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创业精神形成的原因

浙江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并不突出的省份，为什么能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最富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浙商的创业精神。那么，浙商创业精神形成的原因又是什么？通过分析研究我们得知，“浙江现象”和浙商创业精神的形成并非偶然，有其独特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概括地说，“经世致用”的传统文化、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浙江所处的特殊地位、移民文化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开放意识、悠久的经商历史和浓郁的商业文化等都是浙商创业精神形成的原因。当这种丰富的区域文化精神传统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相互激荡，便使浙商的整个精神世界发生了深刻的裂变，由此生发出来的上述一系列同改革开放进程相适应的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充分调动起了浙商从事经济建设的满腔热情、聪明才智和坚韧意志，克服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种种不利条件，实现了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

一、“经世致用”的传统区域文化的积淀

一方水土，一方文化，养一方人。文化是经济竞争力背后的支撑力，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同时也是文化观念的变革。著名诗人海涅说得好：“思想是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在雷鸣之前一样。”客观规律表明，历史上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区域，人们大多偏爱工商业，注重经济利益，具有比较强烈的创业意识和成就动机，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工商业文化传统往往呈正相关性。今日浙江的经济发展与其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具有一种情系的传承关系。“50年前的记忆，50年后眼前的市场，其间脉脉相通，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联系。”^[14]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当代浙江经济乃是传统工商经济自然演化的一种结果。浙商表现出来的先驱精神就是一种文化，浙商创造出的更为美好的生活、更为发达的经济就是一种文化，浙商的精神就是一种文化。这种稀有的精神是与生俱来的，是几千年历史文化的厚积薄发。

在南宋，浙东文化形成了以叶适（今浙江永嘉人）、陈亮（今浙江永康人）、吕祖谦（今浙江金华人）为代表的事功学派。这一学派是南宋时期能够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成鼎足之势的重要文化思想流派，创始人是薛季宣、陈傅良，他们分别是现在的温州鹿城和瑞安人。其中，叶适为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事功学派主张“工商皆本”、“商借农而立，农赖商而行”和“义利并存”等观点，反对空谈性理，讲究实效，主张义利并举。“经世致用、注重实功”是浙东文化的学术精髓。^[15]“事功之学”，实际上就是一种“经世致用”的生存哲学，它不用空洞的玄学讨论，自始至终追求一种价值取向，由生活需要而渐变为一种心理和文化积淀，在空疏迂腐、繁琐考据的封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死水中漾起微澜。应该说，“事功之学”是以浙江的社会经济土壤为根基的，但反过来，注重功利的思想及价值取向和逐利追求，又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浙江这一地方的民间心理和区域文化传统，构成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遗传因子”。

从治学思想发展历史来看，浙东学派主张治学与经世的直接统一，即将“经世”作为治学自始至终的目标，反对为学问而学问。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风是在浙东学术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与程朱理学家“迂远”，要求先“修身”、“齐家”，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做一个“醇儒”，然后“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截然相反。北宋“永嘉九先生”的治学风格就初露“经世”之端倪，他们提倡求实，反对空谈。强调在理论上实事求是，在行动上经世致用。他们主张，治学务必探究实理，并在实践中验证其是非曲直，而反对那种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南宋时期，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事功之学”就更加注重“经世致用”。陈亮力主学术与事功的统一，曾尖锐地批评空谈性命的正统理学家是“风痹不知痛痒之人”，认为他们“相蒙相欺，尽废天下之实”。后人曾把他的思想概括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叶适从“致用”的立场出发，强调“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他认为，“欲折中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表现出鲜明的经验主义的思想个性。到了清代，这种以讲“世务”为治学宗旨的风气表现得尤为突出。黄宗羲明确强调“学问所以经世”，治学的目的“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治民用”^[16]。同样，吕祖谦也曾提出“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学而无用，学就不成其为学。到19世纪末，被称为“东瓯三先生”之一的陈虬提出“齐商办，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的经济政策主张，为商业的发展大声疾呼。清末另一位国学大师瑞安的孙冶让先生也主张做学问应该“经世致用”，他的《周礼正义》、《墨子闲诂》两书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他还注重社会教育，创办和参与兴办了瑞安务农会、瑞安天算学社、演说会、阅报社、劝解缠足会等组织，并曾计划筹办温州农工商实业学堂；另外，他热心地方实业，创办大新轮船公司、内河轮船公司和人力车公司，温州的第一辆人力车就是由孙冶让率先乘坐的。总之，在浙东学术的各个时期和各个流派中，学者“经世”方式各不相同，“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17]，但他们都认同要研究社会政治治国之道，以经营世务。

从治学内容来看，讲实学，即丢开空泛的天人性命之说，进行踏实的经史研究，其目的是纠正当时程朱理学“宗经”之偏。朱熹认为“凡读书，必先读《论》、《孟》”，然后方可观史。否则先读“经济”，“比如泰山之高，他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了，只是小。”^[18]朱熹此话固然苛刻，但却反映出了浙江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务实精神。的确，浙东事功学主张从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出发，广泛涉猎经史，并从历史本身求救国之方。他们甚至强调要剥掉“经”上面所覆盖的其他任何“非历史性”的“抽象的”东西，恢复“经”的本来面目。除此之外，浙东学派还致力于天文、地理、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

简言之，浙商传统文化的功利思想重视实际事功，反对理学空谈道德性命，“见之事功，经世致用”是“事功之学”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具体包括：

1．重商和重利思想

“重义轻利”、“重本轻末”，是我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基本思想。从孔夫子的仁义道德、三纲五常，“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甚至直到现在，尚有不少人认为为富不仁，以“财”为“修”，不求富但求安，不求财但求义，不患寡但患不均，使人们陷于求义排利的狭小天地里。这种“义利观”，有悖于历史发展、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

浙东事功学派有着极为鲜明的义利并重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在南宋时期，永嘉学派创始人薛季宣就提出了“义利之和”的主张，以反对“理欲不相容”；叶适继承并发展了薛季宣的思想，反对义利两分，认为义利应该统一，提出“以利合义”，“崇义以养利”、“义利并立”，并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传统的义利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系统地阐述了功利主义的义利观，指出“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其功”的虚伪说教的不切实际，“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19]他还主张“以利与人……故道义光明”，通俗地讲便是功利与仁义并存，按现在的讲法便是主张务实为务虚之基础，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与叶适同时期的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从现实出发，提出德义与事功的统一，旨在解决当时南宋王朝面临的问题，他指出“德泽有余而事功不足”必将“始之于王道而卒屈于富强”。所以陈亮在坚持了儒家“仁义”为本的基础上，汲取了先代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将“义理”与“事功”结合起来，使“事功”成为“义理”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提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并肯定人的欲望的天然合理性。

与此同时，事功之学还认识到工商业发展对国家、社会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在他们看来，凡是对社会产生效益的学问，都是有用的东西；否则，就是无用之学。他们的态度是取有用之学，舍无用之学，一切按事功主义的原则加以评判和处理。据此，他们主张农工学商不可偏废，工商者也可以进入仕的地位，有权从事文化、政治等活动。“夫四民（农工士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重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原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薹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20]认为应该“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大力发展工商业。只有这样，才能富国强民，收复中原，实现国家大一统这一远大理想。陈亮也认为：“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民病则求之官，国病则资闭民。商藉农而立，农藉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应当说，义利并重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是事功学派最受主流思想非议的思想主张，但也正是这种同正统观念分庭抗礼的思想异端，最鲜明地体现了事功学派甚至整个浙学的思想传统。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就曾明确提出永康之学与永嘉之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尘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皮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21]

基于同样的功利主义的价值立场，明末清初许多浙籍思想把南宋事功学派的重商重利意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黄宗羲公然质疑传统歧视商业的“本末”观，旗帜鲜明地提出“工商皆本”的新思想：“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无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心学大师王阳明对商人的苦衷给予了深切的同情，认为他们“然终岁离家弃室，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良亦悯”。为此，王阳明大胆地提出了“四民平等”的新观念，认为士农工商只是社会分工的区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由此，商人再也不是低人一等的职业，而是和读书取仕一样甚至比读书取仕更崇高的职业了。

2．务“实”求“真”的价值观

整个浙东文化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主张求“真”务“实”，这是浙东事功学文化的又一大特色，是浙东学人一贯的传统。

在师承问题上，许多人以为原封不动地承袭才是继承，否则是离经叛道。浙东学人则认为墨守成规只是形式上的苟同，只有“博考、深思、求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故学术不能“以水济水”，不能“倚门傍户”，不能“依样画葫芦”，要独立思考，“但求其是而已”。为了求真，应超越门户之见，兼综诸家之长，读经“必证明于史籍”，只有“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22]。最后，殊途同归，百虑一致，注入真理之大海。叶适为代表的“事功之学”主张，治学务必探究实理，并在实践中验证其是非曲直，而反对那种脱离实际的高谈阔论，讲究功利实用。他还主张要注重实践，不做空洞的玄学讨论，不发迂阔的议论，提出“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以物为本”、“步步作实”、“功利至上”的观点，他的这种务实的观念，具有“重商主义”的色彩，可以说就是“商人的哲学”。黄宗羲在评价“永嘉学派”时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23]与此同时，吕祖谦也提出了“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24]的教育宗旨。

务“实”求“真”的价值目标，对现代浙江人的务实精神产生了一定影响，它使浙商经商不以利小而不为，具有注重功利、讲究实际、重视实业、不尚空谈的世俗化倾向和致富冲动，一旦遇到适宜的气候条件，就勃发为一种经济现象。浙江企业虽然产品小、附加值低、产业层次低、规模小、组织形式落后，但浙江人并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利小而不为”，而以其特有的理性和务实精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坚韧不拔，乐此不疲地“小题大做”。小商品虽然小，但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离不开它们。它们经久不衰，具有特别长的产品生命周期；它们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最适合发挥地方传统工艺优势，最适合中小企业的经营规模、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在国际市场上最具成本优势与竞争优势。浙商，注重的不是最好、最现代、最高级、最优，而是关注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3．限君“得民”的重民思想

在治国之道上，事功之学认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则多是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25]它从国家利益着眼，看到了“得民”的重要性，因此强调实行宽民之政，认为只有“能裕民力，而后可以议进取”^[26]。同时，“事功之学”还反对用严刑酷罚治理人民，“欲治天下而必曰严刑后治，亦见其无术矣。”^[27]“平心克己，节俭爱人，务农重本，轻利薄赋”，是“治之常”^[28]。这些思想对减轻人民的肉刑之苦，保护社会生产力，无疑都是有利的。

在经济发展上，事功之学反对重官（政府）抑私（民营），国家不应对经济生活做过多的限制性干预，主张实行比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认为“使民自养于中”，就能“法简而易周，力少而用博”。私营工商业应该拥有“开阖、轻重之权”以“自利”，政府切不可与民相争、“妒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同时还要求政府给予工商界优秀人士以出仕的机会。

事功之学还认为由纪纲过专派生而出的法度过密，其后果是各级官员随机处置权过分减少。“任法不任人”，只见管理制度不见管理者，会使人的才能无法发挥，不能体现人的主体性。同时“任法不任人”妨碍了人才的选择，其结果是难以发现真正的人才，这对于用人极为不利。他们主张改“任人不任法”为“任人以行法”，“使法不为虚文而人亦同以见其用，功当以赏罚，号令于观听，简易而信，果敢而行”^[29]。这种“任人以行法”的政治思想充分发挥了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对后世浙商“自主、自立”精神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4．肯定雇佣合理

在我国历史上，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首次提出剥削雇工是合理的观点。在《水心别集》卷三中叶适认为：“盖富人之所以善役使贫弱者，操其衣食之柄也。使其尽衣食之欤？则力费称而无名；使其拒而费之衣食欤？则柄失而势衰。是故使之以事而效其食，或汲或负，或筑或锄，则其力之费任者，虽饥且死，不敢食矣。”叶适在这里强调以“事”受“食”的雇佣关系，承认雇佣劳动的合理，认为不劳动或不胜任劳动者，则“虽饥且死，不敢食矣”。而在浙江经济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尽管人们对雇佣劳动还有些忌讳，但是其作为一种商品经济现象，作为剩余劳动力的一种转移方式，人们又自然投入到了雇佣劳动大军之中，以“事”受“食”成为一部分人乐意接受的事情。因此，浙江商品经济其雇佣劳动面之广、人数之众、规模之大，与其他地方比较区别甚大。雇工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残忍，他们融为一体，各有各的追求目标。许多雇工，学成技术之后，自立门户，自搞家庭工业，雇工变成了雇主。叶适关于雇佣价值观的认识和剖析也体现了其创新性，并且对后世浙商的开拓创新精神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此外，事功之学的产生，本身也体现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当时，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异常复杂，中国社会处于“天崩地裂”之际。由此，“恢复中原”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爱国知识分子的肩上。他们或在儒学的内部构筑更加精致和富有思辨的体系；或另辟蹊径，回应现实，研究学术，努力探求救国济民的方法和途径，走上讲求事功的经世致用道路。所以，“事功之学”一诞生就接受了这一历史命运，伴随这一历史命运的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特质。同时，事功之学的发展过程体现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据载，陈亮为阐明他的“功利性伦理思想”，与当时被尊为理学泰斗的朱熹展开了11年之久的“王霸义利”大辩论，并先后写下了《又甲辰秋书》、《又乙巳春书之一》、《又乙巳春书之二》、《又乙巳秋书》等不朽的篇章。^[30]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儒家文化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事功之学是从强大的儒学中“分蘖”而来，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又不囿于儒学的定见，表现出对儒学的偏离和超越，并显示出浓郁的地方特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当时思想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且在整个思想文化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充分体现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

可以说，事功之学的产生，标志着历史上浙江特有的区域文化的形成，并经过历代的演变发展，积淀下来成为今天浙商的区域文化基因。事功之学的重商、功利、自立、务实的思想，是浙商创业精神的基础和宗旨。浙商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铸就了“其货纤靡，其人善贾”的品格，而这种独特的品格如同遗传因子一样一直延续至今。深受这种区域文化熏陶和潜移默化影响的浙商形成了重实际、讲实利、求实效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善于思考、敢于进取、敢于创新、敢于冒险、敢于竞争的思想意识。可以肯定地说，独特的区域文化——重商传统、务实精神、开放意识以及这种文化熏陶下的浙商是浙江经济发展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重要资源，是浙江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原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说：“现代浙商文化的历史起源，充分借鉴海洋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精髓，成就了儒家文化中独特的一脉。这一文化基因以温州永嘉学派和金华永康学派为代表，在‘舍利取义、以农为本’的农耕社会中开始强调‘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观念，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创新。”^[31]中共浙江省委党校何显明教授也撰文对浙东事功学派的精神作了概括，他认为浙江精神的文化源头即是浙东事功精神，其基本特征是经世致用的学风，自做主宰的自主精神，义利并重的功利取向，工商皆本的亲商意识和肯定私利的价值立场。^[32]

二、浙江所处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

30多年前，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时，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人地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关系，人地关系变革的逻辑，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理性的逻辑，即人类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获取效用（资源）最大化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观点也是“天人合一”，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33]。但是浙江却不具备种种能“养人”的“万物”。

浙江位于东海之滨，其区位有以下特色：（1）靠山临海。大陆海岸线长达2000多千米，是我国海岸线最长的沿海省份之一。4031米等深线以内的海域面积22.27平方千米，约2倍于陆地面积。浙江还拥有辽阔的海域和众多的岛屿。70.4%的山地丘陵，23.2%的平原盆地，6.4%的河流和湖泊。“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地理条件，必然会使浙商兼具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特点。“穷山恶水”培植了他们坚韧不拔、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奇山丽水”养成了他们柔而不屈、机巧灵慧、冒险创新的个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的：海岸区域的人民则被大海“激起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海盗式的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从事商业与正当的利润。”（2）自然资源相当匮乏，铁、煤、油等大宗原材料极度缺乏，被称为“资源小省”。浙江人均资源拥有量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有五分多，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2。国家统计局发布的45种矿产工业储量潜在价值表明，浙江人均资源量综合指数列全国倒数第三名。资源贫乏促使着“由农而工时代”的浙江人，闯荡外面的世界。浙江人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通过大胆闯市场的方式来解决面临的困难，形成了资源与产品“两头在外”的经济格局，并使浙江的市场化改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3）人多地稀。浙江省208.17万公顷的耕地上，滋养着4600多万人口。^[34]浙江陆地面积10.18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1.06%，是中国陆域面积最小的省份。1978年，浙江人均耕地0.68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6，而温州人均耕地0.52亩，其中永嘉的桥头镇人均耕地仅0.28亩，且“土薄难植”。

这就是浙商偶然间成为“东方犹太人”的自然地理条件。人多山多地少的生存压力成为早期浙商下海的客观动力。如同费孝通先生所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35]这种“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浙人”的生存状态，使浙商能正视生存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养成头脑灵活、善于经营、富于机变的性格，养成与天斗、与人斗、与大自然斗的勇气，“勤于力而以力胜”。他们有山的高亢、海的豪放、湖的细腻和江潮的张狂，在传统的农耕时代，被迫走向非农业领域，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他们突破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离土离乡乃至走南闯北，从事各种“拾遗补缺”之业。就这样，外出变成了习惯，习惯演进成传统，传统转变成文化。

此外，浙江自然环境的变迁也对浙江“自强不息、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百折不挠”方面的精神的锤炼起过重要的作用。自然环境是历史演进的“大舞台”，在历史发展的早期有重要的作用。在历史上，浙江地区的自然环境曾发生过巨大的变迁，其中最为显著的是自晚更新世以来，浙江沿海地区曾依次发生过星轮虫、假轮虫和卷转虫海侵。^[36]如先秦时期，卷转虫海侵对浙江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卷转虫海侵曾使东部沿海平原成为一片汪洋，随着海退过程及浙江人民的改造，平原又逐渐露出海面，形成潮汐直薄的湖沼平原。气候的干湿、冷暖有过波动；海平面也有过高低；当时虎、豹、象、四不像等动物十分丰富，山区多为茂密的原始森林，种群繁多。可见，历史上浙江地区的气候、河流、湖泊、地形、海平面、海岸线、动物、植被等自然因素都发生过很大的变迁。当时浙江人民生活的自然环境并不尽如人意，甚至还有些险恶。山区则“山林幽冥”，沿海平原则是一片潮汐直薄、泥泞不堪的湖沼平原，开发极其艰难。后来，勤劳勇敢的浙江人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胼手胝足，经过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终于将因卷转虫海侵等原因变为一片穷山恶水的自然环境，改造成美好富庶的鱼米之乡。到了东晋，浙江的会稽等地，已呈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和“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的自然环境，出现了“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的兴旺景象。尤其是到了宋代以后，浙江更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

自然环境虽然总体上是一步步好转，但也有波动，特别是经常出现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对浙江人的考验，锤炼着浙江人艰苦奋斗、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坚韧不拔方面的浙江精神。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要适应、抗争、改造自然环境并最终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因此，自然环境的变迁和浙江人抵御频发的自然灾害，对浙商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培育和锤炼了浙商创业精神。

三、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浙江所处的特殊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浙商创业激情的迸发，一个重要的制度激励机制使浙江作为计划体制边缘地区所拥有的体制外增长的巨大优势。

一方面，由于地处海防前沿，浙江一直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不属于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国家对浙江建设的投资长期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客观地讲，市场化改革之前，浙江作为计划体制边陲地区是没受到体制特别关照的，低水平投入严重制约了改革以前浙江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步伐，发展速度不仅远远低于上海、东北三省这些计划体制的核心区域，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52年至1978年，中央对浙江的投资总共77亿元，人均国有投资仅410元，全国倒数第一，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但是，工业基础薄弱的现实并没有使浙商把实现工业化的希望寄托在“等、靠、要”上，而是自力更生，另起炉灶，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走出了一条有浙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另一方面，正是浙江处于海防前线，也较少受到从备战需要出发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文化的影响。1978年浙江工业总产值中，中央企业和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分别为2.6%和16%，比全国平均份额低4.2个和27.4个百分点。^[37]由于地处战争前线，国家投资极少，没有什么优惠的特权，几乎没有什么成规模的国有投资及国有企业，中央企业和大中型企业更少。

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划为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这三方面需要具有追求的层次性。马克思说：“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38]这种“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具有社会性质”。^[39]浙商创业的内在动因也就是来源于这三方面的需要。计划体制的吊诡就在于，它在给予一些地区特殊的激励和恩惠的同时，往往也让这些地区在走出计划体制的变革过程中更多受缚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甚至可能让它们陷于制度变迁的“锁定”状态。相反，它在排斥另一些行为主体的同时，也减轻了他们冲破旧体制束缚可能面临的阻力和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在计划经济时代，没能进入计划体制的中心区域，难以平等地获得国家的投资以及各种社会福利，对浙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一旦市场化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这种巨大的损失反过来恰恰可能成为浙江所拥有的巨大的体制优势。所以，在上述情况下，浙江的改革就不可能由政府命令和有什么优惠的特权，几乎没有什么成规模的国有投资及国有企业，生存所需要的条件也不能依靠政府去安排。在浙东学派精神影响下，浙商自谋出路来改变自己的生存命运，另辟蹊径，建立了以非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明晰的、排他性的产权制度，一举打破了“政府本位”的经济格局，形成了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

四、移民习俗以及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开放意识

自古以来，浙商就不断迁徙，频繁流动，浙江是在人口流动、各种文化交流更替中发展起来的。从人文社会环境来考察，浙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移民文化的特征。

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流动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把流动性作为一个现代化的人的必备品质，在他看来，流动不但带来社会的活力和发展，而且也是每个现代人适应现代化生活、寻求发展的一种手段。人口的流动是流动的核心，有了人的流动，才能带动物的流动，才能使信息的流动变得十分必要和重要。环顾全球，凡是经济富裕、现代化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就是一个流动性较大的移民国家和地区。犹太人成为世界上最会赚钱的民族，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华侨在世界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及香港、上海、深圳渔村迅速崛起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无不有赖于移民文化。

研究浙江的历史可以发现，浙江地处东南边陲，较少发生大规模的战乱，因而西汉末年、东汉末年、西晋末年、北宋末年因战乱而引发的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浙江几乎都是南渡北人的首选之地。在杭州等地甚至出现过外来流民远远多于当地土著居民的情形，温州更是一个几乎完全由移民组成的社会。持续性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融合与碰撞，及其形成的多元价值与文化并存的局面，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对单一价值信仰体系的盲从以及对传统生产方式和谋生手段的固守，有利于人们形成宽容的文化心态，保持活跃的思想状态以及对新事物的敏锐意识。可以说，浙江文化积淀中的移民文化深深地烙刻在每位浙商的身上，成为浙商内在的移民文化基因。因此，浙商有着四海为家、敢走四方的气概和勇气，因为他们的祖辈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故乡是漂泊的驿站”，哪里适合生存和发展，就往哪里走，就往哪里闯。所以，浙商往往具有明显的移民倾向。

同时，浙江人的海上活动源远流长，曾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根据考古材料、环境变迁的研究及文献记载，浙江地区的海外交流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到了新石器时代及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交流日益频繁。而交流的空间范围也极其广泛，即使是太平洋西部的沿海岛屿，浙江地区的越人都可能曾经到达或辗转到达过。这些岛屿、半岛由北而南依次为：日本列岛、琉球群岛、舟山群岛、台湾澎湖列岛、海南岛、中南半岛（特别是其中的越南），有人甚至认为，浙江地区的越人还曾到达南海诸岛、菲律宾群岛乃至于南洋群岛。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世界上其他大海、大洋尚是一片沉寂平静的时候，浙江人却早已在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的西部乘风破浪、逐岛迁移了。与世界上其他海域相比，当时太平洋西部的海域可谓是舟楫飞舞、人欢鱼跃，可算一片沸腾的海洋。浙江人用他们敢于冒险、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精神，发挥聪明才智，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在太平洋的西部，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海洋文化的篇章，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划出了一道蔚蓝色的美丽弧线。

走出去，不仅积累与提升了浙商的人力资本，而且形成了极强的开放意识，这种强烈的开放意识一浴改革开放的春风，便迸发出无限的能量。

据报道，截至2003年上半年，浙江在沪企业已达5万多家，注册资本总额达610亿元。^[40]浙江企业在上海的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兄弟省市之首。在永康有一句流传很广的顺口溜：“府府县县不离康，离康不是好地方”，充分反映了永康工艺人的足迹之广。素有“百工之乡”美称的东阳，历来就有大批能工巧匠外出谋生的传统。据浙江大学农学院的调查报告，1928年，东阳各类外出谋生的工匠已达82473人^[41]。“无宁不成市”的“宁波帮”更是走南闯北，在20世纪中叶，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原因，其重心逐渐移向海外，并在全球华商中产生深远影响。有些人成为著名的工商巨头、社会名流，如“世界船王”包玉刚、影视巨头邵逸夫、纺织业巨头陈骅等。

回首细想，是什么使浙商的足迹遍布全国乃至全球，是什么使浙江的专业市场在空间上不断扩张，直到遍及全国，并向世界延伸？是浙江人长期迁移形成的开放意识！正是这种强烈的开放意识，使浙商能在改革开放后率先走向全国开拓市场，正是这种强烈的开放意识，使如今的浙商走出国门，向世界市场进军，编织起一张遍及全球的专业市场网络。如果你有一个县的眼光，那你可以做一个县的生意，如果你有一个省的眼光，那就可以做一个省的生意，如果你拥有天下的眼光，那你就可以做天下的生意。浙商就是以放眼世界之志，赚取天下之财，才被称为当今中国最会赚钱之人。^[42]

由于移民习俗的传承，养成了浙商习惯于四处闯荡的移民性格，总能以开阔的胸怀和辛勤的创造去改变现实，迎接未来，浙商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五、悠久的经商历史和浓郁的商业文化

作为沿海城市，历史上浙江是一个工商活动相对发达的区域，有着悠久的经商历史。据《史记》记载，中国最早的大商人，也就是后代商人的鼻祖“陶朱公”范蠡（公元前473年）就是战国时期越国的名臣。当年，范蠡辅助勾践打败吴国之后，就弃官从商，因经营有方而富甲天下。浙江作为越国之地，这位上将军的商业头脑及其谋略胆识，对这一地域的后人产生了影响。而计倪则从理论上认识到了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商品与货币数量的比例。事实上，从先秦开始，浙江一直是江南地区富毒大贾及市场交易最活跃的地方。秦末、汉末、魏晋南北朝及隋末的抑商政策及频繁发生的大战乱，曾使中原商业日渐凋敝，在“钱货无所”的情况下，地处东南越国故地的商务活动仍在“苟延残喘”地坚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东汉时期，浙江沿海一带与海外邻国就有贸易往来。隋唐以后，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更使“商旅往还，船乘不绝”的杭州商业日显繁华，而明州（宁波）、温州在唐时也成为中外商人汇集之港口。浙江已成为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两宋以来，浙江更是成为当时全国工商业的重要中心和国家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南宋时期，杭州人口超过百万，市民从事的行业达400行，是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温州在南宋时有“一片繁荣海上头”之称。北宋年间，温州的造船业举国无双。在元朝，更有马可波罗的《游记》称杭州是东方“最美丽”、“最繁华”的城市。元代统治者在全国七地设立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浙江独占其四，足见对外交通地位之重要。明清以后，商品经济出现新的发展势头，杭州湾两侧的杭嘉湖和宁绍地区，富商大贾云集，商业资本有了大量积累，也就有“不到南浔，不知道浙江商人之富有”的说法。至近代，浙商的足迹已遍布全国大小城镇。鸦片战争后，浙商抓住宁波、上海等地被迫开放的历史契机，积极向新式商业及近代工业、金融业、航运业等发展，迅速取代前近代时期鼎盛的徽商、晋商，成为近代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区域商人群体，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1916年孙中山先生视察宁波时曾赞誉道：“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繁荣发达的商品经济，促进了经济思想的成熟。在一个多世纪的经营中，近代浙商拥有了最大的财富——“浙商精神”。

此外，浙江还较早受到西方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杭州、宁波、温州自古就是工商业发达的商港与商埠。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的口岸城市之一，温州、杭州也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这不仅使浙江的丝绸、茶叶等农副产品的出口，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无形中也受到了西方重商文化和经营管理方式的感染，较早地接触了西方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这些外来的贸易与文化，相对于传统文化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思想来说，无疑是个进步，对人们的市场观念和商业意识，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43]。重商思想深深地积淀在浙江的历史文化中，默默地传承在浙江人的思想观念中，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浙江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构成了浙江人特别是宁波人、温州人的文化“遗传基因”。以宁波帮为例，他们创造了无数奇迹：世界上号称“船王”的总共只有8人，宁波帮就占2人；香港十大首富中，宁波帮有4人。这种“遗传基因”在由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肇始的中国近代工业化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滋长和强化；也正是这种“遗传基因”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后，与新时代精神相结合，使得浙商率先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民营经济主体。著名学者贾春峰如是说：“重商的文化传统对于浙江人民善于经营、开拓市场、有效地进行商贸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造就了一种世代相传的商业智慧和商业技巧。”^[44]

灵山秀水对浙江人文发展的独特浸润，造就了浙商独特的儒雅与精致，浙江的商脉在流动之际与它所滋养的文化交相辉映，成为浙商创业精神的一大亮点。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太湖之滨浙北南浔富甲一方的丝商，衢江之畔浙西龙游“无远弗届”的纸商，还是甬江大地久盛不衰的宁波帮，我们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浙江深厚的文化积淀。20世纪80年代，浙商干别人不愿干的事；20世纪90年代，浙商干别人不敢干的事；21世纪，浙商干别人不能干的事。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商品经济的实践检验和印证，浙江人的重商思想更加根深蒂固。昔日的“鱼米之乡”、“锦绣天堂”早已成为“老板之乡”、“财富天堂”。今天的浙商在追求财富的路上走得更加坚定、自信和豪迈。2005年春，当第二届“风云浙商”评选揭晓时，浙江的媒体如此评价：“毫无疑问，在浙江人眼中，由这11位精英和他们代表的一群人，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这些英雄以他们辉煌的事业和卓著的成就进一步强化了浙商的重商观念，他们将激励着更多的浙商在创造财富的道路上去追求、去实践。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76

[2]郭芳.走进新浙商［Z］.经营者.2006.(174)

[3]贾国玺，张俊领.商智：温州人创富秘诀[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11

[4]陈俊贤，周星增.温州探秘[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174

[5]潘建中.总理：祝温州越来越好[EB/OL].浙江在线新闻网站http: //www.zjol.com.cn,2004-8-31

[6]金先平.浙商，中国最会赚钱的人[J].光彩，2003(11):11～13

[7]方同义，张申娜.浙江精神.浙东学术文化价值取向的集中表现[J].丽水师专专科学校学报，2004(26):2

[8]何显明.浙江精神.浙江现象的内在动力.江西日报[N]，2007-5-28，B03

[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

[10]浙商研究会办公室.浙商创新论坛暨研究会周年纪念活动侧记[Z].浙商研究会通讯,2006(7)

[11]徐王婴.浙商之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149

[12]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13]憨氏.犹太智慧枕边书[M].内蒙古:文艺出版社，2005.6

[14]费孝通.小商品大市场(载《纵论浙江》)[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350

[15]蔡罕.试析秦汉以来浙东文化之特色[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 (4)

[16]引吴光.试论浙学的基本精神——兼谈“浙学”与浙东学派的研究现状[J].浙江学刊，1994(1)

[17]章学诚.浙东学术·章氏遗书.卷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8]周少华.破译温州经济的文化DNA[M].浙江:浙江经济，2002.21

[19]曾春海.叶适的义利观及伦理学之意义.叶适与永嘉学派论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329

[20]周少华，方汇瑛.探究温州经济的文化基因[N].浙江日报，2002-2-5

[21]黄宗羲.宋元学案[M].卷五十六.龙川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1832

[22]钱茂伟.浙东学术史话[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9.5

[23]黄宗羲.宋元学案[M].卷五十二.艮斋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

[24]王凤贤，丁国顺.浙东学术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89

[25]叶适.民事中[M].水心别集.卷二.

[26]叶适.廷对[M].水心别集.卷九.

[27]叶适.水心别集[M].卷二.

[28]叶适.水心别集[M].卷二.

[29]叶适.新书[M].水心别集.卷十四.

[30]钱微叶.浙江经济的文化诠释[J].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4)

[31]张仁寿，杨轶清.浙商:成长背景、群体特征及其未来走向[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6)

[32]何显明.浙江精神:浙江现象的内在动力[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1(3)

[33]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262

[34]浙江概览[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2～6.4600多万人口数为2003年末统计数

[3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社，1985.4

[36]徐建春.自然环境对浙江精神的影响[J].今日浙江，2005(8)

[37]浙江省委办公厅等.浙江改革开放20年[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45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6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0

[40]浙江在沪企业注册资本超六百亿[N].杭州日报，2003-10-12,1

[41]郑文哲.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277

[42]金先平.浙商:中国最会赚钱的人[J].光彩，2003(11):11～13

[43]方民生.浙江制度变迁与发展轨迹[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60

[44]贾春峰.文化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2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