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哲学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二节　两汉哲学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两汉时期的经济状况

两汉时期，其经济关系的主体实际上就是封建的土地国有制、豪门士族的大土地占有制和一般地主与自耕农民的土地私有制这三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在其现实性上，这三种所有制虽然都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互为消长，但在其基本性上还是以前两者的相互结合为其支配形式。一直到了唐代，随着豪门士族地主的衰落，“均田制”的瓦解，一般地主和自耕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才逐步得到发展而不断地巩固起来，进而使整个的封建社会逐渐地向后期封建制过渡。而在此之前，封建制前期的剥削方式仍然是劳动地租和产品地租“双轨制”并行，并且以劳动地租及其变相的隶属性分成制地租为其主要形态。因此，两汉时期除了自耕的农民以“男耕女织”这种相对稳定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以外，无论是封建的国有土地的“佃农”、“屯田客”，还是豪门士族大庄园中的“徒附”、“部曲”和“奴客”，都被强制而又牢固地束缚在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不仅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对封建制国家或者豪门士族地主具有十分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当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在封建社会前期，一方面以中央皇权为代表的封建制国家掌握了相当数量的“公田”，因此，国家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实行“募民垦荒的屯田法”和“计口授田的均田制”，直接奴役大批编户农民。这些编户农民主要来源于在豪门士族兼并中或者在战乱中失去土地的农民，也有破产后流亡的自耕农，等等。封建制国家或者以“招抚流亡”、“募民实边”，或者以“军事屯田”等形式迫使他们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并且通过田租、口赋或者繁重的徭役等方式对农民进行农奴制的剥削。另一方面，一小撮地方的豪强士族地主与当朝的权贵，也可以凭借自己特殊的身份及其特权，或者依靠封赏及其袭爵，或者巧取豪夺，占有和兼并土地，或者通过荫庇人口作为自己的“私属”，扩展“坞堡”、“田园”，借以形成“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仲长统《倡言》)的田庄，使大批依附他们的农民“躬率妻孥，为之服役”(崔寔(读实)《政论》)。也正是由于这时普遍出现的豪强士族地主的大田庄，既以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又将农、牧、林、渔和桑麻、药材以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等等各种手工业合并起来进行经营，所以，才逐步形成了宗族聚居，奴耕婢织，“课役僮隶，各得其宜”(《后汉书·樊宏传》)的现状。正如《颜氏家训》所说的“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颜氏家训·治家》)。其实，上面的这些描述就是专门指中国古代农村典型的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结构。这种大型的田庄式的经营方式，虽然也曾经适应过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得以生存和发展，然而这种大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关系在经过了一定的发展过程以后，越来越成为生产力继续发展的桎梏。而代表这种经济关系的豪门士族大地主虽然也曾经是东汉以来各王朝的统治基础，但是，由于这些豪门士族大地主高居社会上层，坐享特权而日趋腐化，因而都迅速地演变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腐朽势力。

在封建社会初期，每一次农民大起义之后，都会出现一批小私有者的农民，他们的小私有经济作为一定时期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尽管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作为封建社会基本的经济矛盾，即小农生产的个体性质与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的矛盾又使他们不可能长期地稳定下去。事实上，自从西汉以来就一直有“限民名田”，不许“田宅逾制”的政令，这一政令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当然是有法必依，有令必禁的;但是，对于豪门士族地主来说，却从来没有阻止过他们对于土地的兼并。随着土地的不断被兼并，小农必然地要发生分化，其中的绝大部分破产后沦为依附于豪门士族地主的农民或者官私奴婢，一小部分则上升为地主。而这后一部分不享有特权的地主，一般只是拥有不太多的土地，以佃耕的方式对其他无地农民进行着产品地租形式的剥削;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要承担起国家的赋税与徭役，还要遭受豪门士族地主的欺凌与压迫。显而易见，这部分地主属于地主阶级中的非特权阶层，因而在历史上被人们称为“寒门”或者“庶族”。而这个地主阶级中的最低下的阶层，当然也要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出发，不仅比较关注物质资料生产的成长与繁荣，而且也非常关心科学技术的成果及其进步;在反对豪门士族地主的特权统治和土地兼并的斗争中，他们与自耕农民有某些共同的利益;当然，他们也会利用农民战争对豪门士族地主的打击和削弱等客观条件来发展或者扩充自己的实力。但是，如果从客观的效果上看，地主阶级中的这个阶层所代表的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也或多或少地能够顺应现实社会中经济向前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两汉时期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的发展

(一)天文学和天文历算学的发展

公元前2世纪，著名算学家张苍、耿寿昌和历算学家落下闳曾把秦代一年为365又1/4天改写为一年365又385/1539天，使天文历法更加准确。战国时惠施的“地圆”、“地动”说还只是猜测，经汉至三国，天文学已经形成不同的体系，主要有“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三个派别。盖天说以《周髀算经》为代表。盖天说认为，天圆而地方，天在上像伞盖;地在下像棋盘。在宣夜说看来，天体是由元气构成的。而浑天说却认为，天地都是圆的。天在外，像鸡蛋壳;地在内，像鸡蛋黄。其中，浑天说虽然算不得什么科学，但是比较接近于实际。浑天说的著名代表人物张衡认为，日有光，月无光。月光是由日光照射到月球后反射而来的。如果月向日则光盈，如果月背日则光尽。他由此推测说，月食就是地体遮蔽太阳的结果。他曾绘制了一张名为“灵宪图”的星系图，并以此为基础制作了一些天文仪器。

(二)数学的成就

两汉时期，数学上最伟大也最具代表性的名著是《九章算术》。这部著作不仅是当时的人们学习数学最基本的教材，也是远古时期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代数学著作之一。据史书记载，在该书中有246个应用题及其计算的方法，其中就有许多代数学和几何学的研究成果十分引人注目。三国时的刘徽曾经为《九章算术》做过注，并且在前人的基础上发现比“径一周三”更加精密的圆周率3.14。

(三)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农学的产生

秦汉以来，由于农业的发展，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农学作为农业生产的经验总结和农业技术发展的结晶，也逐渐地形成并发展起来。在《汉书·艺文志》中就记载了许多关于农家的学问，其中，最重要的是《氾胜之书》。该书记载了成帝时，氾胜之在关中三辅地区系统地总结了农民的生产经验。不仅改进了犁、铧、耒耜等农业生产工具，发明了耧车、翻车和机汲等，还创立和推广了代田法、区田法、双季稻和绿肥作物等。该书还叙述了农耕的基本原则是要抓紧季节和气候，使土壤的松、硬、干、湿(度)适宜，并且保持土壤的水分和肥力等等。书中还特别强调了要注意选择和保存种子，其基本要求是保持干燥和低温，春播前要用雪汁浸种，因而为后世的春化法开了先河，这一方法既增强了农作物的耐寒能力，也为农业生产的增产和增收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四)冶铁技术的提高

东汉初期，南阳太守杜诗曾经采用了当地老百姓最先进的冶铁经验和技术，并且运用水力鼓风炉，即水排技术，合理地解决了冶铁过程中如何控制好温度的难题，大大提高了冶铁的质量。因而不仅提高了锄头、镰刀、斧头、犁和铧等农业生产工具的质量，而且还直接推动了冶铁技术本身的巨大进步。

(五)纸笔的发明

本来，在西汉时就已经有了书写文字的纸和笔之类的文具，但是由于当时所谓的“纸”，实际上就是直接使用绢帛来写字，成本太高，价格十分昂贵，因而极大地制约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普及。东汉时，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等植物纤维造纸的技术，生产出比较廉价的纸张，不仅结束了过去用丝织品和竹简书写的历史，也为文化和科学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为世界的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

(六)化学知识的积累及其记载

西汉时，方士之风十分盛行，这些方士们长时间地摸索着用丹砂之类的原料，再配上一些贵重金属进行烧制，幻想着能够炼制出长生不老(或者长生不死)的丹药。他们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在长期实验中却逐渐地发现了金、银、铅、汞、硫等物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东汉末年，魏伯阳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写成《周易参同契》一书，以比附《周易》和道家学说的方法，系统分析了上述物质变化的化学原理，各种实验方法及其过程。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本“方士”之书，记载的也只是一些炼丹技术，实际上却是一本关于化学的书籍。在世界化学史上，这本书还真的有其特殊的地位。

(七)医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的发展

自秦汉以来，医学逐步地摆脱了原始的巫术，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及其经验总结，逐渐地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医疗理论的思想体系。其中的《黄帝内经》就是对于古代医学经验的总结。这本书虽然形成于先秦，但其成书却是在西汉，还有《难经》和《神农本草经》等医学与医药学著作。《难经》以问答体裁解释《内经》中关于脉法、经络、脏腑、疾病腧穴、针法等方面的疑义。《神农本草经》则详细记载了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及其形状、药性、用途、用量，这在实际上已包括了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和化学等诸方面的知识。东汉末年，张仲景还在前人医疗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伤寒杂病论》一书，不仅系统地总结和阐述了以前的医疗理论与经验，而且列举了许多医之有效的验方，被后人称为“医圣”。

三、两汉时期的社会矛盾及其政治状况

秦始皇完成统一天下之大业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的国家政权，政治上采取的措施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地废除西周以来由奴隶主贵族世袭的分封诸侯制，推行在皇帝控制下的郡县制及其由国家直接任命各级官员，各级官员也直接向国家负责并报告工作的官僚制度。从此，这种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的官僚制度随之逐渐地成熟并完善起来，成为我国两千多年以来封建政体的基本形式。而这一封建政体又恰巧是同中国当时封建地主阶级极力推行的土地私有制和土地买卖自由，以及防止把自由农民降为奴婢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因此，这种国家的官僚制度在秦以后又被两汉政权牢牢地巩固起来，使之自觉地为封建的以土地私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服务。

在这种生产关系的条件下，由于生产力得到相应的发展，因而不仅相继出现了发达的农业、纺织业和先进的水力灌溉，通畅的道路建设和繁荣的商业，以及实用的基础设施和辉煌的宫殿建筑等等，而且在科学、文化等领域也得到高度发展，使我国处于世界文明国家的前列。然而，在这些繁荣景象的背后也潜伏着深重的社会危机。比如，土地兼并的趋势自汉以来就一直在发展，并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官僚大贵族、大商人和大地主三者逐渐地纠合在一起，不仅加速了土地兼并的过程，也造成了大量无地的赤贫农民和极少数豪强地主的严重对立。直至西汉末年，由于各地农民起义给予了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以沉重的打击，才扫荡掉一批豪门士族的大地主。刘秀也正是利用了这一农民大起义的巨大力量，最终爬上了皇帝的宝座而建立起东汉王朝。东汉王朝最初也采取了一系列变革措施，才得以缓和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东汉王朝也曾经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因而既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纺织业等行业生产的进步与发展，也使生产力的发展比西汉有一定程度的提高。然而，豪门士族地主的势力通过短暂的冬眠后又很快膨胀起来，加上统治者的日益腐败，严重地制约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豪强地主虽然在农民战争中受到一些打击，但是他们大多利用家族的传统势力，并依靠政治特权与皇室贵族相互勾结，牢固地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及其依附的农民。尤其是豪门士族地主兼营工商业，贵族官僚也利用各种机会占有土地，富商大贾也兼并土地而成为大地主。这就造成了官僚贵族、大地主和大商人相互纠合而结为一体，不仅在经济上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在政治上也垄断了国家的各种政治权力。所以，他们既拥有大量的坞堡、田园，“百役不及，高卧私门”(《通典》卷3《乡党》)，过着极度荒淫奢靡的寄生生活，又能够利用宗法关系控制着乡党宗族，让他们聚集而居，自己也能够因此而称霸一方，形成以身份门第划分等级的习惯法。

历史上所谓的“举贤不出世家”，“官有世胄”，“谱有世官”(《新唐书·柳冲传》)，“向门华阀，有世及之荣”(赵翼《廿二史劄记》)等等，就是专门指这批人高居于社会的上层。他们不仅享有并且世袭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封建制的例外法权，又能够使其势力逐渐地恶性膨胀，一直到垄断一切权力，实行特权统治。到东汉末期，已经达到凡是地主阶级出身的人，只要经过“察举”与“征辟”，就可以直接在中央或者地方担任官吏的程度。反过来，他们又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保举自己的亲友、门生、故吏加官晋爵，并且还以此垄断整个所谓的“官场”及其仕途，进而操纵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权，使整个国家政权，乃至全部官宦领域都污秽不堪，整个社会也随之七颠八倒，混乱不已。至于广大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除了要直接受到地主阶级残酷的地租和无偿劳役的剥削以外，还要向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缴纳沉重的苛捐杂税，以养活统治、压迫和镇压自己反抗的官僚机构及其大批的封建政客，以及维护封建专制的庞大的国家军队和各级各类武装力量，甚至还要为封建专制国家的各级各类大型的基础建设项目、管理机构和封建团体服大量的无偿劳役。因而不仅使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和生存条件都十分艰难，而且连最基本的人格与尊严也得不到保障，迫使他们不得不揭竿而起进行反抗。

先秦大思想家荀子曾经告诫统治者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由于秦王朝统治者只看到压迫人民所得到的好处这一方面，全然不顾广大劳苦大众的感受与死活，最终还是触怒了广大的劳苦大众，爆发了以陈胜和吴广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在短短的几年内，强大的秦帝国在转瞬之间就被劳苦大众革命的武装力量打得粉碎。同样地，西汉末年，由于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日益艰难与贫困，已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王莽篡汉”的时候为了缓和社会危机而进行的一系列所谓“改制”，非但没有减轻民众的任何负担，反倒是在人民头上又添加了无穷无尽的新灾难。于是，酝酿已久的农民起义的激情终于被释放了出来。一直到东汉末年，各族民众的反抗斗争和武装起义已经此起彼伏，当时流行的歌谣就这样唱道:“发若韮，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毫无疑问，这首歌谣不仅反映了当时农民坚决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志及其心态，它还表明了大大小小的反抗激流正在汇合着，东汉统治者的统治堤坝也在溃烂着，预示着摧毁东汉王朝的巨大风暴将很快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