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复旦人，终生受其益

一朝复旦人，终生受其益——翁巨扬校友访谈录

本人受聘复旦大学讲座教授（左一为本人）

翁巨扬，男，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1989年1月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获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迄今为止，发表论文150余篇，专著1部，同时获得2项美国专利。

1966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时，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虽然上海比起其他城市的武斗情况相对安全些，小学也没停课，但教学秩序下降，教材大幅度删减，“读书无用论”盛行。我爸爸那时在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学校当教导主任，被当成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来批判，学校有批判他的大字报专室。他为了让我少受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要求我每天下课后先完成他专门为我制定的一套体育锻炼计划，然后抄写和背诵《毛主席语录》。记得那时我每天迎着上海寒冷的冬风，在马路上长跑，回到家里再绕着方桌转圈，口里鹦鹉学舌似地背诵“最高指示”。爸爸每周日才回家一次，检查我的完成情况。就这样，我把整本《毛主席语录》抄写了一遍，背诵了一遍，体质也增强了。当时我只是隐约地明白爸爸期望我以后能有出息。

体育锻炼、抄写和背诵《毛主席语录》渐渐地使我养成了自强自学的个性，在这一点上，我现在打心底里感谢父亲。在我个性形成早期，他在刻苦向上的意志和阅读记忆的能力方面为我作了导向，使我能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对各门学业有很浓厚的兴趣，不论是数学、物理，还是语文、写作，并且每星期参加业余体校的田径训练。中学班主任把我称为“一面红旗”，鼓励全班向我学习。1974年在上海市淮海中学毕业前，我已经担任由6个班级组成的团总支的副书记（书记由教师担任）。但毕业时，由淮海中学工宣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决定“服从组织分配”，我被留校当了一个不起眼的、不能教课的校办工厂青年工人。我想上大学，可这个愿望显得遥遥无期。

淮海中学校办工厂是当时上海中学教改的典型，主要产品是盘式教学用录音机。在那儿当青工期间，我有幸在金工车间、机械车间和电子车间工作锻炼，得到了难得的跨学科的实用工程知识和技能。因为工作的需要和想上大学，我自学完了数理化自学丛书和美国高中的物理学教材。

1977年，邓小平复出，高校恢复招生，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是我的第一志愿，这是出于我对新兴电子技术的兴趣以及感觉计算机在未来运用的重要性。由于一直注意自学，又在中学工作，准备高考的条件很有利，我考完后感觉很好，是脚跳着、心唱着进家门的。后来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第一志愿。

复旦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成立于1975年，是全国第一个计算机科学系。那时计算机在中国还是新鲜事物，加之其技术革新非常快，我们专业课缺教材、最新资料，又缺实验条件，整个系只有一台可供教学使用的计算机，只有上“算法语言”时才有上机实习的安排。打程序用的是穿孔纸带，不仅费时费劲，还易出差错。上“编译器”课没有写编译器的条件，上“操作系统”课没有写操作系统的条件，和现在几乎每个学生人手一台计算机比起来，可谓天壤之别。但是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77级聚集了10年的精华，从提前一年入学的跳级生到老三届，大家学习都很刻苦。

给77级上课的教师都是系里的头块牌子。譬如上数学分析课的老师是基础教研室的带头人，他对我们的高要求给我印象很深。那门课我们用的教材是为工程专业编写的《高等数学》，不太强调证明技能，但老师是按数学系培养证明技能的课程设置来教的。一堂课下来，我们惊讶地发现在课本上找不到课堂上教的内容，得靠抄下来的笔记来复习，这是我第一次尝到课本上找不到课堂内容的滋味。后来我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上课，这现象已是家常便饭。到复旦后的第一个期中考试中，试卷发下来同学们一看，都感到考试题目难，和教材上习题的难度大相径庭。经过这场打击，我去图书馆借了前苏联出版的数学专业用的多卷本《数学分析》和厚厚的《数学分析习题集》，一头钻了进去了。期中考试后，老师改用了复旦大学数学系编著的《数学分析》作为教材。有前苏联版的《数学分析》和《数学分析习题集》打底，我看到了这本《数学分析》是怎么浓缩和提炼了前苏联的多卷教材的。结果，第二学期末，我得到了满分。从此我就有了比课本和课堂上教的学得更深一层的习惯，如在学《普通物理学》时，我看的是物理学专业的教材。这“更深一层”的习惯不仅给了我需要的知识基础，还是我日后在美国治学和研究的有效方法之一。

当时出于加强数学功底的目的，我还旁听了数学系的“泛涵”，没想到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很有用。我推荐有意从事信号处理、图像处理、模式识别、机器智能的学生在大学中应该必修《泛涵》。

大概因为是开放早期，复旦那时的社团不多，只有党和团组织。我们进入高年级后，有了学校和系的学生会，学生会会长和干事等是由学校和系领导推荐的，我当过系学生会和校学生会管文体的干事。通常晚饭后，大多数同学都去教室自习去了，我还得组织学校的节日表演会、游艺会，系里的运动会等。在学习那么紧张的情况下做学生会工作，有些“不务正业”的感觉吧。但现在看来，这正是锻炼自我能力的很好机会。

我非常同意大学生的教育应该是素质培养。在复旦大学的4年本科，高标准的基础理论教育给了我扎实的数学基础和刻苦学习的习惯，校田径队的训练和比赛给了我强健的意志和体格，参与学生工作给了我社会能力。复旦的培养赋予了我如此优秀的教育背景，加上谢希德校长和其他教授的推荐，毕业后，我有幸被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录取。

在伊利诺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举行的入学新生数学考试中，我的得分是最高的，可见复旦基础教育的质量。开学后，基础理论课我没有问题，只是最初语言听力和专业课比较累，这和国内专业课条件落后有关。我在伊利诺斯大学博士期间保持了5畅0的全优平均分。在那里的学习经历让我最有感触的是研究上的独立。导师除了给我推荐了第一个研究提目，之后学习研究所需要的知识、理论性质的建立和证明，直到实验设计和期刊论文写作，都是我独自安排和完成的。此后，另外5篇期刊论文，连题目都是我自己找的，这大概也是我在复旦养成的学习主动性的延伸吧。博士毕业后我到密歇根州立大学当教授，在美国带头开创了一个叫做“计算自主心智发育”的新研究领域，并得到一系列原创性研究成果，现在已经有定期的国际会议和期刊。在我们的推动下，IEEE计算智能学会去年建立了自主心智发育技术委员会。

2003年12月，我被复旦大学特聘为讲座教授。有幸为复旦报答学子之心，我感到很荣幸。复旦大学的教师和学生都是很杰出的，但一个大学要办好，不仅要引进最新的科研方向，还要引进大学的管理。赶上世界一流大学，关键的是引进世界一流大学一套完整的花了几百年磨合而得来的办学方法，并结合中国的实际。

对于国内大学的发展，我想结合自己的研究来谈点建议。我研究的“计算自主心智发育”中，有“发育程序”这么一个概念。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它的发展机理，特定环境下，所有发展机理的总和与运行规则称为“发展程序”，生物的发展程序就叫做“发育程序”。每个国家，每个学校，也都有一个发育程序。国家的发育程序是它的宪法和法律，学校的发育程序是本身的规章制度加上国家的发育程序。一个国家的强盛繁荣在根本上取决于发育程序，学校亦是同理。美国大学的发育程序有这么些特点：多极化，各系有很大的财政权和筹款责任；教师队伍竞争机制，3年再聘和6年副教授是辞退非优秀者的关口，每年加薪的幅度也由很细致的多评判尺度来决定；学生队伍竞争机制，没有补考，平均分低于标准就自动离校。他们的先进之处就在于发育程序。所以国内大学要进一步发展，提升水平与国际接轨，关键是要引进先进的发育程序。但是引进发育程序没有引进技术那么容易。倒不是难在引进的价格，因为发育程序作为一套体制是公开的，无所谓价格，难的是国人如何理解到发育程序的作用和重要性，这就需要大学的学者们指点迷津了。复旦大学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中首屈一指的综合性大学，有脑科学、机器职能学、法学、管理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等和发育科学相关的雄厚学术力量，可以为发育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承担起重要责任，起智囊作用。

和上海一样，复旦大学近年来变化很大，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可喜成果，科研的发展很迅速，在办校方法上，也取得不少令校友们欣慰的进步。复旦经历了100年祖国和世界各国发育程序的变迁，她尊重科学，用无偏见的态度来研究我们的世界，用探索得来的新知识服务于世界，我觉得这就是“复旦精神”吧。

（采访整理：姚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