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组织转型与工资集体议价机制

五、工会组织转型与工资集体议价机制

工会作为劳动者自愿形成的联合组织，代表着工人的利益，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组织依托和主要渠道。工会组织对于保护工人利益，构建的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工会组织的发展程度是衡量劳动力市场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工会组织不仅关注工人工资、福利水平，而且关注工人民主参与权。不少西方发达国家，正是由于工会的努力争取与推动，工人在企业管理和社会参与方面获得了重大进展。在许多国际企业中，工人代表可以与资方代表对等进入监事会，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在社会层面上，与劳工利益密切相关的立法与社会政策制定，也离不开工会的参与。

然而，当前我国很多相关企业中工会组织往往承担着企业福利发放者的身份，或者变相的“老板工会”、“行政工会”格局，使得工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为此，要构建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和均等化环境，就必须加强工会组织的制度建设与改革创新，切实转变工会职能，使其真正回归“职工利益权益维护者”的角色。

随着劳动者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过去单纯依靠行政干预的劳资纠纷解决机制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政府通过制定集体谈判的相关规则，让劳资双方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对劳资事宜依法进行协商谈判，达成集体协议，是构建新型劳资关系的重要机制之一。集体工资协议和书面劳动合同的签署是《劳动合同法》所努力推进的重要内容，也是近年来工会工作的重点所在。上海各级工会在借助《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规范劳资关系、保障工人在工资待遇，维护工人工作期间的合法权益等方面，成为工会职能转型的关键。

可以预见，“十二五”期间，随着工会组织的独立性和代表性将不断增强，上海的劳动者在工资标准、劳动条件、教育培训、社会福利等问题上将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从政策视角看，在全国范围内将有更多政策和法律制度共同推动工会组织的职能转型，例如《集体谈判法》、《集体合同法》的立法意愿以及进一步完善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三方协商机制的政策举措等。

【注释】

[1]有关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的判断对经济发展和城乡收入分配具有深远的影响，但已有研究对此莫衷一是，分歧主要在于对刘易斯理论适用性的争论，比如，李实等人主张对刘易斯模型的适用条件加以考察（具体参见约翰·奈特等：《中国的民工荒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管理世界》2011年第11期）；而一些反对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的文献则将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其上的非均等的公共服务作为反城市化的依据（具体参见袁志刚：《三问“刘易斯拐点”——袁志刚教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解放日报》2010年9月12日）。

[2]2009年的数据有统计修正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2010年的《上海统计年鉴》报告2009年的上海人口数据时，常住人口为1921.3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为1379.39万人，半年以上外来常住人口为541.93万人，另外，半年以下外来流动人口为153.89万人。但在2011年的《上海统计年鉴》中，上述数据均被调高，修正后的常住人口比修正前多了288.96万人。

[3]两次抽样调查选取的样本未必相同，因而数据缺乏可比性，但反映出来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4]任远：《由“进城”和“返乡”共同构成的城市化》，《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5]权衡、孙亮：《“十二五”期间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载潘世伟主编：《建设创新驱动的世界城市——上海“十二五”发展规划思路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页。

[6]权衡、李凌：《上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收入分配效应：实证与模拟》，《上海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

[7]肖严华：《上海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路径分析与政策选择》，《上海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8]选择其他比例或可增大社会保障政策差距。

[9]通常的国际标准是，退休养老金与在职收入比处于0.6时社会相对稳定，达到0.8时相对和谐。

[10]劳务派遣又称劳动派遣，是指由劳务派遣机构与派遣劳工订立劳动合同，而由派遣劳工向要派企业（实际用工单位）给付劳务的“两个雇主、一个雇员”的用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