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创业精神的内涵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对浙商的活力特别是浙江企业家的精神赞誉有加。他说“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热企业家精神的地方”，在世界华商大会上演讲时他指出“华人是天生的企业家，以浙商为代表的华商完全可以媲美全球成功的华商”。杨轶清先生也高度赞赏浙商的创业精神，他评价浙商“是中国最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一个商人群体。忍耐与吃苦、勤奋务实、勇于开拓、敢于自我纠正、思变，还有冒险，这些都是浙商的创富‘基因’。正是这种精神使得草根出身的浙商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取得先发优势，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也让前辈商帮和曾经的贵族黯然失色”。^[2]

可以说，浙商的创业精神是浙商创业历程的见证，是浙商创业成功的“基因”。浙商创业精神的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典型地表现在“六个特别”上：

一、特别能自主

浙商最可贵的精神气质就是不等不靠，自强不息。毋庸置疑，计划经济的边缘地位，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使浙商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因而他们更富有自主谋生的意愿、自主创业的精神和自主创新的冲动。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浙江历史上是一个“无资源优势、无国家扶持、无优惠政策”的“三无”小省。面对生存环境、自然资源、工业基础、外资推动和优惠政策的“先天不足”，浙商没有消极地依赖政府，更没有自怨自艾、自暴自弃、甘受贫穷命运的摆布，而是立足于自身奋斗，锐意改革，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闯出一条脱贫致富之路。如宁波依托“奉帮裁缝”的传统技艺，服装产业名噪一时；绍兴倚借“日出华舍百丈绸”的传统经济，轻纺商贸业发展富甲一方；义乌弘扬“鸡毛换糖”的货郎担精神，小商品贸易云集天下；温州以“温州模式”文化依靠民间资金培育产权明晰的多元化投资主体，个体、私（民）营和股份制经济竞相发展、壮大，逐渐形成小型化、多元化、产品特色鲜明的区域特色经济。正是这些生活在社会边缘，为改变命运呕心沥血的小人物，承担起了历史进程的重要角色，经历了极其艰难的创业历程，成为在商海中挥洒自如、尽情搏击的“弄潮儿”。即便是在浙江农村，广大农民也依靠自己的力量，发挥聪明才智，从土地中解脱出来，毅然投身于商品生产，带来了浙江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彻底改变了浙江农村“人均五分地，生活靠救济”的贫困状况。前几年就一度流行过一句顺口溜“上海人有一块钱要打扮，广东人有一块钱要出去玩，北方人有一块钱要去神侃，浙江人有一块钱也要做老板。”可以说，浙江人强烈的“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我发展、自强不息”的自主创业精神不仅创造了世人瞩目的“浙江现象”，而且为政府减轻了许多负担，促进了地区更好更快的发展。

浙商在求生存求发展的奋斗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自主意识，充分表明他们已率先摆脱了“等、靠、要”的依附意识，努力追求现代工业文明，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这种骨子里的自强不息的坚定信念使浙商经受住了各种艰苦环境的考验，经受住了激烈的市场竞争的考验，极大调动了他们从事改革开放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催生了浙江由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进改革进程的内生型的发展模式。

二、特别肯吃苦

今天，成功创业的浙商拥有财富、体面和光荣，但又有几个人知道他们创业的艰辛。且不说早期的创业者在私营经济被视为异端时蒙受的打击和屈辱，即使在一般的创业过程中又有谁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浙商就是靠自己比别人更能吃苦，更能忍受艰苦环境的锤炼，更能承受市场竞争的压力硬是开拓出一条路来。

首先，浙商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坚持不懈。浙商创业初期，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土壤培育得尚不完全，浙商走南闯北所吃的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几乎每一个成功创业的浙商，都有一段艰辛的创业史。在浙商中“白天是老板，晚上睡地板”是极普遍的现象；外出经商，没有火车、汽车的座位，就钻到别人的椅子底下；风餐露宿更是家常便饭。浙商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在追求人生目标的征途上，对痛苦安之若素。如同当年女大学生质问那个在寒风中认真补鞋想当老板的小姑娘资金从何而来时，小姑娘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正在挣钱么！”又如浙江东冠集团从老板到员工吃住在工地、车间，在贫困中奋发，使企业不断壮大。浙商就这样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积极准备能给他们带来第一桶金的“桶”。

其次，浙商在创业历程中从不言败。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浙商想尽千方百计，走遍千山万水，说遍千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靠着这样一种吃苦耐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意志，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与辉煌。一个地方没有发展空间了，就换个地方接着干；一种办法行不通了，就另找路子，开辟新的发展天地。那些有过失败经历的人们，不怨天，不尤人。失败了，放下包袱，一切从头再来；破产了，不灰心，不丧气，另起炉灶，东山再起；下岗了，不伸手，不骂娘，打工赚钱，自己闯天下。没有放不下的架子、抹不去的面子，有的是不屈不挠、屡败屡战的韧劲儿。斗转星移数年间，这些远离故土的弹棉郎、修鞋匠们在含辛茹苦赚血汗钱的同时，学会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当他们将资本积累到一定阶段时，或回乡创业，或在异乡扎根发展，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更高更远的追求。难怪费孝通先生回忆他见温州人时的印象这么说：“了解到他们千辛万苦的经历，可是从他们的脸上却看不出有丝毫痛苦的痕迹。”^[3]

以温商为例，曾经有一种评价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最会做生意，最能赚钱。温州人自己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说：“与其说我们会做生意，不如说我们能吃苦更贴切一些。”这种说法也获得外地人的认同。笔者曾就“外地人眼里的温州人”做过调查，许多人都说：“要说温州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敢认同，至少有一点许多地方的人没学会：就是温州人那种吃苦精神和闯劲。即使举目无亲，一个温州农民也能在任何地方很好地生存和发展下来。”中国管理科学院温州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认为：“温州之富，说一千道一万，是因为吃苦耐劳、勇于开拓创新的温州人精神创造了财富；温州之路，说一千道一万，是因为艰苦创业，百折不挠的温州人精神闯出新路；温州之活，说一千道一万，是因为走南闯北，走向世界的温州人精神活跃了市场。”^[4]显然，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没有“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和“百折不挠”，就没有“温州之富”、“温州之路”和“温州之活”。

浙江的发展和浙商的发展历程，无不显示出这种“不畏劳苦、艰苦创业”的精神。“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观念已深入浙商人心并已成为浙商创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现代中国商人必备的精神。正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2004年在温州视察时所说：“温州人能吃苦，而且吃苦不叫苦，这就是中国人力量所在。”^[5]

三、特别讲务实

浙江经济发展体现了鲜明的讲求实效的风格，浙商具有不盲从、不张扬、实干求实效的务实性格。

首先，浙商具有务实的理念。对浙商而言，能否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能否切切实实地改善生活，是浙商在改革开放的探索实践中一切行为取舍的最终依据。浙商不纠缠于姓公、姓私的讨论，“不论成分论发展”，对于符合本地实际、能带来实效的发展路子，无论外界有什么议论和压力，都能毫不动摇地坚持。“在外部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浙商总是围绕市场转，围绕效果转，习惯“用事实说话，用效果说话”，从不好高骛远，从不好大喜功，用实际行动改变着自己的命运。这种务实的理念使得他们能够从浙江实际出发，其所作所为高度契合了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创造了一乡一品、一镇一品的区域经济特点。

其次，浙商具有务实的作风。浙商不一定善于表达和讲究形式，但他们擅长操作，“能握微资以自营殖”。他们“一分钱不嫌少”，从来不因“小”而不为，往往着眼于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商品，几分钱的螺丝螺帽、几角钱的小元件他们都会认真对待，把小生意当做事业来筹划，哪一行有钱赚就干哪一行。浙商对于自己能力做不到的事情不做，但是认准了的事碰死也不回头，办不了的转个弯再办，最终一定要达到目的。浙商的“小题大做”使传统工艺、劳动力资源、低成本等比较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进而实现了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分工，小规模、大协作，小利润、大批量，小能人、大气魄的根本性变化，并探索出一条独特而有效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无怪乎，经济学家钟朋荣把浙江经济称为“小狗经济”并断言：凡是适宜小狗生存的地方，斑马就难存活。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以欧美企业管理体系为基础的MBA，自然也无法解释浙商们的实践。务实精神使浙江人相信：企业的产品、产业、组织形式、规模、管理制度的选择与安排，并非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偏好和政府决策，而是特定市场环境下，各种市场力量和市场主体博弈的自然结果；产品、产业、企业规模、企业形式、组织管理制度并无所谓的优劣，关键是能否匹配。“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体系里，成熟的模式并不见得就是效率最高的，原因就是不匹配。”^[6]正应了迈克尔·波特的一句话：“只有在较长时间内坚持一种战略而不轻易发生游离的企业，才能赢得胜利。”同时，务实的浙商十分注重学习避免盲从，对于自己选择的业已经实践证明符合本地实际，能带来实效的发展路子，无论别人怎样说长道短，他们都会顶住压力，毫不动摇地坚持走自己的路。

对于自己创造的新生事物，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浙商从不拘泥于形式，可以“先生孩子后起名”。只要能带来效益，国有企业不妨大胆借鉴私营企业的某些管理经验；反过来，私营企业同样也可以积极移植国有企业某些成功做法。注重实践、讲求实效的创业精神，使浙商在工业化道路的探索、选择过程中，避免了盲从他人的一窝蜂现象，形成了符合各地实际的多种发展模式，如浙东北的宁绍模式，浙东南的温台模式，浙中的义乌模式，等等。

注重实干、讲求实效、不图虚名、不搞花架子、不赶时髦，这是浙江改革发展历程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浙商的一个显著特点。由此，也形成了今日浙江“真富、民富、不露富”的可喜局面。

四、特别敢冒险

浙商具有钱江大潮般的勇往直前的无畏气概，具有敢第一个吃螃蟹的冒险精神，具有争喝头口水的超前意识。浙商思想解放，敢于冲破各种陈旧框框的束缚，大胆尝试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改善生活水平的创新试验，敢于冒险、善于在混沌状态中打拼出一条自己的路。

敢于冒险，是近代浙商成功的关键因素。这种冒险精神在宁波帮中尤为突出。在宁波府、县志中，像“甬人具冒险性”、“冒险之性”为“岛民所特具”这样的记载屡见不鲜。1929年魏颂唐在《浙江经济纪略》一书中论及宁波时说：“邑人富于冒险进取性，出外业航运及工商业者甚众，类多获利，在津汉沪等处，执商界之牛耳。”宁波帮的冒险精神也令毗邻的绍兴帮赞叹不已。1919年《绍兴旅沪同乡会季报》在论及宁波帮何以发达时说，“甬人善进取，富冒险性，故国内大埠、海外名都，咸有其踵迹，各帮各行，咸有其事业，其经商之魄力雄厚，其营业之范围广阔”。我国的近代民族工商业生长于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夹缝”中，创办一家企业并使之发展绝非易事，挫折、失败常与成功相伴。遇到挫折、失败就一蹶不振，是绝对不能成就大业的，成功后不思进取，同样会功亏一篑。只有具有自强不息，百折不回的精神，才能在“夹缝”中不断求得生存和发展。正是浙商的这种冒险开拓精神，使他们能闯荡天下、敢为人先、自强不息、百折不回、矢志不渝，率先拓展经营区域和经营领域，在近代经济史上创造了难以计数的第一。

现代浙商也传承了前人的这种敢于冒险的精神。先来看看“冒险王”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的冒险创业历程：从偷偷摸摸搞摩托，到“未婚先孕”搞轿车，到搞足球被别人涮了后状告中国足协。在某些人看来，这些简直是有点“肆无忌惮”，“不知道自己是谁”。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中国民营轿车第一人”的拳打脚踢屡屡成功。“摩托牌照”早就拿到手不说，“汽车牌照”在2001年底竟然也让他拿到了。搞足球被人涮了一把后，先是把中国足协告上法庭，未果，后又和绿城队的老板宋卫平一起把黑哨给掀了出来。李书福的生存空间正是他胆大包天拳打脚踢出来的，正因为他比别人胆大，才能抢得竞争先机，才能一步步地做大。当然他争取的本来就是合理的东西，而那些不合理的各种障碍本身也正在逐步冰释瓦解之中。

然而，要论“胆大包天”，恐怕最为恰当的人选是温商王均瑶：一个16岁辍学的青年，最后成为让资本“飞”上蓝天的企业家。1991年春节前，王均瑶还只是一个在湖南长沙做生意的温州小商人，他和一帮温州朋友从湖南包“大巴”回家过年，在翻山越岭1200千米的漫长路程中，他无意中说了句汽车太慢了，一位老乡开玩笑挖苦他：“飞机快，你包飞机回去好了。”一句玩笑话，激发了王均瑶的蓝天梦想。1991年7月28日，25岁的王均瑶首开中国民航史私人包机的先河，承包了长沙至温州的航线。就连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也预测，王均瑶的胆识和魄力将引发中国民航经济的腾飞。“包飞机”包出的第一桶金，王均瑶投在了奶业。今天，更多普通百姓是通过超市里的“均瑶”牌牛奶，才知道这个温州商人的。当他35岁的时候，他又成为“民营资本进入航空业的第一人”，在新诞生的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责任公司里，有着均瑶集团18%的股份，这是国内首家民营企业参股国有航空运输业。

浙商群体藤蔓延伸之广，令人惊叹。浙商不仅在本地创市场，而且跑到全国各地办市场、闯市场，甚至把市场直接拓展到国外。经济学界对此的评论是，以前是“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浙商”，现在是“有浙商的地方就有市场”。正是有这种创业的闯劲，使浙商在竞争激烈的商海中有了一席之地。根据《浙商》杂志的调查统计，目前浙商投资的区域已经覆盖除台湾以外的所有省区市，其中，在上海、北京、广东的投资额分别达到2000亿元，甘肃1000亿元，安徽、江苏、天津、江西、湖北、云南、黑龙江等省市均超过500亿元，连新疆、西藏等地区，也难挡浙商投资的热情。至2004年，浙江已有4000多家民营企业获得自主进出口权，在境外设立的分支机构和营销机构已达100多个。^[7]据浙江省工商局的初步调查，目前浙江在省外经营发展的达390万人，加上境外的100万，目前有近500万浙江人在中国和世界五大洲创造财富。浙江人在外设立的市场主体近80万家，注册资本金达2000亿元，投资总额达6000亿元。^[8]“也就是说，浙商每年在省外创造的财富，已经相当于浙江省2007年全年的GDP，400万浙商异地建了一个无形的浙江。”

经济学家钟朋荣曾写过一篇题为《温州：中国人致富的楷模》的文章，总结温州人思维的特点：“不是从教条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正如陈云同志所倡导的：‘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在温州，还要加上一个‘只惟试’。不管什么事情，不管你旁人怎么讲，我都要试试看。试不成拉倒，试成了就要千方百计地坚持下去。”改革开放以来，正是这个“敢”字，让浙商在发展市场经济等许多方面先人一步、快人一招，打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间差”，赢得了先发性优势，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先行者。

五、特别会创新

“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正因为浙商思维无定式，思想解放程度高，精神框框少，才能根据实际不断创新。浙商发展市场经济形成的许多先发优势，都是由浙江人敢为天下先、善于创新的经营理念造就的。仔细盘点一下，几乎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每一步，都可以听到浙商的声音或看到他们的脚步。概括地说，浙商的敢为人先，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思想解放上，敢为人先

思想领域的大解放，浙商往往走在前面。许多别人不敢碰、不敢破的传统观念、传统理论，浙商率先冲破，这使他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抓住了一个个稍纵即逝的机遇，获得了丰硕的回报。

如改革初期出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许多地方还在观望时，由于温州农村早在1956年就有过全国第一个“包产到户”的试验，当初虽被禁止，但此后他们仍在暗中进行的实际试验，不仅没有遇到阻力，相反，广大农民非常欢迎，求之不得。有这样的基础，因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实施任务。又如改革初期的中国对商品经济的观念。由于计划经济仍然统一天下，人们的观念一时还没有转变过来，视商品经济为“洪水猛兽”，甚至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是“搞资本主义”。在对待市场问题上，更是谈“市”色变。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始终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表现之一。这些观念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之前仍占据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根深蒂固。相比之下，浙商更容易接受商品经济的观念。在解放思想这个问题上，浙商从不迷信权威思想，他们反对陈腐观念，敢于冲破僵化思想的束缚，敢于独立思考，勇于观念创新，走在时代前列。可以说，每次思想大解放，浙商往往比其他地方在速度上更快一些，涉及的范围更广一些，触及的领域更深一些。总之，解放思想，观念更新，浙商往往走在全国的前面，领先一步。

2．在发展道路上，敢闯敢试

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全党和人民：“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9]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国坚持走自己的路，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在同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可不可以有不同的具体发展模式？这关系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不同地区允不允许走多样化发展的问题。苏南有苏南的特殊情况，走苏南自己的路子；深圳有深圳的实际情况，走深圳自己的路子；浙江也只能根据本地的特点，走浙江自己的路子。在浙江这样的地方，如何坚持走自己的路，怎样才能成功走出一条适合浙江实际的发展路子，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浙江如何具体化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是否从实际出发，可以不可以有“一制多式”的问题。以温州为例，“温州模式”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即1978年至1985年以家庭工业为主体；1986年至1992年以股份合作制为主体；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温州相对前两个阶段进入了以公司制为主体。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充分显示了温州人的变通：第一阶段温州人最大的变通是挂户经营，即家庭工业在集体企业中挂户，性质上是集体性质，明晰了产权，推动了这一时期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二阶段是温州人搞了个非驴非马的“股份合作制”，这种制度创新使温州人在政治边际上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在第三阶段，温州转入了致力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注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变通和与时俱进的思想使温州的经济不断发展。

所以说，浙商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浙商在发展道路上勇于探索，敢闯敢试。作为浙江省委、省政府以及各级政府部门则是充分尊重浙江人民的首创精神，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做到想坚持、敢坚持，而且做到会坚持、能坚持。这是浙商之所以能成功走出发展路子的重要保证。

3．在发展市场上，勇于争先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曾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实践过的事，是一个新事物，需要一批不怕冒险、敢为天下先、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闯将。

回顾浙商向外拓展生存空间，发展市场的历程，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跑单帮”的形式开拓产品市场。当时温州数十万供销大军跨越千山万水，使家庭工厂生产的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各地，出现了“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货”的现象。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浙江各地涌现出一大批与地方特色产业相配套的专业市场，浙江开始成为著名的市场大省，通过浙江专业市场的规模批发，浙江本地产品和外地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农村市场和“三北市场”。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主要表现形式为浙商到各地兴办“专业分市场”。据统计，浙江在省外兴办的规模分市场有30多个，中小型专业市场数以千计。随着全国各地分市场的兴办，“浙江村”、“温州路”、“义乌街”延伸到全国各地。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浙商开始有组织地走出国门办市场。现已在巴西、南非、阿联酋、俄罗斯、匈牙利、喀麦隆、尼日利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筹办、设立了市场。第五阶段，始于上世纪和本世纪之交，以到省外、国外投资创业，实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跨区域转化为特征。近年来，浙商利用地处长三角洲南翼这一明显的区位优势，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洲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其对内对外的开放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

以娃哈哈在市场的成功为例。集团老总宗庆后在拓展市场方面，打破了一般规律性的认识，采取先纵后横，纵横交叉的思路，认为首先要让利经销商、设立区域独家经销商制度、经销商保证金制度等策略，使娃哈哈极具市场活力。娃哈哈开拓创新市场最具特色的是其营销模式：作为生产商自己招聘人马，全资编织市场网络，并有效地对“雇佣军”进行制约和调控。其高稳定与高效兼得的联销体系，被称为是业界易懂难学的“宗氏营销学”。有人形容，这种营销模式既保证了娃哈哈具有恐龙的身躯而同时避免了恐龙的退化。实际上，在娃哈哈做童装之前曾有很多人怂恿宗庆后去做热门赚钱、轻松容易的行当，他却一直严格按照纵向的产业链延伸产品，绝不跨出饮料食品行业半步。只是在他创业的第十五个年头，根据市场调查，国内童装业尚未形成真正的“霸主”，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娃哈哈品牌在消费者心中良好的知名度、美誉度，娃哈哈公司不失时机进行了品牌延伸，从而赢得市场份额。至今，娃哈哈通过品牌延伸推出的30多个产品，都已成为拳头产品。宗庆后在不断创新市场方面，又一次通过童装探路，成功地提高了娃哈哈的市场占有率。

总之，开拓创新市场，需要理性追求创新产品，摆脱多元化困惑，这是企业家面临的一大难关。正是这种敢为人先、特别能开拓市场的闯劲和精神帮助浙商取得了成功。

4．在组织和制度上，善于突破

企业家族化问题，几乎是所有民营企业与生俱来、无法绕开的问题。不可否认，家族化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市场、致富千家万户方面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但它不是现代企业制度，存在许多缺陷。面对正在消失的创业初期的体制优势，面对“低、小、散”的缺陷，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逐渐饱和的国内市场，浙商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所有这些都迫使越来越多的浙商走出国门寻找突破，这对文化水平不高的浙商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长三角一体化也对浙商提出了新要求。浙江要接轨上海，浙商自身的文化素质、经营思路就都要真正融入这个大的思路中去。我们欣喜地发现：面对亟待解决的难题和困难，浙商又开始努力寻求转型之路，“以新思路推动管理模式改进和品牌文化打造；以新机制推动资源整合的广度和深度；以新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新技术推动自主创新能力；以新人才推动浙商创业的与时俱进”^[10]，推动“草根浙商”向“森林浙商”转型，从“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转型，最终推动浙商从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品牌化、高附加值、强竞争力的产业模式转变。这些年来，无数事实印证了浙商在转型上所做的大胆尝试和取得的进步。如美国《财富》杂志2001年发过一篇整版报道“CHINA BUYING AMERICA（中国收购美国）”，华力集团汪力成收购飞利浦CDMA核心技术部门，这被视为开创了一个民营企业的崭新阶段——从传统产业到高新产业的跨越。此外，传化集团徐冠臣的“新集体主义”私企劳资关系新模式，宋城集团黄巧灵的产业升级进行模式，等等，正在实现从家族式——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改造，正在进行着组织和制度的创新。

5．在技术创新上，不断追求

浙江民营企业起家的产品多以小商品和零配件为主，过去的成本优势也主要源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低技能劳动力的低工资。随着竞争加剧以及市场需求变化，许多靠低劳动力成本的家族制企业失去原有优势，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成为必然选择，而关键是依靠企业的技术创新。

在正泰，南存辉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关键点，先后投入5亿元投资兴建了正泰集团高科技工业园。2001年，正泰又投入了2亿多元开展了68项技改项目。目前，正泰集团每年的研究开发经费已经占到企业销售额的5%以上。技术创新机制成了正泰技术进步的保障。

华立集团老总汪力成当初在美国设立华立美国公司时，一不做产品，二不做贸易，他们去美国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撬动美国技术，达到整合自己所需技术资源的目的，以此壮大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为了收购兼并那些高科技企业，他专门一天到晚在美国寻找机会，终于并购了飞利浦CDMA部门，拥有了CDMA手机生产的核心技术——芯片软件设计及整体参考设计相关业务，使华立集团一步跨入了移动通信产业的上游。

而宗庆后在这方面的招数无非就是两条：基于民族文化的本土化管理营销，加上领先的技术和设备，从根本上提高了娃哈哈现代生产能力和产品品质，使娃哈哈具有了与国内外企业全面抗衡的实力。

2001年，在世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欧盟为保护其成员国的打火机工业，开始对来自温州的打火机实施技术壁垒，提出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安装防止儿童开启的安全装置。这对温州的打火机业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温州人有办法，他们与高校联合，实行技术创新，生产2欧元以上的打火机，轻松地绕过了欧盟技术壁垒。

因此，技术创新是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的关键，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新亮点，也是浙江民营经济革新的动力。利用技术创新，使浙商企业实现了从小企业到大集团的转化，从块状经济向工业园区的转化，促进了浙江经济向新阶段发展。

总之，敢走天下路，敢为天下先，善于创新，勇于开拓，是浙商的灵魂，也是浙商创业精神的根本。“一个没有冒险精神的民族没有活力；一个没有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民族没有希望。浙商的创造性在于总是能够‘戴着镣铐跳舞’”。^[11]正是这种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使浙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抓住了一个个机遇，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特色优势和发展的先发优势。“浙江精神赋予了浙江人很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使浙江赢得了经济发展和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成为全国经济增长最快和最富有活力的省份之一。”^[12]

六、特别善合作

如果说竞争是“商品生产者的基本交往形式”，那么合作则是通过整合达到一种新的合力，以避免无度竞争造成的伤害而相互配合协调、共同采取行动的形式。竞争的规律是优胜劣汰，合作的规律是共生共荣，二者缺一不可。浙商的成功同样离不开这些法则。对于浙商来说，人际关系网就是信息网、生意网。他们深知个人的成功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因此，要重视每一个人，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老乡一家亲，有钱大家赚，合作重于竞争，没有永远的敌人，吃亏是福，善于借脑等在浙商群体中已经形成共识。浙商在家乡和外地的成功致富，离不开创业者的共同努力，离不开社会关系网络的配合和支持。主要表现在：

1．善于血缘团队成员间的合作

家族企业虽然不是什么现代的企业组织形式，但家族管理模式因具有内部摩擦小、信用资源丰富、没有代理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等独特优势，最适宜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最符合浙江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实际。在浙江，家庭不仅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在创业的初期阶段还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人们称这种现象是“家家开厂”、“户户设店”。为了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一般都要调动家庭成员参加生产经营，甚至那些未成年的孩子，只要有空，往往也参加生产和经营，以帮助父母亲。如果家庭企业规模扩大，需要“对外”招收工人或扩大为股份合作制企业，首先寻找的是自己的亲戚朋友，既有父亲一支的亲戚朋友，也有母亲一支的亲戚朋友。在这里，血缘关系仍是组合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有一篇文章，为我们描绘了这种家庭企业的生产情景：“楼上住人，楼下聚集了自己家和亲戚家的很多人，印刷、编织、裁缝、做鞋、制眼镜、造纽扣、加工小电器……一边紧张地工作，一边不时说些简单的邻里故事、闲话笑话。到吃饭的时候，解下围兜，走到后面的厨房，围成一桌，开心地聚餐。”有人这样评论道：“这一工作模式，几乎不需要管理：赚得多，大家得的多，反之，也能心安理得；谁要是想偷懒，看看四周都是自己的亲人，你偷懒就意味着别人要多干一些，于是，就会不忍心；更不会有人把原材料偷出去为自己所用——被大家发现，你还想做人吗？因此，成本低，利润高，许多温州人就是从这里起步的。”^[13]这种经济关系和劳动关系，当然大大加强了家庭和家族、朋友之间的感情亲密程度。

尽管已跨入21世纪，血缘在浙商的新经济模式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企业中，往往是家庭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当厂长或董事长，其他成员分散在各个重要的部门，分头负责。这样的家庭企业，对内是一个温馨的血缘群体，对外是一个齐心协力的经济团体、一只握得紧紧的有力的拳头，遇到外部困难，大家齐心出击，碰到内部矛盾，开一次家庭会议一般都能解开。血缘在企业里成了动力，成了黏着剂。

血缘团队精神的表现和作用，还体现在资金筹集和各地浙江村的建立上。初期浙江私营企业的资金主要通过民间集资，特别是“聚会”这种传统的民间信用形式。“聚会”的参加者主要是亲戚、朋友和邻里乡亲，一人需要用钱大家共同凑钱出借。甚至在国外那些一心想当老板但又资金不足的浙商，也借助于“聚会”方式来筹集资金。这种信用活动并无法律的保证，凭借的只是长期以来通过血缘团队精神形成的信任和信誉。曾经有权威部门做过统计，浙商融资80%靠民间借贷，这正说明了浙商“团结合作”的力量。早在1987年底，温州的各种“聚会”已涉及6县市，资金流通量以数亿计。

2．善于同乡同胞间的合作

家庭的扩大是家族，家族的扩大是邻里乡亲。“抱团”精神，即同乡间的互帮互助、团结协作，共同抗击风险的精神正是在外浙商的“生存链”，使其发展强大。由于我国长期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各地的经济活动大多局限在比较小的空间范围，建立在一家一户的家庭经济基础上的小范围的地方性经济向来是中国传统经济的显著特点。浙江许多地方，对外交通不方便，空间活动的有限性造成了人们视野的狭隘，另一方面也加强了邻里乡亲之间的亲近感，促进了同乡观念、地方主义的上升。此外，浙江的语言十分复杂独特，不同地方的人相互间听不懂，不像我国绝大部分地方的方言，虽然与普通话有所区别却还能勉强听懂。于是，语言的独特性，也成了浙江内部各地互相认同，并和其他地方的人区别开来的文化因素。如任何一个温州人无论在天涯海角，只要听见乡音便倍感亲切，忍不住要凭乡音去认乡亲。因此，语言也加强了浙商的同乡观念和地方主义情感。坦率地说，我国各个地区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同乡观念和地方主义，否则“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句话，也就不会广泛流传了。然而，由于地理的、历史的、语言的原因，南方人的同乡观念、地方主义普遍地强于北方人，而在南方人中浙江人又可以说是比较厉害的。

事实上，许多浙商发展生意就是从发展关系网入手的，他们深深懂得这种感情因素在合作中的作用，特别讲求感情投资，讲究血缘、人缘、地缘、业缘。浙商外出经商有这么一个特点：先是一些人在各地流动寻找商机，一旦发现了赚钱的机会，便写信回家搬兵，把赚钱的机会推荐给家乡亲友。家乡的亲友来到后，又招来他们各自的家乡亲友，连锁式地经营。有了先行者的示范作用，后来者也可以少走弯路。“一个人做事不赚钱，大家做事才赚钱，有钱大家一起赚”的理念，已成为大多数浙江人经商的通则。所以，形成了浙江私营经济一村一品的特点，即同一个地方的人齐心协力生产并推销同一种类型的产品。因此，聚落意义或行政意义的村庄成了一个经济共同体，必然使同乡观念进一步增强。

同时，浙商的商会遍布海内外，为浙商提供了优厚的资源条件，成为浙商发展的一大优势。据统计，截至2006年5月，全国除西藏外的省、市、自治区先后共成立了23个省外浙江企业联合会（商会），江苏、福建、辽宁三个省也已经成立了筹备组。商会所显示的力量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政府部门的认可，这种经济联合体不但在招商引资、协调关系、筹集资金等方面具有优势，同时还具有一个地区的经济话语权，比单个企业力量强大得多。目前导资以浙商商会组团式投资的形式越来越多，民间商会开始主导资金的流向。商会真正能协调、帮助解决在外浙商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许多困难和问题，能在异地浙商中形成经济和心灵上的聚合效应，从而在茫茫商海里组成了一支抵得住风浪、经得起远航的“航空母舰”。

3．善于与外国合作

如果按照美国经济学界与政府部门的界定，“新经济”是以信息时代和高新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经济的话，与之相对应的浙商从事的就是典型的传统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逐步完成了由传统经济向新的信息经济的转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向新经济挺进。在这种经济形式下，经济敏感性很强，并且敢为天下先、不甘落人之后的浙商再次迈开大步，超越传统经济，向信息时代的新经济跨进。于是，他们与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合作，致力于实现科技产业化，显著地加大了科研和新技术开发的力度。与此同时，他们还走出国门，积极引进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研成果，以开发生产高、新、尖产品，跻身新兴行业。如德力西牵手施耐德，引进技术，拓展国际市场销售渠道等。可以预言，凭借浙商的经济实力、科技意识、赶超精神和卓越的创新能力，浙商在21世纪将出现若干个在国内外令人瞩目的高新科技工业园区，将成为我国发展新经济的典范。

总之，特别能自主、特别肯吃苦、特别讲务实、特别敢冒险、特别会创新和特别善合作，这就是千百万浙商身上表现出的具有特殊的人力资本意义的创业精神。在这种强大的内在精神动力的指引下，浙商善抓机遇、敢打敢拼、洞悉市场、讲求效益，“一有土壤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为浙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注入了生机盎然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