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黏性与失业

第二节　工资确定、工资黏性与失业

有一种观点认为，二战后发达国家失业率的上升与工资过高有关，这属于古典型失业理论的观点。到了20世纪80年代，主流经济学又提出新的观点，认为不是工资的绝对水平而是工资变动不灵活，即存在工资黏性导致失业率的上升。那么，工资是否是失业的真正原因，它与失业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是我们本部分的分析重点。

一、工资的确定与古典型失业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工资的确定是否过高从而导致失业，要取决于劳动力价值的确定。劳动力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包含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以劳动力价值为基础的工资要能够保证工人抚养家庭、让子女接受教育，并维持必要的社会文化生活。 “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间变动的。但是这两个界限都有极大的伸缩性，有极大的余地。 ”^[8]这就为资本家剥削提供了施展空间。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劳动力价值的确定进行了分析，确立了所谓“生存工资”的概念，这一工资要保证能“抚养家庭、维持个人尊严、参与社交和娱乐活动” 。Pollin（2002）以美国加州Santa Monica为例，估算了生存工资。他认为，美国官方的贫困线生活标准不能够合理地代表生存工资，在考虑地区价格水平差异、生活必需品估计等因素后，Pollin提出生存工资应相当于官方贫困线的160%，以一个四口之家（父母和两个小孩）为例，如果丈夫一个人工作，每年的收入应该为27949美元，这相当于13.44美元的小时工资。^[9]

生存工资的确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说明了当前资本主义经济中剥削的存在，因为很多人的实际小时工资低于生存工资，而且说明了工资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对所谓最低工资的实行会减少就业的观点也是一个回击，因为最低工资标准远远低于生存工资。美国加州的最低工资在Pollin做这项调查时仅为每小时5.75美元。

一个意味深刻的观点是工资受资本积累中相对过剩人口的影响，即失业率会影响工资高低，而不是相反，如新古典经济学所言——过高的工资导致失业率上升。这一问题我们要从长远的视角来分析，如果孤立地截取某一个断面，在某一段时期内，看到的可能就是工资高导致失业率上升。如果再放长眼光，从长期看，工资的决定是由被资本控制的劳动供求来决定的，而相对过剩人口对劳动力的供给产生影响。所以，更合理的逻辑是失业影响工资。至于失业的产生，马克思认为它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矛盾的展开有关。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工资由劳动力的供求决定，工资等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产品，也就等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相当于劳动生产率）乘以产品价格。并且，它还认为只要按边际收益产品支付工资，就不存在对劳动力的剥削。更重要的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工资分配，也能保证实现充分就业，即不出现失业。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给我们考察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工资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系。我们可以考察实际工资是否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符合，如果实际工资增长慢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失业理论，失业更不可能发生。如果失业率反而上升，就说明工资过高导致失业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要注意的是，不能单纯比较实际工资的高低，必须把它与劳动生产率相对比，因为如果实际工资提高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则实际工资上升不应该对失业产生负面影响。

例如，美国1973～1996年的小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6.4%，而实际小时工资仅提高了1.8%，在80～90年代实际工资都出现了下降。^[10]但是，80年代却出现了较高的失业率。Buchele和Christiansen（1993）衡量了二战后美国非农业部门工资份额的变化，他们定义的工资份额为实际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如果充分支付工资，则工资份额应该等于1。运用这一指标，可以考察企业劳动成本的变化，进而分析它与失业的关系。工资份额在二战后呈现出很明显的波动，如果以1977年的工资份额为1，在50年代工资份额呈现上升的趋势，大致在1～1.02之间，而60年代工资份额先下降后上升，大多数年份在1以下。70年代工资份额保持在较高水平，在1～1.02之间。到了80年代，工资份额又下降。从失业率来看，美国50年代平均失业率水平最低，以后逐渐升高，到80年代达到最高。这似乎无法用工资份额的变化来解释，因为工资份额下降并没有带来失业率的下降。相反，工资份额却受失业率的影响，例如60年代工资份额的下降受到50年代末失业率提高的影响，而后随着失业率的下降，工资份额也逐渐上升。而80年代工资份额的下降直接来自70年代失业率的上升。^[11]这一分析符合现实情况，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业后备军对工资产生影响的理论。

进一步地，可以通过实证来说明这一问题，首先看工资是否是失业的解释变量。Madsen（1994）回归分析了OECD 22个国家实际工资差额（实际工资超过劳动边际产出的部分）和失业之间的关系。结果虽然表明有正的影响，但Madsen认为影响系数不大，并且还有其他因素可能曲解两者之间的关系。^[12]总之，Madsen认为实际工资差额对70年代后期各国失业率的上升可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80年代的高失业率还需要从其他方面来解释，例如需求因素。

反过来，Buchele和Christiansen（1993）在用上一年失业率、设备利用率和上一年工资份额做解释变量，对美国工资份额进行回归分析时，发现在大部分时期失业率对工资份额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在1948～1966年失业率对工资份额的影响系数为-0.3721，在1982～1989年系数为-0.4668。它说明80年代失业率对工资份额下降有更大影响。

工会谈判在工资决定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呢？Buchele和Christiansen（1993）的回归分析中用上一年工资份额的回归系数来表示谈判力量的强弱。即如果能够更大程度地维持上一期工资（尤其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则说明工会谈判力量较强。上一年工资份额的回归系数在1948～1966年为0.8056，在1967～1981年为0.9864，在1982～1989年下降为0.5388。80年代工会组织率下降，工会谈判力量下降，在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下要维持原来的工资水平变得更加困难，所以工资份额在80年代下降。例如，美国的工会组织率从1980年的21%下降为1985年的14%，到80年代末为12%左右。1982年生效的42%的劳动合约和1982～1986年协商的34%集体谈判协定都包含工资冻结和工资削减的内容。有指数化条款劳动合约的比重也从1980年的60%下降为1986年的30%，因而，1989年的实际工资比1979年下降了6.6%。^[13]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高工资导致失业理论的失败，它在80年代更加不适用。

二、工资黏性与失业

当工资过高不能很好地解释失业时，主流经济学家又提出了工资黏性的理论。即工资变化存在着一定的黏性，滞后于价格的变化，从而会影响企业的成本，形成失业。这是从长期动态的过程来分析工资与失业的关系。工资黏性理论又分为名义工资黏性和实际工资黏性。

实际工资黏性的理论主要有隐含合约理论、效率工资理论、局内人—局外人理论和工会理论。隐含合约是工人与厂商之间达成的关于报酬和工作时间安排的默认协议，以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不测情况。之所以会产生隐含合约，主要是因为厂商未来的产品价格、需求量存在着不确定性，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稳定。有了隐含合约，工人就能得到风险规避，厂商的效用也得到提高。最早提出隐含合约模型的是Azariadis（1975）和Baily（1974），他们主要关心当需求出现短期波动时，为什么就业水平变动大于工资率变动，也即工资具有一定的黏性。以后的模型试图分析这种合约导致的失业量比工资灵活变动的现货市场（Spot-auction market）是多还是少。简单的隐含合约模型虽然可以解释工资黏性，但对失业尤其是非自愿失业的解释能力并不非常强。

效率工资理论是另一种从微观角度解释工资黏性和失业的理论。它从厂商的利益出发，阐述了工资与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说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厂商基于效率激励原则制定的工资总是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工资黏性和失业也就长期存在。新凯恩斯主义者夏皮洛和斯蒂格里茨（1984）的偷懒模型（Shirking Model）说明了在监督不可能的情况下，高工资和失业如何形成了对努力工作而不偷懒的激励，从而达到失业的均衡。高工资除了激发工人努力程度外，还可以减少工人辞职现象，这也会对企业总体效率产生良好的影响，参见劳动转换模型（Labor Turnover Model）（Salop，1979； Schlicht，1978；Stiglitz，1974）。Malcolmson（1981）、Stiglitz（1976）和Weiss（1980）发展了另一种模型：逆向选择模型（Adverse Selection Model），也是为了说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高工资激励工人的机制还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增加工人与企业的认同，使他们愿意合作。这被称为社会模型（Sociological Model），由Akerlof和Yellen（1984）等人创立。

在效率工资解释工资黏性和失业的问题上，偷懒模型没有反过来说明任何时刻的失业者都是因偷懒而被解雇的，若不能说明这一点，就影响了其理论的说服力。因为它不能解释全部的失业量，毕竟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失业。效率工资过高导致失业只反映了一种表面现象，这种过高也是企业追求最大化利润的需要，且只是一部分劳动者（高技能者）才能享受到，而大多数劳动者工资仍偏低，消费需求不足。所以，基本的制度关系仍是失业问题的根源。

局内人—局外人理论则认为这一决策权主要受在职工人（Insider）的控制。这主要是因为雇佣更替成本的存在使得厂商不能随意用局外人（Outsider）去替代现有的在职工人，在职工人据此与厂商谈判，使工资超过市场出清水平，从而带来工资黏性与失业。它反映着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主要是林德贝克（Lindbeck）和斯诺尔（Snower）等人。工会作为一种制度组织，是工人为了能够有效地与厂商谈判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建立的。工会是否必然会带来工资黏性与失业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工会是否会带来失业，取决于工会的运作方式如何：工会的谈判力量强弱；谈判内容是针对工资还是就业量或者兼而有之；集体谈判所包含的工人数；谈判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等等。

名义工资为什么会出现黏性呢？我们讨论名义工资黏性时，通常认为价格是充分灵活的，名义工资不能随价格变动而变化。之所以工资会有黏性，或者是由于工人对价格变动尤其是意外的价格变动没有事先预期到和及时感受到，因而在签订合约时不能使工资与价格变动紧密联系起来，这在签订长期劳动合约时尤为如此（长期劳动合约理论），甚至即使价格变动了，由于信息的原因，工人和厂商也不会立刻感受到并做出反应（不完美信息理论）。或者是由于即使工人和厂商知道价格变动，但由于变动工资需要成本（菜单成本理论），他们也倾向于保持工资不变。也就是说，我们仍要从微观角度来寻找名义工资黏性的基础，这一寻找是必要的，它关系到货币中性问题，关系到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与有效性。

下面分析经济衰退时企业的调整选择如何会引起失业。先考虑名义黏性，在产品需求下降时降低工资是不大可能的。因为长期劳动合约、不完美信息和调整成本的约束都使得名义工资的调整滞后。但是，这种滞后并非对企业不利从而增加企业的劳动成本，而是企业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例如，因为调整工资存在着菜单成本，企业不调整工资比调整工资更合算。如果工资不能有效地下降，解雇工人就成为企业的选择。可以说，名义工资黏性即使存在，也不是工人的错，工人不应该对此负责。

而实际工资黏性的存在又加剧了需求下降时降低工资的阻力。实际工资黏性应该说是一种常态，它不随经济周期的变动而变动。在衰退时期，隐含合约要求企业仍旧按照原有的水平支付给工人工资；效率工资也不会被打破，否则会影响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最后，局内人及工会力量也会阻止衰退时期工资的下调。

工人与厂商之所以订立隐含劳动合约，不仅仅是为了回避产品市场的风险，也是为了能够长期持有企业特有的人力资本，降低雇佣成本，通过工人与企业形成的长期纽带联系来激励工人努力工作。效率工资理论与局内人—局外人理论、工会理论存在着联系。它们前者着重强调厂商在制定工资方面的市场势力，后两者则强调了企业内部的职工拥有较大的市场主动权。现实经济中两者都拥有一定的控制权，这主要体现在厂商与工人的谈判或者厂商与工会的谈判上，从而会对工资黏性带来影响。厂商主动制定高工资是为了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厂商被迫接受工人的高工资要求是因为局内人会影响雇佣成本、解雇成本以及劳动更替产生的效率损失。谈判的结果取决于各自的力量对比。

可以看出，实际工资黏性也符合企业的利益，是企业的自主选择。实际工资黏性的存在原因中既然有劳动生产率的因素，那么这种黏性（尤其是高工资）就有其合理的成分。只有将随生产率提高（降低）而相应增加（减少）的部分扣除，剩下的才是真正的实际工资黏性，而以往的研究者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将因生产率提高（降低）而引起的工资变动归为黏性，往往会扩大黏性的程度。

但是工资黏性对失业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们尚需实践证明。从理论上看，实际工资黏性是一种常态，它使工资总高于市场出清水平，因而对失业的影响亦是负面的。但名义工资黏性在经济繁荣、物价上涨时，工资保持不变或落后于物价调整，则其作用是积极的，只有在经济衰退、物价下降时才对失业有负面影响。^[14]由于经济周期变化工资黏性的影响是否可以相互抵消，在理论上还不得而知，还是让我们试着从实证上做一些探索。

Allen（1992）认为，由于研究方法的不恰当，使人们得出二战后美国的名义工资黏性增大、对周期反应不敏感、自相关程度更强的结论。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他发现美国今天的工资与一百年前的工资一样对周期有敏感性，甚至更强一些，从而否定了名义工资黏性一说。Nickell和Quintini（2003）研究了英国的名义工资黏性。虽然有证据表明在经济衰退时，一些劳动者的工资存在向下的黏性，但也有很大比例的劳动者工资出现下降。Christofides和Stengos（2003）对加拿大的工资黏性做了研究，发现在1976～1999年间，名义工资的下降很少见，但实际工资的下降经常会被看到。在经济衰退的低通货膨胀时期，发生削减实际工资的事件并不会减少，虽然削减的幅度不大。这说明加拿大的实际工资基本不存在黏性。^[15]

再来看一看实际工资黏性与名义工资黏性的大小及对失业的影响，参照Layard等人的分析，如表10-2所示。

与70年代初期相比，西方主要国家80年代初期的失业率上升很大。这一时期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逐渐下降，即ΔIM为负值；石油危机的冲击仍然明显，冲击为正值，属于经济衰退期。由回归方程可知，实际工资黏性的系数（1.9）远大于名义工资黏性的系数（-0.35），它对失业的变化产生很大的影响，即实际工资黏性越大，失业率上升越大。^[16]从表中大致可以看出德国、英国、丹麦、澳大利亚的实际工资黏性较大，对失业增加的影响也较大，因为实际工资黏性对失业的影响往往是负面的，在经济衰退期尤其因工资不可下调而对失业产生不良影响。实际工资黏性与工会组织、局内人力量有关。由于这一时期ΔIM为负值，由回归方程可知，名义工资越大，失业率的增加也越大。衰退期名义工资变动的黏性也增加了失业负担，虽然影响系数相对较小。德国、英国、西班牙的较大的名义工资黏性也成为这些国家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的重要原因。总之，工资黏性可以解释这一时期19国失业增加到70%以上（R²= 0.72）。

表10-2　一些西方国家名义工资黏性、实际工资黏性与失业率的关系

注：由19国1969~1985年数据计算得出的回归方程为：

Δu = 1.93 － 0.35（NWR）ΔIM + 1.90（RWR）Shock + 11.59SP R²= 0.72

由19国1983~1990年数据计算得出的回归方程为：

Δu = 0.72 － 1.39（NWR）ΔIM + 0.61（RWR）ShockR²= 0.46

其中，NWR为名义工资黏性，RWR为实际工资黏性，ΔIM为通货膨胀年变化量，Shock为冲击指数，SP为西班牙的哑变量，Δu为失业率的变化量。

资料来源：根据Layard（1991），“Unemployment：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the labor Market” ，第409～411页整理。

而在80年代后期，主要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得到较大的下降，这时，通货膨胀开始上升，ΔIM为正值；石油危机冲击逐渐消失，冲击变为负值，经济进入了景气时期。从这一时期的回归方程可以看出，与衰退期相反，名义工资黏性的系数（1.39）大于实际工资黏性的系数（0.61），说明经济景气期名义工资黏性的作用增大，而实际工资黏性只起被动的作用，即消除冲击的影响。^[17]因名义工资黏性前面的系数为负，如果工资没有随通货膨胀而充分上涨，通过菲利浦斯曲线的作用，失业率就会达到下降。加拿大与美国的名义工资黏性较大，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合约较长，且很少规定指数化条款，工资变化不同步，而名义工资黏性越大，对失业率降低的影响越大。德国、英国、西班牙原来较高的名义工资黏性在景气期也起到降低失业率的作用。这一时期，工资黏性对失业率下降的解释能力下降，不足一半（R²= 0.46）。

进入90年代以后，各发达国家的工资黏性明显减弱，在荷兰和美国，工资的灵活调整^[18]被认为是保持较低失业率的关键要素。而由于周期波动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单独用工资黏性来说明失业率的变化也更加不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