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绩效和环境绩效

6.2.5　分析与讨论

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假设检验结果见表6.14）：

（1）不同的企业生态创新类型会带来企业环境绩效的差异，而对竞争绩效没有明显差异。这吻合了生态创新强调环境改善的含义。说明四种生态创新类型在企业环境绩效上所起的作用不同，类别的划分和界定是有效的，验证了Conceicao et al.（2006）等认为的创新类型会对环境绩效起到重要作用的结论。

表6.14　企业生态创新类型与生态创新绩效关系的假设验证汇总

而不同类型的生态创新对企业竞争绩效并没有体现出差异的显著性，则与传统的环境管理经验存在很大不同。传统的环境管理领域通常认为末端治理类型的生态创新只能改善环境绩效但并不能改善竞争绩效，只有清洁生产（包括工艺生态创新、产品生态创新和组织生态创新）才具有环境与经济双赢的效果。事实上，传统环境管理领域的论断是建立在清洁生产审核等工程措施层面上的经验归纳，换句话说具体措施层面上环境绩效与竞争绩效的相关关系在企业层面未必成立。因此，本书通过指出环境绩效与竞争绩效相关关系的层次差异性，有效纠正了传统环境管理对于生态创新类型的狭义论断，丰富了企业生态创新类型和绩效关系的研究内涵，其政策含义是应引导和强化企业树立生态创新的全局观。

（2）企业生态创新类型对于生态创新绩效所起的影响，受到环境管制（环境政策和政策执行情况）的调节，而调节效应的显著性会根据环境政策和政策执行情况的差异以及是竞争绩效还是环境绩效而有所不同。

（3）企业的生态创新类型和环境绩效的关系，会受到政策执行情况的显著调节，而环境政策的作用则并不显著。这说明仅仅是环境政策的制定并不能带来环境绩效的真正改善。只有加强执行落实，企业才会关注环境绩效，进行生态创新。因此，环境政策的执行情况比环境政策对企业生态创新类型和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更大。

（4）企业的生态创新类型和竞争绩效的关系，会受到环境政策的显著调节，而政策执行情况的作用则并不显著。这验证了不同的环境政策会营造出不同的市场竞争环境，从而对企业竞争力产生不同影响。而环境政策执行的影响则相对较弱。因此，环境政策比环境政策的执行情况对企业生态创新类型和竞争绩效的调节作用更大。这一结论丰富并细化了Nogareda（2007）关于环境管制严格度对工艺及产品生态创新类型的对比研究，创造性地提出政策风格变量的重要性对于对企业生态创新类型和竞争绩效的显著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