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之风

第一节　“清议”之风

豪族地主势力是东汉政权的支柱，而它本身又分裂为不同的集团，包括皇族集团、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关陇集团、儒学集团等。各豪族集团共同压迫剥削农民，共同反对庶族地主。不同豪族集团又各有特殊利益，互相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围绕着争夺权力的斗争，不同集团相互结合而又分离，个别分子依违动摇于不同集团的现象更是随时出现。

和帝以下历代东汉皇帝都是短命夭折，下一代皇帝都是幼年即位。这些小皇帝往往由外戚拥立，实际权力都落到外戚集团手中，皇帝成为外戚的工具。当小皇帝成年之后，为了摆脱外戚控制，又往往依靠宦官势力消灭外戚权臣。这样，实权又落入宦官手中，皇帝又成为宦官的工具。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两个集团交替掌握政权，皇权成为他们争夺的对象。在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纷争的影响下，东汉政权日益腐败，走向分崩离析。

东汉实行察举、征辟制度，被举、辟的士人便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相互结成封建宗法式的政治关系。由于提倡经学，东汉还形成一些累世治经学的豪强家族，有的甚至累世皆为公卿。这是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官僚集团在东汉后期也是一股政治力量，但没有像外戚、宦官那样成为争夺皇权的主力。

安帝、顺帝时相继扩充太学，笼络儒生，顺帝时太学生多至3万余人。地方的郡国学和精舍（私人学校）学生数量更多。太学生多出自豪族家庭，他们本来与官僚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是官僚队伍的后备军，自然与官僚集团的政治态度一致。

在这样的背景下，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清议之风，从品评人物发展到议论国事，对东汉后期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太学很自然成为清议的中心，而善于清议的人被视为天下名士。当时窦武、刘淑、陈蕃被标榜为一代宗师，号称“三君”；李膺等八人被标榜为人中英杰，号称“八俊”；郭太等八人被标榜为道德楷模，号称“八顾”；张俭等八人被标榜为引导他人追随宗师的人，号称“八及”；度尚等八人被标榜能以财救人，号称“八厨”。这种品评实际上只是官僚集团的“公论”。

当时的太学生受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的震动，深感东汉王朝有崩溃的危险。他们认为外戚、宦官的黑暗统治是导致政权危机的主要原因，力图通过清议反对外戚特别是宦官势力，以挽救东汉统治。属于“三君”之一的陈蕃和属于“八俊”的李膺、王畅受到太学生的特别推崇。清议主要攻击宦官势力，引起宦官集团的反击。宦官势力诬告清议人物“共为部党，诽讪朝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后汉书·党锢列传序》），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震怒，东汉统治者于是大肆镇压，这就酿成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和灵帝建宁二年（169年）迫害“党人”的事件，即有名的“党锢之祸”。两次“党锢”延续18年之久，大批官僚、士人遭到迫害，直到黄巾起义发生后，“党人”才被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