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的迷思

每个时代都有自命不凡的清流，清流的见解与主张叫作清议，北宋人司马光批评清议是“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清议惑人，自古而然。今天清议依然活跃，面目与做派一如它的祖先，还是那样八面玲珑、妩媚动人，极能蛊惑人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社会成员大多有了很强的主人翁意识，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也都乐于积极建言。肯定、否定，赞成、反对，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认识不一致是正常的，但清议激昂慷慨的发声，貌似立足于公理，其实包含极大的偏颇，且能产生严重的误导，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清议选择话题颇有机巧，稍不留神就能让人中招。譬如，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杭州有人称如果选他当市长就要将杭州所有的洗脚馆都改成图书馆。乍一听，精神为之一振，觉得改得好，改得很文化，大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顺着这个思路观察社会，似乎还有很多可改。但想着想着，又觉得不大对头。洗脚馆、桑拿馆按照市场规律经营，在商言商，商人看到的是保健的需要与其中所含的商机；一旦改成图书馆，性质变为公益，投入不计回报，经商转为慈善，谁愿意做这样的赔本买卖？如此看来，洗脚馆转型的事只好由政府来担责了。但政府的钱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今都说要减轻纳税人的税负，废一个洗脚馆就要建一个图书馆，只有增税，一增税，税负就轻不了。洗脚馆改成图书馆还有一件让人头疼的事，那就是如何安置洗脚馆的员工。洗脚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创造了不少就业岗位，洗脚的总不能像小品演员黄宏在喜剧小品里说的那样，放下修脚刀就去拉双眼皮。图书馆有采编、有流通、有网络、有信息、有管理，术业有专攻，洗脚的多半做不了，做不了就得失业。现在地方政府都把增加就业当作任期目标，岂可随便砸了洗脚工的饭碗，将他们驱入失业者的行列？

洗脚馆改成图书馆并不可行，相信那位慷慨陈词的先生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不明底里，强不能为能，那是无知；知其不可为强欲为之，那就是别有用心了。什么用心，简单地说就是北宋人司马光批评的“邀誉”。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十一提到东汉末年的清流南阳人樊英。此人隐于当地的壶山，以学行名著海内。皇帝几次征辟，都被他辞谢，这样一来二往，樊英更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朝廷也便下了更大的征辟决心。结果高官厚禄，还真的将他请了出来。面对当时紊乱的朝政，樊英未曾贡献什么“奇谋异策”，同时人张楷讥他“享受爵禄”却“不闻匡救之术”，李固一针见血，称：“处士纯盗虚声”。司马光因此感叹清流人物貌似清高，其实“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名与实反，心与迹违”，肚子里并无真才实学和匡补的本事，却装了不少见不得人的肮脏东西。清流工于心计，工夫都花在了如何沽名钓誉上头。前人早就看穿了清流“互相题拂、激扬名声”借以自重的私心，今人当然更不能偏听、轻信，随便受其摆布。

清流历史悠久，代不乏人。善辨风向、投人所好、惯于操弄似是而非的言说是清流的强项。时局稳定、政治清明，清流的活动空间受到了压缩，社会动乱，时局不靖，清流便有了大展拳脚、兴风作浪的机会。清末中国内忧外患，各个政治阶层都在思索救国之道，并努力将各种设计付诸实行。清流袖手一旁，却善于说三道四。立宪派要改革，他们称这是乱党篡政，背弃祖宗成法。洋务派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发展近代工业寻求自强、求富之道。清流则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发语铿锵，似乎很有道理，其实只是哗众取宠，自己什么也不做，别人什么也做不成。清流将舆论造得好好的，实干家如何措手？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清政府腐败无能，备受列强欺凌，战败乞降，只能与人签订城下之盟，受命谈判的李鸿章等人也因此背上了卖国的罪名。清流穷追猛打，肆意攻击，自己却不敢上阵拼杀，又完全无视弱国外交的艰困——难道吃了败仗还要别人倒过来割地赔款不成？梁启超与李鸿章政见不同，但对李的遭遇极表同情，他不辞劳苦，撰写《李鸿章传》为传主洗刷不白之冤。晚清名人王阎运也亲致挽联，有意为李辩解，联句是：“分陕兼一相之权，今古师臣无与比；专阃制四夷之外，夙宵忧惧有谁知。”甲午、辛丑，距今已逾百年，而今国运昌盛，人们终于有了平静面对古人的从容，背了百余年骂名的李鸿章若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

清议貌似占据了道德高地，其实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袁宏道《送江陵薛侯入觐序》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古国家之祸，造于小人，而成于贪功幸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他以生病为例，“冀病之速去也，而纯用攻伐之剂，其人不死于病而死于攻。今观侯之治荆，激之耶，抑调之耶？使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贪功幸名之药毒天下也审矣。”今天的清议走的也是前人窃名贪功的老路。譬如在与周边国家的主权争议中挑战国家冷静应对的准确立场，一意表达好战的言论，仿佛一涉领土争议就要打仗。国足在比赛中惨败，有人乘势落井下石，把中国足球积累已久的问题全都归结为外籍教练的选聘上，意思要足协不遵合同。恩格斯曾说，真理一旦越出它适用的范围，就会发生惊人的变故。清流的言说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思维方式极端，早已越出了合理的范围，但因其戴着正确的面具，多发惊人之语，足以制造混乱。

处士横议是古今通例，清流置身事外、不负责任，遂能轻易言说、四面出击。在清议的夹击之下，即使想要做事，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做好了不见清流说好，做事出现了问题，立马陷入一片唾骂声中。清初学者王夫之对清流的行事方式深恶痛绝，他认为国家应该立法，让谏官专任言事之责，不允许旁人随意指责朝政，这样才能让官员们放手实干。三十年前中国搞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经济特区，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因为不合于“阶级斗争为纲”的老例，处处遭受清议的非难。邓小平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实干家，深知改革的艰难，撂下一句狠话，叫作不争论。斟酌意思，不只自己不争论，别人想说，也随他去。你想想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无古人，要想一点弯路也不走，怎么可能？那就只有置清流们的议论于不顾，横下一条心：走自己的路。这样的决断也适足以显示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的睿智与果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