不是完全不讲“实力”，比如卡宾特就说过“没有实力就不能展示道义的力量”。因此，两派在实质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分歧。但为什么两派争论如此激烈呢？作者认为，根本原因是“道义派”主张阶级合作；而“强力派”反对这一政策，故意用夸大其词的好战语言，去“吓跑中等阶级的支持者”，以此破坏温和派的策略。关于奥康诺与其他宪章派领袖的分歧，作者也往往从同一角度去观察，认为许多争执都起因于要不要坚持独立的工人运动，或要不要坚持政治运动优先的原则，而不能单从奥康诺的个人品质，如固执、武断、家长作风上找原因。

作者把奥康诺对宪章运动的贡献概括如下：第一，1832年改革法以后，他长期保持与工人激进派的联系，把组织工人阶级以形成阶级力量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宪章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第二，当运动兴起时，他是运动早期领袖中唯一在北方工作过、活动过并了解北方工业区的人，是他把北方拉入了宪章派阵营，使北方成为运动的主要阵地，而且在运动中基本上能反映北方工人的要求和愿望。他创立“北大同盟”，并非要与洛维特对抗，相反，这是他使北方融入宪章的一大奇功。第三，他在运动中扮演了团结、联结全国各地运动的角色，是运动最主要的全国性领导人，尽管有时他把这种领导变成了纯个人领导，表现出家长作风。第四，最重要的是，他坚持维护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运动的纯洁性，反对阶级协作，因而使运动具有鲜明的阶级色彩。按作者的说法，正是这个特点及上面所说的第三点——运动的全国性，使宪章运动具有了区别于早先一切工人运动的“特殊之处”。笔者认为，以上几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特别是当史学界对奥康诺的责难多于褒扬时，更有必要强调他的功绩。

原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