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儒学的核心是“人学”

第二节　孔子儒学的核心是“人学”

孔子的儒学“人学”学说，是汉族形成时期所创造出的思想文化体系。“人学”是对商周时“仁”的观念的传承创新。

仁，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概念。它起源于商代。卜辞中就有“仁”字（《前》二·一九·一），即从人，从二。可见，“仁”从产生时起，就同人际关系有关。

在古代史籍中，最早出现“仁”字的是《尚书·商书·太甲下》篇。太甲是成汤的嫡长孙，太子太丁之子。因他暴虐，乱德，不遵汤法，被放逐三年，后反省自责。伊尹作《太甲》（上、中、下）三篇，告知为政安民以及仪礼上的一些规矩。其中说：“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十三经注疏》）这是史籍中第一次出现“仁”字，时间约在前16—前15世纪之间。《尚书·周书·泰誓中》记载了武王伐纣时的誓言：“虽有周（至）亲，不如仁人。”（《十三经注疏》）意思是说，纣王至亲虽多，不如我有“仁人”。这是史籍中第二次出现“仁”字，第一次出现“仁人”范畴，把“仁”与人相联系，时间约在公元前11世纪，也说明“仁人”不是孔子最早提出的。《尚书·周书·金縢》篇，时间更晚了。武王患病，周公告之神灵，欲代武王而死，其中记载了周公所说“予仁若考”（《十三经注疏》），认为自己“仁”的品质就表现在顺从祖先，忠于氏族，这是第三次出现“仁”字，第一次把“仁”与爱亲相联系，即以亲亲为仁，爱的是贵族及其后裔。

春秋时期，“仁”的观念被普遍地作为人的道德规范，这从当时的史料中可以得到佐证。据粗略统计，《诗》“仁”字出现2次，《孙子兵法》出现3次，《老子》8次，《左传》36次，《国语》61次，至于《论语》多达109次。这就说明，崇尚“仁”已成为一种时代风尚，这与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动有关。当时的社会变动引起人和人之间，如君臣、诸侯卿大夫、父子等方面的剧烈变化，从而出现了“礼坏乐崩”局面。周礼的破坏，使人们失去精神和行为的依托，于是人们便把目光转向了“仁”。从《左传》和《国语》可以看出，在孔子以前和孔子同时，许多人都讲“仁”。《国语·周语》“言仁必及人”，也就是说，凡讲“仁”必然涉及人际关系。这些为儒家“人学”的形成准备了思想资料。在此基础上，孔子加以取舍、提炼和综合，并赋予新内容，使“仁”成为“人学”的基本范畴，“人学”成为儒学的理论基石，其核心价值是：

（一）“人学”是关于个人自身修养和人际关系的道德学说

论语中多处为“仁”规定界说，其特点是：“仁”不是以祖先神的崇拜为出发点，而是以人的理性为基点；不是以氏族群体为出发点，而是以个人修身为基点；不是以维护一方而牺牲另一方为出发点，而是以力求照顾到人际双方的利益为基点。他不赞同把“亲亲”与“爱人”对立起来，批评所谓“慈于民”，就不会“亲亲”，就可能“杀君而后利众”（《国语·晋语》），从而克服了以“亲亲”为仁的局限性。孔子将“仁”解释为“爱人”，就显示了这样一些特点。

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所谓“爱人”，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另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忠恕之道”。“忠恕之道”被古今中外学者誉为做人的格言。为调节君臣、父子等人际关系，孔子要求双方相互尊重。父亲要儿子对他孝，他就应当以慈来对待儿子。另一方面，儿子不愿父亲对他不慈，他就要以孝来对待父亲。但是，孔子所说“爱人”并不是普遍的爱。他说：“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他主张爱有差等，由近及远，仍然带有氏族血缘纽带的影子，不能和近代资产阶级博爱观等同。

孔子还强调，做一个有道德的高尚的人，要靠自身修养，从“我”做起。他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这里一方面主张恢复西周礼制，另一方面又把自我道德修养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起点，把治国平天下作为道德修养的目标。这种从“我”做起的道德修养论，成为儒家“人学”人本主义思想的核心，在儒学历史演变中，这个核心始终没有变化。

儒家“人学”系统论述了各种道德范畴的内涵，并要求人们以此为准则去进行修养，从而调节人际关系，使之和睦相处，以稳定社会秩序。《论语·阳货》：“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恭即自重；宽即宽厚；信即信用；敏即敏捷，引申为孜孜不倦；惠即关心他人。除此，在《论语》中还有多种道德规范的分类，如：温（和）、良（善良）、恭（自重）、俭（俭朴）、让（谦让）（见《论语·学而》）等。

孔子把做人的道德修养摆在第一位。他认为，一个好学的人，不能过分要求个人的优越物质生活，重要的是要向有德的人请教，“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又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他总是把道义摆在第一位，说出这样含义深刻的话：“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他认为对人来说，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道义，尤其是颠沛流离之际也不可弃道义于不顾。追求富贵是人之共性，但是这必须要有限制，此限制就是道义；符合道义的富贵可以取；不合道义的富贵决不可取。人为道义而活，非为富贵而生，这样才有了人生的价值，这种道德价值观是可取的。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孔子才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同上）按照他的本意，如果义与利统一，利是可以取的；如果丢掉义只顾利，那是不为的。总之，人的一切要遵照道义的规范，不能任其所为。这种观点提高了“人”的价值，在今天仍然有生命力，尽管在不同的时代关于道义的内容有所变化和发展。

孔子作为2500多年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其论述不可能超越其时代，而适应于春秋末期“人”在一定条件下解放的历史潮流，刻着当时社会历史的印迹。这就说明，任何道德规范都有历史的变动性，例如，“忠”“孝”这样的道德范畴就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内容上的差异。但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不论是古代或当代，还有一些普遍性因素，并不因历史的变迁而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又有稳定性的一面。因此道德也能继承，而且必须继承，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搬来，其中要灌注新内容。总之，经过继承和改造的儒家道德论必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将把一种新的精神力量导入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活动，这些道德规范将会恰当地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家庭、政治和经济生活获得稳定、和谐和协调。这项重大的精神工程建设，不是短期所能奏效的，需积以时日，用几代人的时间才会取得明显成效。

（二）“人学”是关于人的价值和人的理想的学说

儒家“人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人的理想学说。在孔子看来，一个有道德修养的君子，必须要有理想，此理想可称之为“道”。“道”极其宝贵，其价值超过人的生命。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当“道”与人的生命相冲突，应当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生命，以维护“道”之尊严，这就是孔子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人之所以有高尚的理想，并有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就因为人有道德，人能思考，人超越于其他动物。这个道理，孔子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同上）这八个字加以理论概括。这八个字历来注家都没有注解清楚。这八个字表述了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自觉性，认为人有发现和宣传真理的能力。很明显，这样的自觉是理性的集合，它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富贵尊荣，而升华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里孔子生动形象地叙述了他意识到的历史使命。孔子把能够广泛地有利于人民而解除他们患难的行为称之为“圣”，将它看做是比他所推崇的“仁”更为崇高的道德，并且认为这是像尧、舜这样的“圣王”也难以做到的^[1]。

由此，孔子又提出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即《礼记·礼运》篇所记载的“大同”社会。《礼记·礼运》篇是战国末年秦汉之际的儒家学者的著作，发挥了孔子思想，集中论述儒家的社会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认为“天下”（国家）是天下人共有的。在“大同”世界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在“天下为公”的世界里，老人享其天年，壮年人发挥所长，少年受到良好教育，鳏寡孤独和残废人得到社会的关怀和照料。

总之，“大同”是儒家的理想世界。“大同”理想是儒家“人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此理想带有空想色彩，而孔子及其弟子们也找不到通向“大同”的道路，但是它毕竟集中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高尚的精神境界，形成中华民族对未来美好世界憧憬和向往的心理素质。

（三）“人学”是关于人的认识的学说

在儒学看来，人的价值的实现，人对理想的追求等等，要靠后天的努力。所以，“人学”特别将教育论、认识论和道德论相结合，提出了“中庸”原则，这成为春秋时期最少片面性和最有特色的辩证思维。

孔子把“中庸”作为人格完善的标准，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这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标准，它是一种最合适的尺度；由此引申出，“中庸”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它能比较全面地观察事物；“中庸”作为一种教育理论，能鼓励人们去追求完善的人格，鼓励人们去做一个有道德的高尚的人。

什么叫“中庸”？《论语·先进》有这样一则材料：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这则材料的内涵极为丰富。颛孙师（子张）和卜商（子夏）都是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他们两人谁强一些呢？孔子说，子张有些过头，子夏有些赶不上，这两者都不是中庸之道。就是说，“过”和“不及”都是片面的，都不是“中庸”之德，不是“中庸”的认识方法。孔子提倡按照“中庸”的原则去认识事物，去做事情，去进行修养。他从认识论的角度猜测到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界限，因此，说话做事要有限度，超过或者达不到应该达到的界限，就不能正确认识事物，也不能具有高尚的品德，甚至会由善变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庸”就是古代辩证思维的一种理论概括。

在孔子的言论中，充满着“中庸”的辩证思维，如：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既要善于与人相处，又不能与别人勾结。

“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说明勇敢应当与正义的行动相结合。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说明“仁”应当和“礼”“乐”相结合。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说明快乐而不至于无节制，悲哀而不至于伤害身心。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说明有知识的人乐于水，有道德修养的人乐于山。这二者的结合，就是动与静、乐与寿的统一。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说明孔子温和而又严厉，有威严而不凶猛，恭重而安静。

此外，《论语》中还多处记述了多与寡、有与无、实与虚，惠与不费、劳与不怨、泰与不骄等方面的结合和统一。所有这些都在于记述，无论是追求知识或是学做圣贤，都要讲究“中庸”之道，都要注意“叩其两端”（《论语·子罕》），将“两端”结合，注意避免“过”与“不及”。因此，孔子强调一个人的言语行动要力求合乎中庸之道；用他的另一表述，称之为“中行”，后来孟子又称之为“中道”。这是统一和结合事物“两端”的古代辩证思维，即矛盾对立统一学说的朴素表达。

（四）“人学”是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学说

人是社会的人，也是自然界的人，人不能离开自然。人际和谐离不开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否则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人际和谐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孔子把以德报德用于自然界，实际上是对人的生存环境的一种回报。

孔子在创立儒学时，对自然现象也作过研究。《论语》中保存了他和弟子们对于自然认识的大量材料，有关于天文现象的认识、理化现象的认识、动植物现象的认识、农工技艺的认识等，总共54条。从这54条资料中可以看出，大部分是借自然认识作譬喻，以说明政治伦理和治学教育的意义。例如，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山水草木，都有天文现象，然而却只有孔子把这些自然景物与治国和人的才能品质相互比拟。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用这个天文现象说明凭借道德来治理国家，人民自然归服。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又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论语·子罕》）。这是说，有才华的人运用其知识如流水而不止；有道德的人如山岭之坚固，松柏之耐寒，不畏风雪，傲然挺立，借以说明人与自然有着美的同一性。不仅如此，他还教育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以体会《诗经》的内在含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某些同一性。孔子如果没有对自然界的挚爱，是绝对发不出这样的情感的。这里就包含着生态伦理思想的萌芽。

（五）“人学”是关于“人格”和“国格”的学说

“人格”是讲如何做人，核心是爱人；“国格”是讲如何对待国家，要不辱国家尊严。

那么，“仁”是否包括爱国的内容？孔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在这方面，他曾与他的学生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讨论会。管仲和召忽原来都是臣事齐国的公子纠的，后来公子纠遇害，召忽殉难，而管仲却没有殉难，子路便感到管仲有些不忠，问孔子说：管仲“未仁乎”（《论语·宪问》）！管仲不能算是仁吧！孔子回答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同上）子路的意见被孔子否定。子贡又提出来，孔子还是坚持他的意见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同上）孔子是从对国家是否有利上来评价管仲，认为管仲维护了当时的社会秩序，抵御了游牧部落的入侵，使国家能够安定下来，这是爱国的行为，应该承认他是“仁”的。这里，孔子把“仁”的标准提高了一个层次，所以他要求他的学生们拓宽思路，从爱人和爱国两方面来重新认识“仁”。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孔子还对商代的三位大臣进行了评价。他所指的三位大臣，就是微子、箕子和比干。

微子是纣王的同父异母兄弟，封地在微（今山东梁山西北）；箕子是纣王的诸父，官太师，封地在箕（今山西太谷东北）；比干是纣王的叔父，官少师。他们三人都是纣王的臣子，见纣王无道，微子数谏不听，便忧愤地出走了；箕子急得没办法，又被纣王贬为奴隶，囚于牢狱，只好披发装疯以隐晦自己的贤明；只有比干，不顾一切地进行死谏，结果被剖心杀害。他们三人的举动虽各有所不同，但对纣王来说，都是忠君的表现，对国家来说，都是爱国的行为。因此，孔子称赞他们说：“殷有三仁。”（《论语·微子》）这是说，他们的“仁”既表现在忠君上，又表现在爱国上，反过来说，不爱国、不忠君就是不仁。爱国与忠君在古代社会中往往纠缠在一起，很难分离。

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仁”，就是爱人、爱国的学问；他所追求的理想，就是爱人、爱国的理想；他所赞誉的“志士仁人”，就是中华民族爱人、爱国的楷模。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是中国古代把爱人、爱国思想相结合的倡导者和奠基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