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禁党内祝寿送礼之风

九、严禁党内祝寿送礼之风

生日，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节日。古今中外，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庆贺生日。人们庆祝生辰，一则为纪念慈母的分娩之苦，一则为纪念自己的成长进步。

毛泽东也是凡胎肉体，具有七情六欲，也像普通人那样年年有生日，年年庆生日。然而，只是少年时代在父母身边，毛泽东曾经度过了一个个热热闹闹的生日。参加革命后，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纵横驰骋，不停地忙碌奔波，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庆贺自己的生日，有时为党和国家的大事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甚至忘记了自己的生日，即使有身边工作人员提醒，也不会热闹纷繁地庆贺自己的生日。建国以后，拥有至高无上权位的毛泽东，具备了热闹、隆重庆贺生日的条件，但作为领袖，他带头不在生日这件事上大搞庆典，因为在他看来，国家贫穷，百姓困苦的时候，若为生日大吃大喝，无疑是伤天害理，而且中国人习惯上重视生日送礼，如果党内盛行此风，也会败坏党风、政风，根本不可取。所以，为了倡导一代清廉党风、政风，毛泽东严禁党内祝寿送礼之风，并带头自律，在党内形成了制度和纪律。

延安时代，共产党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从那时起，毛泽东便公开反对搞生日庆典活动。他常说：庆贺生日并不会使人长寿，因此没有必要庆贺。在党内他倡导不祝寿、不送礼。他告诫党员、干部，不要搞生日宴会，不准收受礼品，不准大吃大喝铺张浪费。

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50岁生日，这在中国人眼中可谓大寿，延安城内有人准备为毛泽东搞个庆典，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何凯丰，独具匠心地拟定了在毛泽东50寿辰前后掀起学习宣传毛泽东的计划，但遭到毛泽东严辞拒绝，他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他只是在家中加几个菜，一家人快快乐乐地吃上一顿生日饭。这样，50华诞大寿，毛泽东在战火硝烟中悄悄度过。

1945年冬，毛泽东刚从重庆与蒋介石斗智斗勇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回来不久，因身体不适在延安中央医院疗养。一次，也在住院的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在看望因做扁桃体割疗手术住院的毛泽东秘书叶子龙时，提出是否在毛泽东生日之际，给他写一封祝寿的信。这事告诉毛泽东后，他说：“有时间写什么不好，写这个没啥子用。”

毛泽东从来不为自己正儿八经地过生日，但人民出于对党的领袖的崇敬之情，每年12月下旬，都会以电报或信函等方式向毛泽东祝寿，祝他幸福和健康。不过，毛泽东从不允许发表这些电文和信函。

1947年底，毛泽东率领中央前委和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西北战场正处于攻坚阶段，毛泽东又在战火中度过54岁生日。但这个生日倒过得“热闹”。天上有蒋介石、胡宗南派来偷袭的机群轰鸣，地上有重磅炸弹爆炸声，著名的中共中央12月会议（杨家沟会议）也在12月25日这天召开。12月中、下旬以来，各解放区纷纷发来电报，有的要为毛泽东祝寿，要打几个漂亮仗，请求中央批准有关战役计划。这些要求都被毛泽东一一拒绝。他说：“如果不是为我祝寿，我可以批准，为我个人，我不能批准。为我祝寿打漂亮仗，不为我祝寿就不打漂亮仗吗？”

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以及中央前委、中央机关的有关负责人还是不这么看，他们觉得外地不为毛泽东祝寿可以，但机关里只有几百号人，为了庆祝1947年的伟大胜利，还是要在毛泽东的生日祝贺一下，但可以不举行仪式，只开个晚会，大家和毛泽东见见面也就行了。

汪东兴代表机关去请示毛泽东，被毛泽东客气地拒绝。毛泽东举出三个不搞庆贺的理由：其一是战争中有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应当纪念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其二是部队和机关的同志还缺粮食吃，搞祝寿活动是让他毛泽东脱离群众。其三是他才50多岁，若不被胡宗南打死，还大有活头，更不用祝寿。

除了三个理由以外，毛泽东同时又吩咐下来三条规定：一不许请客吃饭；二不许唱戏，如果晋绥军区的剧团到了，过几天再演，或者先演给老乡们看也可以；三不许开会。如果大家想见他或请他讲话，随时都可以，不一定非要祝寿才这样做。

毛泽东的意见说得十分在理，大家不好违拗，机关祝贺生日一事作罢。生日的晚上，小李讷也回家和父母一起进餐，毛泽东没有反对，因而桌前显得热闹一些。自从转战到米脂县杨家沟后，李讷一直由保育员韩桂馨领着在机关吃大灶饭，和战士一样一天吃两餐盐水煮黑豆。

1949年春，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即，为从思想上政治上准备新中国的成立，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机关食堂召开。会上，毛泽东除从理论上阐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基本政策外，还考虑到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变化，及时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情绪的滋长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亦即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还通过了几条重要的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请客送礼，不以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以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的现象。

以后，毛泽东又反复强调这些规定，并于1964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上述约法变为六章：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做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毛泽东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实践了他的约法，在他的平凡行为中真正体现了他的伟大。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的威望空前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党外人士，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热爱，纷纷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致敬信，或提出为他祝寿。

1951年7月1日，是建党30周年的喜庆日子，这年上半年，党中央和毛泽东陆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致敬信。成千上万的信件成批成批地涌向中央秘书室，屋子里信满为患。当毛泽东得知个别地方组织群众写各种各样的致敬信，屡禁不止时，毛泽东批示：“组织群众成批地写致敬信是不好的，以后不要这样做”。他在另一个批示中对这事提出尖锐批评，说“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的事情，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他指出，这纯粹是搞形式主义、劳民伤财，会造成不良政治影响，失去了本身的纪念意义，严令禁止。

这期间，毛泽东故乡韶山冲众多乡邻出于对他的崇敬，去信提出上京为他祝寿。因为毛泽东同意有限的一些乡亲去北京看他，都要事先征得他的同意和安排后才能成行，所以在信中毛泽东都告诉乡亲们，不要为他祝寿，同意个别乡亲去北京看看，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乡间情况”，“不是为了祝寿”。在信中，毛泽东讲清道理，他说，“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并且一再强调，来北京“不要带任何礼物”，在这句话的每个字下标注着重点。可见，毛泽东办事是论法论理，法理交融的。作为领袖，毛泽东的生日平平淡淡，他不请客，也不收礼。如果说生日与平时有所不同，多些热闹的话，那就是生日这天有时儿女回家、聚会，身边工作人员也必定应邀陪他吃饭。

1953年12月26日，毛泽东花甲之寿，中国人至今极为重视，毛泽东也很看重这一转变，因为自花甲之后，他就可以称老人家了。但毛泽东只是请身边人员，在家中自备一桌酒席，自个儿庆贺一番。

1959年的隆冬到来，国内经济形势十分紧张，各地传来粮荒死人的消息。生日这一天，毛泽东从大清早就愁眉不展，心事重重。突然，他转身对当班卫士封耀松说：“你去把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餐桌上，主食是红豆米饭，一共六道菜：奶油鱼头、拔羊肉、干煸豆角、炒瓢儿菜、小干鱼、炒腌芥菜。菜不很丰盛，但已很不错了。此前，毛泽东已经立下规矩，即宣布实行“三不主义”：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即使是小范围请客吃饭，厨师也不敢违反规定，只是菜里多点油星。

开饭时，大家没有像往常一样地欢声笑语祝贺毛泽东生日快乐。因为整个饭局气氛沉闷，毛泽东不时提起全国经济的紧张局势，提出让大家下乡调查情况。他心里牵挂的是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毛泽东就是这样，心里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哪怕是自己的生日。

毛泽东倡导清廉如水的党内风气，从其严禁祝寿送礼之风的制度建设，从他不为自己祝贺生日、不请客送礼的办事过程，可见一斑。

但是毛泽东十分敬重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老战友。1937年初为徐特立祝寿和1946年底为朱德祝寿，在党内外传为美谈。前后相隔10年，毛泽东在给徐、朱二老祝寿，对二老都有很高的评价。

在对徐特立老先生的祝寿信中，毛泽东满腔热情地写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他赞扬徐老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以十分积极的态度加入共产党，并且在党内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各方面是全党的楷模和表率，称赞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祝愿他长寿，祝愿他“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1946年冬天，战争的乌云笼罩在延安上空。党政军民一面紧张地备战，一面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日常的工作和生产。12月1日，朱总司令生日那天，中共中央机关在中央大礼堂为他祝寿。毛泽东举杯祝酒说：“今天我们在这里为总司令祝寿，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是主张不打内战的表示。”他满怀信心地祝愿总司令健康长寿，为未来革命事业的胜利干杯！

我们看到，毛泽东严禁党内祝寿送礼之风，并严格自律，其用意是在党内外、在全社会树立一种勤俭节约、清正廉洁的新风尚，反对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和铺张浪费的不良习惯，是站得高看得远的移风易俗之举。毛泽东倡导的这种优良作风和社会风气，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大力提倡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