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主体的自由与意识形态之辩

李　岚

内容提要：网络社会是一种与现实社会并行的新兴的社会样态，其所创生出的虚拟空间常被认为极大地拓展了主体的自由疆域。然而，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齐泽克对网络社会主体所作的哲学本体论层面的分析却表明，网络社会摆脱不了同现实世界中的意识形态博弈的种种关系，并不能被视为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天堂：意识形态幻象是维持现实感的必要条件，实在界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关键词：网络社会；实在界；符号界；意识形态；主体

作者：李岚，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人类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了“互联网＋”的时代，根据最新的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报告，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并且这一数据呈逐年上升趋势。网络改变的不仅是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深刻变革着已有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本身。一方面，网络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程度，造成了现实世界的平面化（托马斯·弗里德曼，2006）；另一方面，网络催生的虚拟空间，也日益成为同现实社会并行的另一个“社会生活场域”（李一，2007）。

最初，加拿大的科幻小说家吉布森于1984年提出了“赛博空间”的概念，精准地预言了成千上万的人进入电脑生成的空间，而将日常生活排斥在外的一种极端的延伸状况。而摇滚乐手约翰·佩里·巴娄著名的《赛博空间独立宣言》则将人类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以及对虚拟社会的期待发挥到了极致，他希冀通过技术创造出一个不必考虑由种族、经济力、武力、出生地而来的特权或偏见的新世界。自他而始，便埋下了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争夺主权的种子，“虚拟社会”的合法性问题呼之欲出。虚拟社会或者网络社会的含义有二，其一，它符合人们对“社会”的基本界定，是对人们在特定空间的交往并结成的一定的相互关系的反映。按照马克思的定义，“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1]。抑或按照社会学大家齐美尔所说的，“当人们之间的交往达到足够的频率和密度，以至人们相互影响并组成群体或社会单位时，社会便产生和存在了”^[2]。其二，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它又具有虚拟性，本质上是在虚拟空间产生出来的一种人类交流信息、知识和情感等要素的新型的行为空间或生存环境，与现实世界保有一种平行、交叉或者延伸的关系，是人类生存的第二空间。总的来说，“网络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从哲学本体论、社会学以及经验层面等对社会的定义，并具备了社会的交流、整合、导向和继承发展的功能。

然而，不同于现实社会，网络社会作为一个高度动态开放的系统，表现出了诉求多元化、表达平面化、非理性因素强化、被动认同弱化等一些新的特点，实质上反映了主体自我建构意义的过程，深刻影响了传统的政治权力架构。从纵向上看，韦伯意义上的金字塔型的等级权力结构呈现出扁平化、去中心化的趋势，网络重塑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国家政治的生态，促使政府从单纯的管理者、单一的决策过程以及公众被动接受的状况发生转变，列宁所说的意识形态“灌输理论”的效度正在减弱。从横向上看，网络也冲破了传统政治区域的划分，即民族国家的界限，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在带来政府透明化、政治民主化诉求的同时，也弱化了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异常凸显出来。

因而，鉴于网络社会的全新社会形态以及意识形态建设在当前时代的极端重要性，从根本上对网络社会的样态、特征与本质等进行提炼分析是有意义的，它为探讨针对虚拟社会的行之有效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可能途径奠定了基础。而在本文中，我们将视角锚定于进入网络社会的主体，并从哲学本体论层面分析这一全新的社会样态中主体与自身、主体与他者关系的变化，并对网络社会主体的自由问题提出批判性的思考，在这其中，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齐泽克的分析颇有借鉴意义。通过分析，我们也将发现，网络社会摆脱不了同现实世界中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博弈的种种关系，并不能被视为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天堂。

一、赛博空间的主体：自由抑或禁锢

“赛博空间”的诞生把人类生活的空间分成了现实与虚拟两个维度，对于那些自由至上主义者和反文化主义分子而言，虚拟空间代表了一个不受时空限制的独立王国，而居于其中的主体能够打破既有身份和社会设定角色的约束，成为理想中的“自我”，拥有在他们看来完全的自由。这并不是一部分人的乌托邦幻想，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表面上看来，在网络空间，主体可以随意选择身份，羞怯者可以扮演勇者，因为一切都是匿名的；现实中知之甚少的人可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因为随着网络的即时性特点而来的，是修辞的力量胜于一切；同时，基于网络的开放性和交互性，主体之间建立关联也不再需要身份等级的认同，仅凭情感上的认同就能生出些惺惺相惜之感。的确，虚拟社会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现实的缺憾，并且摆脱了直接物质性身体的束缚的主体更易在其中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自足感。正如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所说的那样，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开放的系统，在不影响其平衡的情况下更易于创新，故而更易于打破原有对个体自由的禁锢。

然而，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网络的匿名性也为现实中的怯懦者开启了选取侵略性角色的可能性；网络的即时性特点之下，一时的情感冲动常常代替了深思熟虑，耸动的措辞、激进的言语往往掩盖了理性的表达；同时，网络的开放性也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曝光他人隐私、进行网络恐吓、超限度的语言攻击等网络欺凌、网络暴力行为对现实的主体产生了种种负面影响，网络立法迫在眉睫。

在斯洛文尼亚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齐泽克看来，那些对网络社会抱有乌托邦幻想的人们患上了某种幼稚病。虚拟社会只是通过产生假象而仿制了一个不存在的现实，而仿真在回溯的意义上将自然本身“去自然化了”。换句话说，仿真的“存在论赌注”是，在自然与其人工复制品间没有最终的区别。^[3]在网络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得话语权者得天下；经济或者军事霸权主义只是进阶成了信息技术霸权主义；自由总是意味着需要带着镣铐跳舞，不受约束的绝对自由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注定要走向毁灭。

在更深层次上，齐泽克认为，人们之所以对虚拟社会报以自由天堂的幻想，是因为后者或许预言了“人们无法言说”之事，即预言被现存的社会－符号性的禁令所“压抑”的网络乌托邦潜能，得以与真实的“本体自我”相遇，并与其保持了最小的距离，但事实上，从根本上说，这种相遇无法造就一个只受自己加于自己的法则限制的世界，外在的律令、符号、语言框架或者采用他的定名——这些意识形态的幻象支撑了主体的全部生存空间，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接近现实，是我们获得“现实感”的框架，剥离掉这些，剩下的只是一个如洋葱一般一无所有的空白主体。并且，“当我们遇到某个由于自身具有创伤性特征而无法融入我们的符号性世界的事物时，‘我们的世界开始土崩瓦解’”^[4]。

二、网络社会主体的哲学分析

具体来说，齐泽克将赛博空间作为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征兆来考察，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其并不将意识形态简单地看作是“虚假的”或者现实的虚假表征；相反，他将其认作是“意识形态的”这种现实本身。换句话说，社会现实中人们的社会关系、权力关系、生存状态等等，是意识形态状况的根本原因所在，意识形态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或政治宣教问题，而就是社会现实本身。二是，要了解其所谓“征兆”，实在界、想象界与符号界这三个取自拉康的概念之间的区分十分关键，简言之，此三者大致对应于人类的三个发展阶段：实在界代表了最初婴儿期的一种完整的欲望的原生态，那里不存在丧失或者缺乏，婴儿与母亲共生，并不需要语言的介入；进入到想象界则意味着婴儿开始意识到自身与他者的区分，自己与母亲分离的事实，并通过某种镜像过程对“自我身份”进行识别；而父权介入以后，预示着人类最终进入语言符号世界以获得主体身份，获得社会认同。自此之后，这整一套的意识形态符号体系构成了某种幻象，向着圆融一致的方向构建人类现实，可以说，意识形态的功能便在于掩饰、填补和缝合社会的裂缝，赋予其一致性，从而消弭社会对抗，实现社会整合。然而，这种一致性的努力从来没能获得彻底的成功，在它的内核和中心，永远存在着某种原生的创伤性因素，类似于梦呓、口误、病体语言等等他者的短缺的表现，提醒着我们实在界的存在。它们既不能被符号化，亦不能融入符号秩序，齐泽克称其为实在界的创伤，一种剩余物或残余物，而征兆直接指向这个意识形态的创伤性内核，被视作是通往实在界的钥匙，一个意识形态的崩溃点。因而，就意识形态的批判问题而言，揭示被特定阶级利益掩盖的剥削关系远远不够，还要“穿越幻象”，直面实在界的空洞内核。

在网络社会产生之前，我们接近实在界的这种坚硬内核的唯一的点当然是梦：在社会文化的符号秩序中被压抑、扭曲和阉割的自我只有在梦境中，才能藉由蝴蝶之类的意向接近原初实在界中本原性的真实自我。而今时今日，网络似乎又开放了一种与原初自我相遇的可能性。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赛博空间中穿越意识形态的幻象是可能的吗？

1.主体与他者

表面上看，在网络社会，由于缺乏实证性的禁止人物，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在现实社会的大他者场景中，主体这个自我设定的能动者，被迫被化约成了一个不堪其辱的客体，丧失了享受自由的尊严，而网络社会则恢复了其全部的自由。然而，在齐泽克看来，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没有被大他者操控的主体，也就不存在积极的能动者。在《实在界的面庞》一书中，他详细阐述了这一悖论产生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外在的符号性律令实际上充当了调控主体欲望的禁令的中介身份，它负责告诉主体允许和禁止、选择和放弃。换句话说，律令也许并不意味着一种压制性的力量，而是主体渴望的理想，后者想得到律令的完全认可，融入其运作之中。在齐泽克眼中，这个由意识形态幻象支撑的世界已不再如马克思曾经形容的那样，是一个“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的世界，而是一个“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他们依然坦然为之”^[5]的犬儒意识形态的世界。

这样的主体一旦进入律令尚未建立的网络社会，丧失了使其能够模糊不断弱化的欲望僵局并“维持希望”的父性的形象，主体就会面临一种无所适从的挫折。在网络社会中，主体直接面对的他者不再是真实的、主体间的他者，而是无生命的屏幕，至于屏幕之后，是一个拟人化的机器还是现实中的敌手，我们一无所知。虽然在现实世界中，对现实的某种程度上的无－知（non‐knowledge）构成了交换过程的社会有效性，因为如果我们“了解太多”，识破了社会现实的真正作用，这种现实将会自行消解。但是，如果了解得太少，人们又会陷入一种“一切都是可能的”与无所不在的挫折、僵局之间的奇异结合，而这在齐泽克看来，便构成了主体对赛博空间的体验的特征。为了消除这种僵局，主体转而自行建立一套错综复杂的规章来补充这种匮乏，一种齐泽克称之为“交互被动性”的机制：“我一直处于主动状态，以他者的被动性维持我的行为。”^[6]主体需要不间断地（甚至是狂热地）主动着，不断地采取行动，强迫性地满足一个虚拟的大他者的要求，同时把自己生命的根本被动性转移给他者。这就好比一名心理治疗过程中的焦虑症患者，会不间断地讲故事、说记忆或是哀叹自己的命运，把自己完全呈现在分析者面前，以换得分析者（他者）的继续保持沉默，否则就会暴露主体自身叙事行为的无效性。换句话说，即便是在想象与信息能流畅滑动的赛博空间，主体也不得不重新回到与他者的共生关系中。

表面上看来，赛博空间是一个主体不再受到实在界的意识形态律令羁绊，而只受自己加于自己的法则限制的世界，但实际上，自己加于自己的法则这一重新创造的律令与之前的并无二致，居于其中的主体所希冀的并不是自由，而是新的律令的统治。齐泽克通过“正常”的主体与“性倒错者”的对举进一步给出了说明：如果说对于“正常”的主体而言，律令充当了调控其欲望（获得欲望客体）的禁令的能动力量，对于“性倒错者”而言，律令本身则成了主体的欲望客体本身，“他想得到律令的完全认可，融入其运作之中”^[7]。因而，律令的反叛者所做的并不是违反和打破一切“正常”的规则，而仍然渴望着律令的统治，并且，在虚拟空间的律令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之时，主体会倾向于用一套错综复杂的规章来补充这种匮乏。从根本上说，主体仍然被大他者场景的遗迹所纠缠，并非想象中的自由和自我设定的能动者，而是丧失了享受自由的尊严，并被化约成了不堪其辱的客体。

在根本上，这是因为，如同在现实社会中一样，人们在虚拟社会同样需要获得自我认同，而这种认同总是从他者凝视自身的视角出发的，换言之，主体从来都没有自我塑造的能力，而总是倾向于从他者看自身的角度出发来塑造自身。故而，事实如齐泽克所说，“当我们遭遇到赛博空间时，依然是那个歇斯底里的困惑、那个永恒的质问：我如何与这种匿名大他者相处，它从我这里要什么？和我玩的是什么游戏”^[8]。如是言之，赛博空间不仅没有使主体获得绝对的自由，反而使得符号秩序的构成性裂缝变得更加极端。

2.主体与自我（ego）

类比于比尔·盖茨畅想的“无摩擦资本主义”的前景，即一个资本在其中可以任意流通且不存在阻碍交换过程的物质存在的世界。自诞生之日起，赛博空间即被赋予“无摩擦”交换的社会空间的厚望，即一个既不存在阻碍，也不存在创伤性的社会反抗运动、种种复杂的权力关系，且能抹平参与者社会位置的特殊性的这样一个空间，而赛博空间的自发意识形态被认为是个人切断了与他们的身体的联系之后，主体成为新的整体思维的一部分的全新意识形态。

就这其中主体与自我的关系而言，在理想状态下，赛博空间开辟了主体选取多重变化的身份的领域，潜在地把我们从现实社会中的父权律令中解放了出来，仿佛消弭了“真实自我”与“人工面目”之间的二元对立。然而，虚拟社会的这种过度充实非但没有实现解放的效果，反而使得主体产生了“现实感的失落”。在齐泽克看来，当不存在告诉主体真正需要什么的人，当所有选择的重担都落在主体身上时，对于已经习惯被频繁告知其需要什么的主体而言，自由其实意味着选择的彻底消失。他说：“如果没有被迫选择对自由选择的领域的限制，那选择的自由本身也将消失。”^[9]举例言之，在传统社会中，意识形态营销的策略是不断告知主体其所需要的东西，唤起物品或者观念对其本身而言就是可欲的感觉。然而，进入赛博空间，在主体被不断轰炸的状况依旧，大他者却似乎销声匿迹，并声称要求主体自身做出一个反应的时刻，主体却反而陷入了迷茫：大量的选择被感受为选择的不可能性；维持旧有的现实感的框架消失了，维持世界面貌的必要的“幻象”消失了，主体失去了行动的坐标，也就失去了行动的能力，才真正感受到了大他者“在场”的必要性。于是，对于赛博空间的空洞被过度填充的一个可能反应，就是对信息的厌食和对被封闭了的实在界的呼唤。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藉由大他者的隐匿，大他者才彻底地统治了主体。

并且，现实的失落对主体的影响远不止此。“关于‘他者不存在’的知识（主人是无能的，权力是个虚假姿态）给主体施加了甚至比对主人的充分权威的传统更加强烈的奴性。”^[10]如果说，在现实社会中，主体是出于对大他者的某种无－知和敬畏而为，在似乎“幻象消失”的虚拟社会中，主体才真正心甘情愿沦为一种意识形态原则的“人质”，一个大他者的附庸。齐泽克用斯大林共产主义者的自我牺牲的极端案例阐明了这一点：在后古典时代（“去魅”的时代）里，没有人继续真正抱持着对“基督教世界”或者“共产主义”的信仰，这个时候，维持信仰的表象就变得异常关键。这一方面，是为了拯救大他者全能和无所不包的形象，防止主人的无能被全世界所看穿。符号的力量只有在虚幻时，才具有力量。另一方面，也是根本上来说，在知道大他者不存在，意识到领袖不完美、人类都会犯错、历史发展不存在铁律等之后，主体必须拯救表现，即仍然维持原有的假象（因为承认真相只会雪上加霜），而掩盖的方式便是由主体牺牲自身来承担罪名：不是领袖无能，而是主体犯了错。^[11]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但其揭示的问题则是一以贯之的：在大他者（主人）衰退的情况下，虚拟空间并没有带来解放的效果，相反，如上所述，主体不但变得比以往更主动、更试图去揣度和还原他者的意图，因而更富有奴性，且主体自身的欲望变得更加含糊不清、无法识别。

除此之外，事实上，在虚拟空间中主体发现的自我的“新面孔”，这些大量不断变换的身份后面，并没有“真实的人”存在。可以说，这些自我（角色）是主体和作为主体的内容的幻象角色之间的分裂，是一个符号集合的主体和自我的幻象之间的分裂。因而，齐泽克认为，主体的分裂不是一个自我和另一个自我之间、两个内容之间的分裂，而是某物和无物之间的分裂，是身份和空洞之间的分裂。换言之，在多重自我之间的滑动的主体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空洞的联合。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幻象的消失和主人的隐匿而来的，只有一个空无一物的主体。

在齐泽克看来，当实在界的轮廓在赛博空间的地平线上若隐若现时，人类才走到了不可跨越的界限的临界点，在符号世界中秩序井然的社会生活—世界的坐标分崩离析。他接着给出了这样一幅图景：由于与“真实”的他人的身体接触逐渐消失，邻居变成屏幕形象；大量可获得性变成幽闭恐惧症；大量的选择被感受为选择的不可能性……我们一直希冀的实在界的真正面孔，是一种闻所未闻的极端囚禁。实际上，赛博空间的基本特征与海德格尔描述的日常生命－世界的构成性特征相同，有限的个体被抛进一个其坐标并不由明晰的普遍规则管理的宇宙，因此个体不得不渐渐自行寻找道路。^[12]

三、赛博空间的“莫比乌斯环”

跟随齐泽克的思路，最终得到的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最初，主体希望摆脱意识形态幻象的束缚，使“真实自我”得以显现，而赛博空间似乎提供了这样一种非一致性的外化的能力，帮助主体与“本体自我”相遇。而事实却是，越是接近那个本体自我，我们就越是发现，主体本身是虚空，是空空如也，主体的全部内容都是由他者，由主体间关系的符号网络获得的。“我‘自身’是一种虚无，我的积极内容是我为别人所做的一切……是主体的一种根本异化。他的内容，‘他是什么’，可能是由一个外在的意义网络决定的，该网络向他提供了符号识别的点，给予了他某些符号命令。”^[13]只有通过它我们才能接近现实，它是保证我们能够接近现实的框架，一旦我们的基本幻象破碎了，我们就会体验到“丧失现实”。可以说，赛博空间提供的意识形态不在场的假象，才真正体现出了大他者须臾不离的在场和主体必须借其栖身的真相。从这个意义上，齐泽克才说，“当该意识形态成功地决定了我们日常体验现实本身的方式时，这种意识形态才真正地‘拥有了我们’”^[14]。

正如齐泽克藉由传统气象学与现代气象学之间的区分试图说明的那样，大他者的神秘的在场是保证人类获取自身意义的基本条件。没有黑暗点，没有一些被禁止的和难以穿透的领域，意义就无法存在。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去魅、取消禁止的疆域、攻克人类的未知领域而来的，是意义的失落。人类愈发发现生活在一个浅显的平面之上，世界是高度写实主义的。渐渐地，我们变得只能领会颜色和轮廓，而不再是深度与容量。于是，当原有的意识形态幻象被越来越多地外在化于公共符号空间，隐秘的领域越来越多地被直接社会化并被直接从外部施加给自我，当赛博空间越是填补了原初自我与其符号身份之间的距离，主体就愈发感到无助和受伤。

从根本上说，这是个二律背反：一方面，实在界是一个空洞之物，不可能之物，一个不出场之物，是一个时而显现的鬼脸。它以扭曲的方式呈现，矛盾和悖论是其对符号化的渗出和剩余；而另一方面，如果不承认实在界的剩余物存在，就不可能承认一种差异政治，而只能存在霸权。至此，我们可以理解齐泽克的“主体”概念，它居于外部幻象与自我体验之间，幻象和原质欲望同样都是主体无法接近的。一些人所期望在网络社会中寻得的实在界永远无法达到，否则主体的一致性就灰飞烟灭。与此同时，它又是符号界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提醒着我们一个遥不可及却又若隐若现的“真实世界”。而人类最终也无法在赛博空间，这个最初被赋予自由和解放意义的空间中完成“穿越意识形态幻象”的任务，然而，正如齐泽克所说，它至少开辟了这样的领域，“在那里，主体依然能够外化/展示自己的基本幻象，并因而得以与它保持最小的距离”^[15]。

参考文献

［1］韩振江.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陈越，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刘少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5］［英］乔治·拉雷恩.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研究［M］.张秀琴，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2.

[2]袁亚愚，詹一之.社会学——历史·理论·方法［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39.

[3]［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自由的深渊［M］.王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81.

[4]［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实在界的面庞［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1.

[5]［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00.

[6]［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实在界的面庞［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85.

[7]［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实在界的面庞［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93.

[8]Zizek，Slavoj.The Ticklish Subject：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M］.London；New York：Verso Press，1999：249.

[9]［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M］.胡雨谭，叶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91.

[10]［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M］.胡雨谭，叶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98.

[11]［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M］.胡雨谭，叶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99.

[12]［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M］.胡雨谭，叶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61.

[13]［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08.

[14]［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11.

[15]［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实在界的面庞［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