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见不除，必受其障碍

胡适的家乡徽州绩溪，理学甚盛，胡适自小就见自家门上贴着“僧道无缘”的字条。然而胡适的母亲是虔诚的佛教信徒，乡土中又流传各式玄而又玄的因果报应故事，于是小胡适对宗教之说，总是将信将疑，多少带着一点成见。

11岁时，胡适温习朱子的《小学》，念到一段司马温公的《家训》，其中有论地狱的句子：“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锉烧舂磨，亦无所施……”胡适把这几句话认认真真读了几遍，高兴地直跳起来。据他在《四十自述》中回忆说：

“目莲救母、玉历钞传等书里的地狱惨状，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觉得都不怕了。放焰口的和尚陈设在祭坛上的十殿阎王的画像，和十八层地狱的种种牛头马面用钢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下油锅，抛下奈何桥下去喂饿狗毒蛇——这种种惨状也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现在觉得都不怕了。”

从中不难看出，胡年少时对宗教的态度，与其说是有几分信仰，不如说是出于对那些恐怖故事的畏惧。理学书籍使少年胡适勇敢地打碎了宗教的枷锁。在12岁时，他甚至有了打毁三门亭神像的“壮举”。后来他到上海读书，接触西方自然科学，更热衷于追求科学真理。等到去美国留学，师从杜威，他又成为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时候的他，对佛教的成见就更加深了一层。他站在无神论的角度上、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佛教，譬如15岁时就曾在《竞业旬报》上表达过对因果报应说法的怀疑：

大约这因果二字是有的。有了一个因，必收一个果。譬如吃饭自然会饱，吃酒自然会醉。有了吃饭吃酒两件原因，自然会生出醉饱两个结果来。但是吃饭是饭的作用生出饱来，种瓜是瓜的作用生出新瓜来。其中并没有什么人为之主宰。如果有什么人为主宰，什么上帝哪，菩萨哪，既能罚恶人于既作孽之后，为什么不能禁之于未作孽之前呢？……“天”要是真有这么大的能力，何不把天下的人个个都成了善人呢？“天”既生了恶人，让他在世间作恶，后来又叫他受许多报应，这可不是书上说的“出尔反尔”么？……总而言之，“天”既不能使人不作恶，便不能罚那恶人。……

这种说法没有摆脱他少年时代接触过的范缜、司马光等人思想的影子，他依旧对佛教的因果说法怀有极大偏见。

如果胡适一直纠缠着这份偏见不放，可能也就不会有他在日后对佛教的研究结果了。但是胡适突然明白，成见左右了他对佛教的看法，使得他不能够客观地从中分析提炼出科学的论断。于是他重新审视佛教，带着兴趣去研究，完全摒弃了对佛教的成见，最终使得他对禅宗的透彻理解，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对世界各国研究禅宗的学者们起着莫大的影响。

当他摆正心态，客观研究了佛教之后，得出的真理也愈发让人信服。胡适认为并没有什么生命的主宰来实施这因果报应，如果有，他就不该让恶人来世上作恶，而应把天下人都生为善人。生命出于偶然，各有各的光彩，当一朵又一朵的花儿在枝头绽放，谁也不知道它们的生命最终会走向哪个方向。纯洁的花朵何罪之有？难道仅仅说一朵花被吹落粪池，就说它前世作了孽；而另一朵花有幸被美人拾撷，就是它前生积了善缘？这些说法显然是荒诞不经的。

生命本无善恶，成见源于我们狭隘的视野和内心。生命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是一个顺其自然的客观的过程，不为所谓的成见所累，对人对事都有一份宽容，才能快乐地在阳光雨露的世界中翩然走过。